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再看庄子所谓的“登假于道”，我们便会有新的一层体会了。至于“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很可能就是灵魂乘着火葬的烟气升到了高空，自然登高不惧，下水不湿，入火不热，在摆脱了形体的束缚之后终于在天地之间一任逍遥了。

这真是一种饱含诗意的追求，仿佛“一旦脱离自然，我将永远不再以任何自然物体为形”。（叶芝《驶向拜占庭》的诗句）然而为了取信于人，总要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才好。

远古的例子譬如黄帝时候的宁封子。据晋人干宝的记载，宁封子是黄帝的陶正，掌管陶器制作，曾有异人拜访过他，为他掌火，在五色烟火中自由出入。时间久了，异人就把本领传授给了宁封子，后者积聚火势以自焚，随着烟气上下。人们察看那剩余的灰烬，还能看到宁封子的骸骨。（《搜神记》卷一）

更可考一些的证据当然还得在《庄子》本文里去找，于是我们会在《庄子·内篇·大宗师》里找到线索，其中讲述道的神奇，说傅说得道之后便有能力辅佐商王武丁治理天下，死后乘着东维星，骑着箕尾星，与众星同列。——对于这段内容，许多学者认为纯属神话，是后人添加的。但我们不妨关注一下紧承这段话的一句佚文：“其生无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遁，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19]虽然“其生无父母”不易理解，但我们至少知道，这里讲的，很像是道士们所谓的尸解升仙。

王骀的登假看来怕是升仙去也，古之真人的登假则是智识登假到了道了境界，取的是登假的引申义。这让我们很矛盾，智识上达于道又能如何呢？如果连御风而行的列子都属于未臻逍遥之境的有待，那么我们有待于吃，有待于穿，有待于房，连列子都比不上呢，何谈无待！或许还是该学王骀那样“择日而登假”，嘱咐儿孙把自己火葬了吧。

尽管庄子反复申说，死，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但常人还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死了才能逍遥，不但常人难以接受，就连庄子的学生们也想另外找个办法，于是有了《庄子·外篇·天道》这样一段解释：

夫子曰：“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形德仁义，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外篇·天道》）

这段话开头是“夫子曰”，显见是学生引述老师的话。那么，谁是学生，谁是老师呢？成玄英相信庄子的老师是老子，所以断定这个“夫子曰”就是庄子在引述老子的话。但庄子师承老子的说法如今已经不再被人采信了，而从先秦文献的惯例来看，这位“夫子”最有可能是庄子本人，而这段文字应当出自庄子的后学之笔。

难于推断的是，对“夫子曰”的引述到底结束在什么地方。依照王孝鱼先生的点校，一对引号囊括首尾，但我琢磨着引号应该结束在“非至人孰能定之”，学生在引过老师的言论之后，接下来自己做了一番发挥，而这番发挥正是对“至人”的描述。

按照我自己的标点来解释一下这段话的大意：老师（庄子）说：“所谓道，再大的东西也装得下，再小的东西也落不掉，所以囊括万物。啊，真是大不可围、深不可测啊！无论是赏罚还是仁义，都是精神的末迹，只有至人才能确定它们。”（按：能定赏罚仁义的不会是普通人，而是国君、天子。庄子在这里把至人摆在了国君、天子的位置上，所以接下来的发挥就是基于这一点的。）至人统治天下，责任当然很大，但就算这么大的责任也不会烦扰到他。天下人疯狂地争权逐利，但他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他守本归真，所以对天地万物都不上心。他通于道，合于德，摒弃仁义礼乐，所以心有所定。

至人对权力与利益全不在意，是为“无假”，即无所依托，无所凭借，也就是“无待”。因为至人的幸福生活并不是从权力与利益得来的，自然便对它们毫不介怀，来便来，去便去，无所谓。这对“无待”的道理已经算是阐释得很朴素了，我们当然可以照方抓药，通于道，合于德，不争权，不夺利：升迁的机会被别人抢了，无所谓；工资被老板克扣了，无所谓；孑然一身流落街头，无所谓。

虽然不必去死，但这毕竟也是太高的一种精神境界，难道至人就没考虑过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吗？——庄子倒是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庄子·内篇·逍遥游》）

这是很漂亮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尧去找隐士许由，想把统治者的位子让给他，但许由坚决不答应，并且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即“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是说小鸟在林子里栖息，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枝树枝，鼹鼠到河边饮水，所需要的不过是灌满肚子。许由的言下之意是，我就是想有张床睡，有口饭吃，这就够了，其他一概不需要，更别说你想把天下给我了。

