（一）追求当下性

当前文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是与当下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是与社会广泛流行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流行密切相关的。上面所说的社会问题如何变成为文学理论问题呢？这就要找到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域，找到自身的切入点。换言之，文学理论是文学的理论，而非政治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必须把社会问题通过一种途径，一种转换，把当下社会问题变成为文学理论问题。例如，“五四”时期，鲁迅等根据当时社会的状况，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就成为了文学理论的有效话语。“五四”时期的一整套文学理论话语，如白话文运动话语，平民文学话语，文学真实性话语，文学与革命关系话语，等等，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因此文学理论就必然具有时代性。

今天，我们亲身感受到当下的社会问题，但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社会问题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就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提出了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不久《读书》、《东方》、《文汇读书周报》等报纸、杂志上也纷纷发表文章参与了讨论，这就是人文精神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涉及了人文精神危机、人文精神内涵和人文精神重建等问题。但可惜这次讨论未能持久。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针对在商业大潮中文学失去了真善美的品格而提出来的。1995 年，钱中文在《文学评论》发表《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提出了新理性精神。后面钱先生又多次发表讨论新理性精神的文章，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探讨在物的挤压下，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呼唤新的人文精神。这是很有意义的话题，但遭到了某些人的批判。1998 年笔者在央视“百家讲坛”作《走向文化诗学》的讲演，也是植根于当下现实土壤中的文学理论，呼唤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来对抗现实的种种社会弊端。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在这期间，曾永成、鲁枢元、曾繁仁等提出并论证“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针对现代工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做出了理论建构的努力，但关注的人仍然不够。新世纪以来，陶东风率先发表文章，提出了犬儒主义问题，有点重提“国民性改造”的意涵，问题具有当下性，值得讨论。我这里回述文学理论界为文学理论的当下性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意在希望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更加关切这些问题，即使这些问题的论述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们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去完善它，而不应被淹没在众多的无意义的话语里，或遭到嘲弄和摒弃。我们要分清楚今天文学理论中，哪些话语是具有当下性的，哪些是不具有当下性的，要给予具有当下性的文学理论话语足够充分的关注。

（二）加强学科关联性

有一段时间，我们为文学理论要不要“越界”进行讨论，其实这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版图是无比辽阔的，只要你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和文学活动，那么就会有辽阔的空间。我一直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类精神活动之一，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或者说是人的特性的最充分最自由的展开。这些论点基本上成为人们的共识，无须再作论证。那么，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或特性是什么呢？我以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建立起了两种独特的、动物所没有的关系。首先，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成为了一种具有主体意识的特殊的动物，并与其对象世界建立起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其次，在形成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同时，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也得到了发展，并建立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如果上述关于人的本质和特性的理解符合实际的话，那么作为人的本质和人的特性所展示的人类活动，就既可在主体—客体关系的“认识论、价值论轴线”中得到解释和评定，也可在个人—社会关系的“社会学、心理学轴线”中得到解释与评定。文学活动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充分的、自由的展开，则应在上述两根轴线的交叉所形成的“力场”中得到解释和评定。过去人们探讨文学的问题，往往只从一个单一的角度切入，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把握文学的整体结构和多元性质的认识网，不可能在文学的全部多样性、复杂性中去把握文学的问题，因此，文学就像泥鳅一样一次再次地从人们手中滑走。现在，我们必须改变做法，把文学放置在人所具有的主体—客体系统、个人—社会系统所交织而成的认识网、价值论网、社会学网、心理学网中去考察，把单视角变成多视角和跨视角。点变成线，线又变成面，变成整体，这就为我们在文学的全部多样性的整体中来把握文学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我们从这条轴线交叉的观点来理解文学活动，那么文学的版图不但十分辽阔，而且所涉及的与它密切关联的学科也很多。文学理论不论有无危机，我们都应与别的学科进行关联性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美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符号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人类文化学，文学与民俗学，文学与宗教学，文学与经济学，文学与传播学，文学与翻译学，文学与艺术学，文学与科学，等等关联性，都可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通过这种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就可以进入文学版图的各个省区。其意义是：（1）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之根，通过这种跨学科的关联性的研究，一定会扎得更深更广；（2）关联性的研究必然具有综合性的品格。当人们把孤立的事物，重新整合在一起，做出关联性的考察，就有可能从中找出事物的共性，关联的方式和功能；（3）关联性强调整体性和关系。关联性的研究可以拆散固定的概念，寻求新的关系，正是目前研究者超越、开辟未来，重新认识文学世界的新作为。

（三）提倡历史语境化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文学理论看成是一个逻辑结构的系统，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一味重视概念、范畴，一味注重判断、推理，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了历史的根基。特别是我们编写的教材，差不多都是逻辑结构系统，没有历史感。其实文学理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真正的文学理论必须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此，我们按照一个理论主题，搜集古今中外所有相似相同的观点，并把它们连缀在一起，构成所谓的论文，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因此，一定要使理论历史化，或者叫做重建历史语境。

重建历史语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古今中外似乎相同的观点，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各自有不同的意义。我们的连缀工作，可能是扭曲了原来的意义，或与原来的意义相去甚远。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王国维的“境界”说。王国维在晚清那样面临亡国灭种的时期，他标举词的“境界”说，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们一直不甚清楚。过去我们的做法是按照王国维说过的只言片语，说“境界”就是“情景交融”，或说“境界”就是“虚实相生”，或说“境界”是“诗画一体”，等等。一旦真的要重建王国维“意境”说的历史文化语境，所面对的问题就复杂起来，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原有的历史已经无法寻找，已经变成为一个“文本”，不同的人对这个“文本”的解读，可能完全不同。但我仍然坚持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我们才会真正地理解概念或范畴的意义。“重建”就是要重新从“无”中发现“有”，从原始性中发现现时性，从复杂性中发现一致性，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从暂时性中发现规律性。所以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并不是拼凑陈旧的琐碎的历史故事和趣事，重要的是发现历史发展或转型的规律，其中也包括大规律中的小规律。“历史文化语境”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