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发表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

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再与世界隔离，当代中国文学也不再与世界隔离。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受到外国作家和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文学和理论潮流也进入中国，受到中国作家和理论家的关注与研究。文学创作界和理论界这种互动是空前的。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应有的环境与氛围。特别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更推动了这种互动的过程。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在这种新的开放的环境和氛围中，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凸显出来了。

文学的世界性是多元的聚拢，是世界各民族文学丰富性的结合。这里没有霸权，没有独尊，没有“一言堂”，没有“你死我活”，有的是对话。对话是生活的本质，也是现代性的本质，理所当然也是文学世界性的本质。换言之，文学的世界性我更喜欢把它理解为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平等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可能有同质性的成分，也有异质性的成分。其中我认为异质性的成分是更为重要的，各民族都把反映本民族生活最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拿出来，那么全世界的读者就能欣赏文学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就能听到众声喧哗的奏鸣曲。如果说文学的世界性是大海的话，那么不拒众流方能成其为大海。如果文学的世界性“好的很”的话，那么，“好驴马不逐队行”，这是明末清初王夫之说的一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在世界文学的大海里，具有民族性的成分越多，各具特色的东西越多，那么文学的世界性也就越强。即使是普适性的东西，如关注个人自由、社会公正、生态文明，关注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一句话，一切衔接世界文学的主题，也要有不同的描绘，不同的情调，不同的韵律，不同的色泽。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世界性，那么当代中国文学怎样才能具有世界性呢？那就要尽量拿出中国自己的特质来。就是说，我们只能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的独特性走向文学的世界性。

那么在走向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上，我们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检讨中国当代文学有哪些不足，妨碍了我们走向世界？我认为必须深入回答这些问题。

自1978年以来的新时期三十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品，特别是80年代初、中期，每一篇优秀作品的产生，都引起了轰动效应，人们争相阅读。作品中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艺术如潮水般涌到读者的面前，让人倾心，让人激动，让人难忘。但90年代后，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比较优秀的作品也时有涌现，然而总的说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加上影视等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所形成的“挤压”，文学或多或少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吸引人的魅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得各类奖项的作品大大增加，读者却掉头不顾了。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是不是文学在电子媒体的挤压下真的要走向终结？我认为不是。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大部分太平庸，不能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太缺少新的元素，不能紧紧地吸引人的眼光。

所以我认为，文学创作如何增加时代的精神新元素和艺术新元素是提高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的文学如何能更好具有文学世界性的关键所在。