看来许由算是个逍遥之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乘云气、御飞龙，倒像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这样的人，总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了吧？

的确，许由的仰慕者很多，他的这段话也经常被人引用。但仰慕归仰慕，引用归引用，这个标准依然太高，没几个人能学得来。如果我们又听到有谁在说“鹪鹩巢于深林……”，应该相信这就像一个疲倦的人抱怨生不如死一样，一般他是不会当真去死的。

许由的格言毕竟太漂亮，太有**力，但一个居然很深奥的道理是：我的确一顿只能吃下一斤，但这是一斤糠还是一斤肉呢，好像不太一样；我的确只能睡一张床的地方，但这张床是摆在贫民窟里还是摆在别墅里，好像也不太一样。另一方面，我的确一顿只能吃下一斤，虽然这只是一斤糠，但我愿意吃糠，问题只是，如果我家里只有一斤糠，我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吃到同样的一斤糠，我是不是就有储备的必要呢？古人的农业政策有所谓“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盐铁论·力耕》），所以，虽然我只有一斤糠的饭量，但我需要更多的糠，也许这就是贪婪吧。

贪婪是人的本能，也是动物的本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彻底地顺应天性，就有必要顺应贪欲。人之所以比动物贪得更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人的贪欲更大，而是因为人的能力更强。我们看看动物的世界，骆驼喝水，蟒蛇吃肉，一有机会就需要暴饮暴食，因为它们没有水桶和冰箱，只能靠身体来多做储存。这个道理似乎庄子自己也明白的，所以才说：

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人之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庄子·杂篇·徐无鬼》）

大意是说，脚踏在地上的地方虽然只是很小的一块，但如果不依恃那些没踩到的广大土地就没法走路；人知道的东西虽然很少，但可以依恃那些不知道的东西来认识天道。

庄子和惠子也有一段类似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

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庄子·杂篇·外物》）

惠子批评庄子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辩解说：“知道了无用才能谈有用。天地是如此的广大，而人所占用的不过是一小块容足之地罢了，但如果只保留你的这一小块立足之地，把其他地方都挖空，你站的这一小块地方还有用吗？”惠子回答说：“没用。”庄子说：“这不就是无用的用处吗？”

根据这个道理，鹪鹩巢于深林，虽然不过一枝，但绝对不能只有这一枝；偃鼠饮河，虽然不过满腹，但需要的水绝对要比满腹的那点多得多才行。人虽然一顿只能吃一斤，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斤；虽然只能睡一张床，但需要的远远不止一张床的空间。这个道理《庄子》竟然讲到了，这也正是《老子》所谓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一隅。就算对这样的“无”不拥有私人产权，至少也要有一定的使用或支配的权利。

但这样一讲，我们的麻烦又回来了：到底怎么才能逍遥呢？有没有更实际一点的例子呢？

6

实际一点的例子是有的，其现实指导性要比许由的故事强得多：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

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孔子不理解颜回为什么家境贫寒却不肯出去做官，颜回回答说：“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够喝稀粥了；城里还有十亩田，够织丝麻了；以弹琴来消遣，以从您那里学来的道理自乐，我不愿意做官。”孔子很受触动：“你的觉悟太高了！我听说知足的人不受利益的牵累，自适的人受了损失而不忧虑，修养内心的人没有爵位而不自卑。我念叨这话很久了，今天在你身上见到了，这是我的收获呀！”

这个故事把颜回的背景交代得很现实，他是一个小有产业的人，城里城外一共有六十亩地，干饭虽然吃不饱，但稀粥管够，还有一点费用低廉的娱乐，于是乎逍遥自适。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完全可以有样学样，社会竞争虽然激烈，但要过上顿顿有稀粥的日子还算不难，再有一把口琴和两本书，就完美了。

但是，权贵们恐怕会说：“颜回本来就是个穷人，做到这样当然不难，可像我们这样过惯了有权有钱、随心所欲的日子的人，天天喝稀粥肯定受不了。我们虽然知道做人应该清心寡欲、知足常乐，但实在做不到。请问，有什么专门针对我们权贵人家的逍遥方案吗？”

很幸运，这个方案也是有的：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杂篇·让王》）

大意是说，公子牟是魏国的王子，身世显赫，但有心追求颜回那种境界。他向瞻子请教说：“我虽然隐居在偏远的地方，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宫廷里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瞻子说：“你要重视生命，重视生命自然就会轻视荣华富贵。”公子牟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把握不住自己那颗向往荣华富贵的心。”瞻子说：“向欲念妥协虽然不好，但勉为其难也不好，那等于受到了两重伤害，这样的人活不长，索性顺着欲望好了。”评语说：公子牟是大国的显贵，要过隐居岩穴的生活当然比平民百姓困难得多。他虽然不能臻于道的境界，好歹也算有这份心意了。

