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是由时代的由外而内的回归运动所决定的话，那么，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则是由时代的由内而外的解放运动所召唤的。

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新时代的又一历史行动，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深入人心，并化为行动。实践的洪流冲开了理论的堤坝。“联产计酬”、“承包”、“合资”、“特区”以及“一国两制”在马列的辞典里找不到，那没关系，让实践来证明它们是真理，让后来编辞典的人再加上就是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又一特征——“开放性”。在我看来，开放不应简单地理解成向外国开放。开放的准确含义是打破理论的封闭性，向生动的实践开放。实现由内而外的解放运动。我们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要追求理论本身僵化的完备，而是与社会实践的活的联系。

时代的开放性要求文学理论也向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开放。目前文学理论还缺乏一种内在的活力，它给人的是一种双重的印象。一方面，它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自满自足，给人以极其严整完备的感觉。对于那些准备考研究生的学生来说，是极其方便和适用的。而另一方面，当用它去分析新出现的文学事实时，就觉得无从下手，显得极其软弱无力和不适用。因此作家们一提到文学理论不是感觉莫测高深，就认为是一大堆概念在兜圈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双重性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把自己封闭起来，切断了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践的联系。一种文学理论只有在锲入正发展着的文学实践中时，它才能稍稍免除理论的“灰色”，而保持生命的“常青”。文学理论同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其活力只能来自实践。打破自身的封闭性，敞开通向实践的大门，这才是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没有一个有影响有建树的文学理论家不是面向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实践的。对德国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文艺理论家莱辛，他的理论成果不是根据某一个逻辑起点，抽象地推论出来的，而是对汉堡民族剧院的实践的批评和探讨。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苏联和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别林斯基，他的一系列文学观点的提出和阐发，都与对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文学实践的具体而深入的评论联系在一起。鲁迅没有什么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可他从那个时代文学实践出发做出的种种结论，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文学理论开放性的实现，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要正确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总是处于对立统一过程中。对立是经常的，统一则是暂时的。文学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每时每日都在产生新现象，涌现新矛盾，提出新问题。这样，旧理论与新实践就产生了矛盾。一旦与新实践相统一的理论建立起来，更新的实践又向它提出了挑战，于是又产生了矛盾。实践是无止境的，理论却是有局限的，理论与实践总是有矛盾的。诚然，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但实践有自己的腿和脚，它总不会完全按某种理论规定好的路子去走。这样，理论就永远在追赶着实践，并不断地在新的实践面前反省自己。这也许就是歌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的内涵！就拿创作方法问题来说，我们先前的做法总是想定于一尊，先是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又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稍有异议，哪怕改动一个字，重新作些解释，就被视为异端邪说，就被推到受审席上（想一想秦兆阳同志写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后的命运吧）。问题不单是提法的凝固不变，更成问题的是那作为规定的界说，也是僵化不变的。譬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用30年代产生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规定，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历史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两句话，少一句不行，改几个字也不行，作家都必须按这个创作方法去进行创作。后来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时用刘勰的“酌奇不失其真，玩华不坠其实”来界说，有时又用情智结合的说法来界说。有时又用革命的求是精神与革命的英雄气概相统一的观点来界说，界说虽有不同，但都力图把“二结合”看作是一堆既定的原则，脱离实际的概念，抽象的范畴，固定不变的规范。然而，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按事先规定好的既定的方法去创作的吗？用这种事先规定好的创作方法能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来吗？很清楚，这种创作方法理论并不是真正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而是按某种概念的需要人为地提出来的。由于这种理论远离创作实践，因此它的提出及规定，就不但不能促进文学创作实践，而且还妨碍了创作。不是吗？自从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理论之后，像茅盾、巴金、田汉等老作家就基本搁笔了，不敢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了。因为按过去的路子去写，很可能就要违背这种理论的规定。直到1978年，一直鼓吹创作方法理论的周扬同志才似乎明白过来，说：“不应当也不可能规定一个固定的公式，下一个固定的含义。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决不会按公式或定义去写作的。”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故乡的苏联，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的理论家解释不清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何物，深陷困境而不能自拔。人们在这方面无谓地浪费了许多时间不说，文学创作还因此受到了这种理论的束缚，在一段时间里，粉饰现实的、灰色的公式主义的创作流行。苏联作协主席德·马尔科夫也不得不承认：“那种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一些硬性规定的公式、标准指令和规章细则的观念也阻碍了我们理论的发展。”现在他们自己改了口，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意识，一种多方面地认识和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那么，开放到什么程度，譬如向不向西方的现代主义开放？于是有人又对此提出批评：“这一公式还需要说得更确切些。这个公式也可以被解释成这样：似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艺术中其他创作流派和方法所开创的形式都兼收并蓄了。”看来，问题又转回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有个具体的规定上面。一种文学理论如此转来转去，一再陷入困境，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创作方法”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就是脱离实际的，不科学的，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从古到今从未有过什么清一色的固定不变的“创作方法”。作家们是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感觉写作，而不是按什么既定的创作方法写作。如果说有什么“创作方法”的话，那是人人各异、个个不同的，是无法概括的。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概念，不是什么“创作方法”概念，而是思潮、风格、流派的概念。而且一般地说：是先有某种带有共同性的创作思潮、风格、流派出现，然后才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产生。至于所谓“创作方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做出什么概括。因为这种东西如果有的话，是千差万别地存在着的，是无法一一抽象的。就像一棵树上的叶子，大小、形状、颜色也不尽相同，却不必一一命名一样。连作家也只能说明自己的追求的潮流、风格，属于哪个流派，却说不清楚自己用了什么既定的创作方法。

