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后，随着佛教的盛行和道教的流播，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隋唐两朝，佛教的声势几乎一度压倒了儒学。作为异教，佛道与儒家在某些方面固然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但二者又多有契合之处。这样，儒释道之间便形成了相拒而又相融的复杂关系。尽管儒学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失去正统地位，但异教的崛起毕竟使其在文化价值层面的独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隋唐时期的儒家思想家对此做出回应的不乏其人，其中，韩愈与李翱为复兴儒学而做的努力，更为引人注目。[1]不过，这种努力更多地表现为拒斥异说，维护道统，在理论（包括价值观）上往往缺乏系统的建树。[2]从理论的层面使儒学形成复兴之势的，是宋明时期的理学。

理学在西方常常被称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晚近的儒学发展三期说又将理学界定为第二期儒学，这些看法无疑注意到了理学对儒学传统的延续。当然，理学在承继原始儒学的同时，又使之发生了某种转换。与玄学主要展现了儒道合流的历史趋向不同，理学在更广的背景下表现了文化（包括价值观）的趋异与整合，其中的主旋律便是隋唐以来儒释道的相拒和相融，后者与隋唐以后社会的历史变迁交互作用，使儒家的价值体系出现了折变。

理学作为宋明时期的时代思潮，有其大致相近的思维与价值趋向，但它同时又衍化为不同的流派。从形上之学的层面看，理学有注重心、理、气的分野；从价值观上看，以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正统理学，与陆（九渊）王（阳明）所代表的心学，则似乎体现了更值得注意的相异趋向。[3]二者在价值观上虽基本上属于同一系统，但在若干问题上又各自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从而形成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差异。本书着重从总体上考察儒家价值原则在理学中的演变，同时亦对理学重要的内在差异做必要的辨析，以较为完整地把握儒家价值体系演进的历史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