看来《庄子》这部书虽然满是过激之辞，但也有如此人性化的一面，对人性的弱点虽然无可奈何，但也给予了同情的理解。[20]只是由此一途很自然地会发展到纵欲主义，事实也正是这样。

不过另一方面，庄子显然也低估了那些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人，因为他们最有打折的本事，把一部被严重打了折的《庄子》当作自己在名利场上追逐奔跑的一件工具。庄子对于他们，就像刹车装置对于赛车手：一部赛车不仅需要强大的发动机和充足的汽油，同样需要灵敏的刹车装置，但刹车不是为了停下来，而是为了更快地跑到终点。

当然，有人会拿责任来做挡箭牌：位高权重，责任太大，虽然身居魏阙之下，心却向往江海之上。比如一国之君，就算完全被庄子说服，也不能甩手就走吧？

但其实庄子说过：“能。”国君之所以会说“不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对自己很重要，那么，如果他不再觉得国家有多么重要了，岂不是就会回答“能”了吗？

这样的事例庄子讲过一个，说魏文侯听得道高人田子方讲了一番话，完全被震住了，只觉得身体动不了，嘴也张不开，恍悟自己从前的识见只是糟粕，于是起了向道之心，最后叹了一句：“魏国真是我的包袱啊！”（《庄子·外篇·田子方》）

还有一则故事，是说韩国和魏国争夺土地，韩昭僖侯大感烦恼，子华子劝慰他说：“如果有这样一份契约，拿到它就可以得到天下，但左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左手，右手去拿就会被砍掉右手，您愿意去拿吗？”韩昭僖侯说：“我不愿意。”子华子说：“很好。既然自己的一只手都比天下重要，而一只手当然不如整个身体重要，一个韩国当然也不如整个天下重要，您又何必为小小一个韩国而愁坏了身体呢？”韩昭僖侯恍然大悟：“来劝我的人很多，只有您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庄子·杂篇·让王》）

看来这段文字的作者（无论是不是庄子本人）没有真正受过穷。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一只手来换取天下未必就不值得，子华子如果拿这套说辞去对那些卖肾、卖身的人讲，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答。但韩昭僖侯身为一国之君，觉悟也许比弱势群体更高吧。

但是，韩昭僖侯后来有没有放任韩国不管，魏文侯后来有没有扔下魏国这个包袱，庄子一概没讲，只是《庄子·外篇·山木》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参照：鲁侯虽然一心一意操劳国事，但还是免不了忧患，所以脸色不太好看。市南宜僚劝慰他说：“狐狸和豹子栖居山林，算得上沉静了，而且昼伏夜出，算得上警惕了，但还是会被猎人捉住，这都是因为它们长了一身美丽的皮毛呀。而鲁国不正是您的皮毛吗？您只有把这个‘皮毛’丢掉，洗净内心，去除物欲，遨游于无人之野，忧患也就没有了。南方有个建德之国，那里的人单纯质朴，少私寡欲，只知道耕作却不知道储藏，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不知道什么是礼义，随心所欲，合于天道，所以活得很快乐，死得很安稳。我建议您舍弃国君之位，远离俗务，与道偕行。”

鲁侯有点担心：“这山长水远的，我怎么去呢？”

市南宜僚说：“您不要倨傲，不要执着，自然就能去到了。”

鲁侯还是担心：“这么远的路，谁陪我呢？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能到呢？”

市南宜僚说：“只要减少费用，节制欲念，就算没有粮食也饿不着您……”

市南宜僚，循循善诱，长篇大论地劝说鲁侯放弃国君之位而与道遨游，言辞一如既往地优美迷人，但鲁侯被说服了吗？不知道，庄子没有交代。读者肯定会想，连庄子自己都知道这种事情荒谬绝伦，所以才不好意思安排出国君出走的桥段。——不，永远不要低估庄子的想象力，我们来看看《庄子·外篇·田子方》的一段故事：

故事是说，楚王和凡国的国君会面，没过一会儿，楚王身边的人来报告说：“凡国亡国了！”一连报告了三次，但凡君一点都不上心，最后说道：“我的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我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吗。如果凡国的灭亡不足以丧失我的存在，那么楚国的存在也不足以保全它的存在。这样看来，凡国并不曾灭亡，楚国也并不曾存在。”

