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呼唤，已经有好几年了。这种呼唤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时代的嬗变，使文学这块园地里，出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产生了许多令人困扰的新矛盾，提出了许多令人惶惑的新问题。当人们把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理论范式运用于当前的错综复杂的文学实践，企图去解释它时，就立刻发现新的实践往往已不接纳旧的范式，或者说旧的范式已往往无法介入新的实践。

按库恩的见解，科学发展是一种动态结构。科学的历史发展要经过四个时期。（1）原始科学时期。各种学派相互批驳、辩论是这一时期的特征。（2）常规科学时期。经过长期批驳、辩论，意见趋于统一，建立起“范式”。“范式”的确立，意味着科学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人们的研究不是改变“范式”，而是在已有的“范式”内作累积性的填充、阐释。（3）“革命”科学时期。“反常”现象层出不穷，旧范式在解释这些现象时，屡遭失败。人们对旧范式产生不信任感，要求建立新的范式。（4）新的常规科学时期。部分或全部抛弃旧的范式，建立起适应新的情况的新范式。在新范式建立之后，科学发展进入更高层次稳定发展的常规时期。那么作为一种科学的我国文艺理论，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库恩说：“面对着异例或危机，科学家对于现存的范式就采取了不同态度，他们的研究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互相竞争的阐释增加，愿意试试任何东西，表达出明显的不满，求助于哲学对基本原理的辩论，所有这些就是由常规研究过渡到非常规研究的征象。”联系到五六十年代建立起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大量的新的文学现象面前无能为力的情况，在说明问题时混乱的情况，不难看出，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理论正经历着扬弃旧范式并要求建立新范式的革命科学时期。建立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呼唤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然而，重要的还不是我们需要建立的文学理论体系，重要的是我们根据什么来建立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人们已经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新理论的框架，可是令人满意的、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理论体系似乎一个也没有。当然，这需要讨论、辩驳、论战，在经过长期的研讨之后，基本构想也许会趋于一致，到那时，一个或数个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框架可能会被人们接受。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重要的是找到建立新体系的根据。

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根据。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根据是时代。人们现在喜谈“超越性”，追求“超越性”，不愿像动物那样只有适应性，没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希望我们的理论超越时空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获得一种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普遍的终极真理。但这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过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条真理都有它出生的时刻，理论（包括文学理论）无论如何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受到时代的制约。而且理论也只有接受时代的制约，锲入特定时代的生动活泼的实践，才不至于很快过时，才有可能获得某种超越性。自由是对规则的认识，超越是对制约的顺从。有规则，才有自由；有顺从，才有超越。因为任何理论只有当它有特定时代提供的立足的事实时，它才可能有某种生命力，才不至于速朽。作为一种理论，其真正的超越性，只存在于它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要有无数“受制”，才能达到真正的“超越”。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1]，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至上”、“无限”，实际上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超越”。那么我们作为凡人，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只处在历史总进程的一个瞬间，我们所能达到的就是“个别实现”，因此我们的理论是“不至上的”，亦即非超越的，“有限的”。这个“限”，首先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限制。雄鹰诚然可以高高飞翔，但它能无限地高飞吗？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诚然是伟大的，但我们能离开伟大时代的制约而随意超越吗？一种理论的产生必须深深地扎入一个时代，吸足一个时代可能有的养分，并能充分地表现这个时代，在后代面前代表这个时代，它才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超越时代的局限。如果我们上面这些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要建立文学理论新体系，首先的问题是认识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的特征规定了文学理论新体系的性质。

[1]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