文学实践如滔滔的江河长流不息。它永远会出现不符合习惯的、异样的、不合既定规格的、不合某种原理的东西，文学理论应该向新的事实开放，向无止境的文学实践开放。当遇到原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的现象时，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立即举起批判的旗帜；相反，倒是应该反省自身，在反省中更新自己，在更新中获得生命的活力。

第二，摒弃僵硬结构，建立弹性结构。

如果我们只是一般地议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把问题转向文学理论本身的结构，那么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就不可能实现。不能说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没有严整完备的体系。无论是60年代编写的教科书，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教材，都是有体系的，而且那体系、那结构，既面面俱到，又合乎逻辑。问题恰好就在于它的体系、结构太完备了，太自满自足了。新的观念无法在其中立足，新的问题无法从其中提出，以至于巨大的文学实践的洪流，也冲不破它那逻辑体系的坚硬外壳。哪怕稍稍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也显得极不协调。最终为了保持体系的完备，而不得不把新东西清除出来。不难看出，旧体系的抽象的自满自足是以失去同生动活泼的实践的联系为代价的。作为一种理论，一旦付出了这样的代价，那它自己的生命力也就很有限了。由此，我们应该获得这样的认识，不顺应实践要求，而单纯追求体系的严整、结构的完备，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黑格尔的《美学》的体系和结构严整不严整？完备不完备？严整极了，完备极了！它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作为逻辑起点，层层相因，环环相扣，演绎出了一个涓滴不漏，令人叹为观止的逻辑体系，作者力图赋予它以永恒的、终极的色彩。但是，人们一旦将其体系付诸实践，它就现出了原形——它脱离实际，漏洞百出，在实践面前，它的完备恰好是十分的不完备。这真是一种理论的悲剧。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提供终极真理的目标，认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1]认为“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2]。甚至认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3]马克思主义不提供永恒的非历史的终极的真理，不是说明自己无能，恰好说明自己脚踏实地和有远见。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特别是哥德尔定律证明：任何公理系统或者是不相容，或者是不完备。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实践没有走到它的终点（也不会有这样的终点）以前，任何一种理论要建立毫无漏洞、内部和谐统一的体系是不可能的，科学的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只能是富有弹性的体系。

就文学理论而言，摒弃僵硬的结构，建立那种“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的弹性结构，也应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我以为文学理论体系的弹性结构应是一与多的统一。“一”就是一元化，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只能有这一个基础，而不能有第二个基础。但基础也仅是基础，基础不能代替一切。我们要在这基础上向多种多样的实践敞开大门，向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东西敞开大门，提出一切可能提出的问题，回答一切可能回答的问题，这就是“多”。这种弹性结构可能是不完备的，不严整的，但由于它与实践保持生动活泼的联系，它肯于容纳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东西，具有扩张和缩小的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最完备、最严整的。

就当前情况看，要建立文学理论体系的弹性结构，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向实践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上面已说过了，此不赘述；另一个是如何对待从西方涌入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如“新批评”（还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表现论、符号论、接受美学等。它们的理论缺陷是明显的。但它们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新批评”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表现论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独特性的研究，符号论对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及其关系的新研究，接受美学对文学接受的研究，又都含有某些新鲜的、合理的、深刻的成分。这些理论与我们传统的理论是那样的不同，在旧的体系里不但容纳消化不了这些东西，而且必定会简单地贴上一个“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标签而弃之不顾。对于新体系的弹性结构来说，应该在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和鉴别的基础上让外国的一切有合理因素的理论，均有立足之地。在这种弹性的体系里，对立的两极能够对话，并达到必要的补充和必需的平衡。过去我们一见唯心主义就皱眉头，一见唯物主义就欣然接受。似乎只有唯物主义才提供了真理性的东西，而唯心主义则一无是处，一无可取。实际上，在历史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样，也曾提供过某些启人思考的东西。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说过，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它的能动方面。肯定了唯心主义的某些功绩。所以像过去的体系那样，动不动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唯心主义连同它的主观能动性理论一笔抹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爱因斯坦说过：“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与还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4]有人一定会认为这是脚踏两只船的机会主义认识论。实际上，爱因斯坦正是因为能寻找到沟通对立两极的桥梁，促使对立两极互补，从而克服了认识的片面性，才作出了伟大的科学贡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过：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西方也是一个有亿万人口的世界，他们要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学者不可能天天搞歪门邪道。西方学者中不乏严肃的人们，他们创建的学说也不乏真理之光。我们完全可以吸收和利用。当然，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在吸收和利用外来的东西时，我们要有眼光，要加以鉴别和批判。

[1]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2] ［苏］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页。

[3]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4] ［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