我们不得不感叹，凡君真是太心宽了！如果不在神仙世界而在现实世界里寻找逍遥的典型，恐怕莫过于此了吧。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按照庄子和老子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爱自己的身体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才最适合去做国家的统治者。

读者应该会被凡君深深地感动一回吧，而且比之“乘云气，御飞龙”，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接近的境界。如果我们自己也想修炼到这个境界的话，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具体而简单有效的方法能让自己迅速达到凡君的境界呢？有的，《庄子》给出过这个方法：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庄子·外篇·秋水》）

这是《庄子》极著名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秋天河水上涨，河神因此而扬扬自得，以为天下之美都集于自己一身了，而当他看见了大海，这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有多么短浅。于是海神给河神讲了一番道理，说别看我这海水无边无际的，但我一点也不会自满，因为我在天地之间就好像一块小石头在大山上一样。那么我们想想，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蚁穴在大泽里一样，而中国在四海之间就像米粒在粮仓里一样，人类在中国大地上不过是万物当中的一种，一个人在整个人类里也不过是无数分之一。这样看来，三王所争的，仁人所忧的，能人所苦的，不过如此而已。

的确，这样一想，人生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争夺、值得牵挂、值得烦恼呢？——古往今来有很多仁人志士、文人骚客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但该争的还是去争，该牵挂的还是牵挂。当我们看到如此这般的现实，难免感慨《庄子》之于世人，不过是提供了几句漂亮的牢骚话而已。

可能会有意志坚定的人，认为做人应该知行合一，既然想开了，就要以许由为榜样，以公子牟为教训，毅然决然地舍弃荣华富贵，找一片山林去隐居。——如果我们真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用最热情洋溢的言辞来赞美他的勇气，然后，把《庄子·外篇·缮性》的这一段指给他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外篇·缮性》）

大意是说，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淡然而无所求。那个时候，阴阳和谐，鬼神不来骚扰人世，四季正常流转，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会夭折，人的智力无处可用，这就是所谓的“至一”，无所作为而顺应自然。

后来世道变坏了，到了燧人氏和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已，却无法返回至一之境。后来世道更坏，神农和黄帝治理天下，连顺应民心都做不到了，只能维持天下的安定罢了。等到唐尧和虞舜的时候，大兴教化，重视文饰和学问，曾经的淳朴便被彻底地破坏掉了，人的心眼也越来越多，迷乱的民众再也无法回到本初的自然状态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得道高人就算不隐居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好像被山林遮蔽了一样。

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隐居的。古代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躲着不见人，并不是闭着嘴不表态，也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时命大谬”，没赶上好时候。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他们就会返回“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反一无迹”，听上去颇具诗意，这样的庄子很像是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在中国式小诗《落雪》里描绘的那样：“雪花围着我低语，我的木屐在身后的雪地留下印迹。但没人会走过这条路，追寻我的足印。当寺庙的钟声再次响起，它们将被遮掩，将会消逝。”

如果把诗境打碎，这样的场景未必值得羡慕，似乎还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更好一些。于是，可以与《缮性》这段文字参照的，是《秋水》里假托孔子的一段话，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超卓；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低劣。

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庄子可以正言若反，统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个时代隐士多，就说明政府很糟糕，那么，为了证明这个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隐居。韩非子为此奠定过理论基础，说太公望受封齐国的时候，当地有狂矞、华士两兄弟，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太公望无法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这事，责问太公望说：“狂矞、华士都是贤人，你才赴任就杀贤人，这像什么话！”太公望为自己做了许多辩护，大略是说，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非爵禄则刑罚，但是像狂矞、华士这种人，爵禄刑罚对他们都没用，当君主的没法统治他们，留他们做什么呢，还怕他们乱法易教呢，还是杀了的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竞逐的乱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统的暴政之下，想隐居怕也难了。西晋葛洪就生活在类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辞官的经验，于是假托附势公子和怀冰先生的对话，辩解说尧舜在位的时候有隐者许由，大禹在位的时候有隐者柏成子高，圣明的时代是有包容力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选择和发展。（《抱朴子·外篇·嘉道》）况且把凡鸟的巢穴掀翻，凤凰也不会来了；把鱼鳖的池塘弄干，神龙也会跑走；杀害了一名士人，人才就不会来你这里了；太公望开了暴虐凶残之先河，是用治军的方法治理太平之世呀。（《抱朴子·外篇·逸民》）