关于新的思想精神元素的深刻发现。深刻地钻研和理解当代中国极其复杂的生活，应该是作家们首先要做的功课。在新的世纪，中国的现实与80年代、90年代完全不同。我们面临一系列的“双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所发生的一些官员以权谋私、贪腐等现象。如为了发展经济，不能不开发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有限，过度的开发已经让“自然”在哭泣，这又是一对矛盾。还可能举出贫穷与富裕、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提倡集体主义与现实中的个人主义，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要解决的问题，但也是作家们面对的问题。问题是作家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人文的视野，自己的诗意的深度，自己的艺术的把握，并从中提炼出新的思想精神元素来。想想看，我们中国的水利建设规模世界第一，为此而产生的移民，其规模也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创作出像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告别马焦拉》那样的震撼人心的作品了吗？拉斯普京的作品认为建筑大坝、水电站是应该的，但那么多农民背井离乡就应该吗？农民对世代生养自己故乡的哭泣就没有价值吗？农民对失去自己爱恋的老家而愤怒就没有价值吗？作家完全可以与经济学家、水利学家的想法不同，对于生活可以有自己的基于人性的深刻理解，有自己基于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质疑。我们也写战争题材，出现了《**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被一些人认为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但说实在的，我的看法只是“及格”而已，其中并没有很多新东西，只是在突出主人公的个性上着了点墨，而且这几位主人公无一例外都违反纪律，不断用脏话骂人，作品仍然缺少新的动人的精神元素。苏联同样是写战争题材的作品，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拉斯普京的《活着，但要记住》等众多作品，既充分地描写了战士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又深情地描写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无可挽救的精神创伤，作品所带给我们的感动令人久久不能释怀。苏联这些作品写得好，就因为他们在1956年有一次思想“解冻”运动，重新确立了文学创作的新路线，这种新路线体现出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的思想精神元素。难道我们的作家不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吗？通过这种比较，就会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不足。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可以与俄罗斯当代文学对话，写出属于自己的战争文学来呢？如果真正是属于自己的，那就一定有独特的浓郁的民族性，让外国的读者觉得新鲜，觉得喜欢，觉得感动，就像我们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那样，让世人惊叹中华文化的宏伟和壮丽，并使他们激动和震颤，我们的文学创作要是也能做到这个水平，那么也许我们的文学就有了世界性。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要注重具有新质的人物形象的创造。人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人物的创造是文学叙事的中心。人物是小说的栋梁。人物的精神、性格、命运总是吸引读者的最重要的艺术力量。作家应该在人物塑造上面推出新的元素。莎士比亚也许只需要创造出一个哈姆雷特就够得上世界级作家。曹雪芹只需创造出贾宝玉和林黛玉，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位最伟大的作家相媲美。歌德只需要塑造一个浮士德就享誉全世界。鲁迅只要塑造出一个阿Q就无愧于世界文学。海明威只要创造出一个老渔夫桑地亚哥就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可叹的是当代中国作家写了那么多作品，有几个人物形象能让普通读者记住？前面我所说的人物都是具有新质的人物，即在文学的人物画廊上别的作家不曾创造过的具有新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审美意义的人物。可喜的是2006年出现的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塑造了一个许三多这样一个士兵形象，这位许三多，看起来有点傻、笨、木讷，又缺心眼，凡事慢半拍，让人觉得他无论如何都要被淘汰，永远不会成功；但他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执着精神，一心一意的精神，锲而不舍的精神，不会就学的精神，毫无私心杂念的精神，独立不依的精神，不争强却好胜的精神，不吹牛拍马的精神，不推诿责任的精神，不计较报酬多少的精神，不计较别人嘲讽的精神，遵守纪律遵守到“刻板”的精神……“许三多”是当代中国商业社会不同流俗的具有新质的人物。我们一生可能会忘掉文学作品中许多人物的名字，但我想“许三多”这个人物名字我不会忘记。但总的说，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中，让人们记得住的人物名字不多，我们自己都记不住，怎能让别的国家的读者记得住？当代中国文学世界性的不足也从这里显露出来了。

关于文学文体意识真正彻底的觉醒。文体这个概念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但大致说来是一种文学语言体式，其背后反映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时代的、民族的精神。鲁迅生前就被人封了很多头衔，但似乎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有人叫他“文体家”，可见他对文体的重视。新时期文学中真正具有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屈指可数。严格地讲，只有汪曾祺、王蒙、莫言、贾平凹少数几位作家具有真正彻底文体意识的觉醒。也许还有一位，他是王朔。一切作品的题材、故事都可以从一个作家的笔下转到另一个作家的笔下，唯有文体属于作家自己，是不会被摹仿而转到别人笔下的。在我的小说阅读经验中，20世纪80年代只有三篇短篇小说具有真实的作家个人的文体，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和莫言的《红高粱》。这三篇小说的故事都很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受戒》不过写一个小和尚和邻居的一个小姑娘朦朦胧胧的爱意，《风筝飘带》则写男女两位知青回到偌大的北京，他们谈恋爱而找不到地方。《红高粱》的故事也不很曲折。但它们有文体，这种文体延伸为艺术性的发挥。具体地说，作家通过他们的文体，写出作品的氛围、情调、韵味和色泽，从而让读者似乎闻到春天时节田野里面泥土的新鲜气息，并展现出鲜活的生命的美丽。氛围、情调、韵味和色泽的重要性，常被一些作家忘记，其实它们的重要几乎等于文学的全部。汪曾祺、王蒙、莫言的这几篇作品注定成为新时期的翘楚之作。可惜的是我们多数作家并没有文体意识，或文体意识并不很强，他们只会用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编织故事。故事谁不会编？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会在闲暇的时候随便编出几个故事来。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只有文体几乎是不可翻译的。

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上这些也许都是一孔之见，肤浅之谈，不妥之处，请各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