葛洪的话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历代统治者对隐士或多或少都不太满意，譬如明朝开国，朱元璋也是学过太公望的。所谓“古之清高，今之逋逃”（《抱朴子·外篇·逸民》），这个罪名着实不轻。尤其在大一统的年代里，要想“鼷腹鹪枝，从吾所好”（袁宏道《善哉行》，化用《庄子·内篇·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典故），往往并不那么容易。

不过，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追问一下，庄子不是说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吗，如果给庄子等来了时机，让他真的可以“大行于天下，返回‘至一’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他具体会怎么做呢？

这就只能见仁见智了，甚至有人认为庄子会推行孔子之道，尊崇儒家六经，那些寓言、重言、巵言不过是在乱世之中不得已的伪装。（方以智《药地炮庄》引刘概语）

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大胆了，但也不是找不到同道，明初的宋濂就认为儒分七种，孔子为道德之儒，为万世之宗，庄子是旷达之儒，虽然对孔子望尘莫及，但好歹也算一儒。（《七儒解》）继续追溯下去，苏轼曾推测庄子是以道为表，以儒为里，其实是个帮孔子说话的人。（《庄子祠堂记》）韩愈则追溯庄子的师承，认为孔门弟子遍布四方，子夏的一支教出了田子方，田子方的一支就教出了庄子。（《送王埙秀才序》）

好吧，就算庄子真是儒家，就算他在时命大谬中等待时来运转，但我们肯定会问：究竟能等到这个好机会吗？就算庄子本人等不到，我们能等到吗？——这个问题对于庄子就等于是说：我们还能返回上古的那个“至一”之境吗？

遗憾的是，无论庄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是否羼杂了太多想象的修饰，但让社会倒回去，这绝非易事。王夫之在读《庄子》的时候感叹过一句话：天下既然已经有人了，又怎能使它没人呢？天下既然已经有很多人了，又怎能把人变少呢？（《庄子解》）

庄子“深根宁极而待”，在山野岩穴之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问题：绕了一大圈，这不还是“有待”吗？

7

信奉老庄哲学的古代士人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散淡官场、寄情山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逍遥游于山水之间似乎是一种令人仰慕的高士风范，那么山水对于人心来说，在庄子的视野内，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积极：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庄子·外篇·刻意》）

在这段文字里，那些优哉游哉的闲人逸士反而是庄子批评的对象，而他推崇的天地之道、圣人之德是“无江海而闲”。也就是说，闲与不闲是取决于内心，而非取决于外部的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

山林与！皋壤与！[21]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外篇·知北游》）

大意是说，山林啊，原野啊，使我欣然快乐啊！但快乐还没有消退，悲哀便继之而起。悲哀与快乐都是我所不能主宰的，它们要来我无力抵抗，它们要去我也无力挽留。可悲啊，人心只不过是外物的旅社罢了。

人心容易触景生情，春天会想到“离恨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秋天会感慨“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从nature’s first green会联想到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马不停蹄的忧伤似乎无处可逃。那么，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哽而不止则跈，跈则众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则顾塞其窦。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庄子·杂篇·外物》）

这段话除最后一句极费解外，整体的意思还是很清晰的：视觉通畅就是明，听觉通畅就是聪，嗅觉通畅就是颤，味觉通畅就是甘，心灵通畅就是智，智慧通畅就是德。道不喜欢被壅塞，壅塞便会梗阻不通，长此以往就会产生种种弊害。有知觉的生物都要呼吸，呼吸不通畅不是上天的罪过。大自然的气息日夜不停地贯通人的孔窍，是人自己把孔窍阻塞住了。人身体的胞膜存有空隙，人的心灵有天然之游。试想房间如果太过逼仄，婆媳之间就很容易闹出矛盾；心灵如果没有天然之游，六窍就会扰攘壅塞。

庄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心有天游”，而不是用腿脚和车马去旅游。所以清代初年的《庄子》注释家宣颖对这段文字相当激赏，说一个人只要心有天游，那么方寸之内就会逍遥无际，没必要真去名山大川旅游一趟。那些见到开阔的自然风景而觉得心情疏朗的人，都是因为平日里心胸逼仄的缘故，像谢灵运那些寄情山水的所谓名士在《庄子》这番话面前真该感到惭愧。（《南华经解》）

因外物而喜，因外物而哀，这仍然是有待之境，心灵是不自由的。在旅游成为时尚的今天，庄子的这种论调一定很不讨喜，不过，如果我们非要挖掘出其中积极的实用价值的话，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有钱的人尽量出门旅游，没钱的人大可以关在家里享受境界更高的“心有天游”。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这一定就是和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