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形态的区分之后，内在地蕴含着不同意义上的理性化追求，而理性本身又有不同的维度。康德曾对知性与理性作了区分，知性主要表现为科学认知的能力，理性则是把握形上对象的能力。从广义上看，康德所说的知性近于所谓认知的理性，而他所说的理性则与宗教、伦理、本体等领域的终极关切相联系，在此意义上，知性与理性之分，也可以视为对理性本身的划分。

康德之后，韦伯对理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按韦伯的看法，合理性的过程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形式的合理性首先涉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以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确定的目的，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常常与效率、可计算性、有序性等联系在一起，它既具体化为现代的企业制度、科层组织等，又表现为以具体的因果机制的追寻来取代巫术、神话及形而上的思辨。实质的合理性更多地与价值的确认相联系，并表现为与普遍价值目标的一致。不难看出，形式的理性具有工具的性质，实质的理性则具有价值的向度。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理性的辨析同样构成了其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可以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考虑手段如何有效地达到目的，但对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却很少关注，这种理性，实际上也就是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它制约着现代的工业文明。客观理性则注重存在的多重维度，并把目的而不是手段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它在内涵上更接近价值理性，在霍克海默看来，近代以来的启蒙历程，使客观理性渐趋式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手段、效率等的关注，逐渐压倒了价值的关怀。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代表哈贝马斯区分了合理—目的行为与交往行为，并对理性化的含义作了相应的理解；合理—目的行为主要指向工具意义上的理性，交往行为则更多地与价值理性相联系，后者的理性化标准具体表现为真实性（对外部自然的把握是否真实）、正确性或合法性（是否合乎社会的规范）、真诚性（是否真诚地表达内在的意向）、可理解性（语言的表述是否合乎语法规则，是否具有可理解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辨，也许并不足以把握理性的全部内涵，但它确乎从一个方面涉及了理性追求的不同向度和理性作用的不同方式，因此，在说明近现代相关思潮时，我们似乎仍可以借用韦伯以来所运用的这一对范畴。

工具理性所指向的，首先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作为康德意义上的知性能力的展开，工具理性所涉及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经验内容与广义的逻辑形式，而从普遍的理性运演和操作这一层面看，逻辑形式在工具理性中无疑构成了更为主导的方面。逻辑运演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它在具体的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中，往往进而被引申为程式化、规则化，等等。[17]在形式化、程式化的形态中，对象总是被分解、还原为各种可计算的分子，其多方面的规定则往往被过滤和净化。对客体的这种把握方式固然构成了认识的严密性、深入性所以可能的条件，但它同时也潜含了抽象化、片面化的思维趋向：就一定的层面及一定的侧面而言，工具理性确乎可以有效地把握存在，但就存在的整体而言，它又是对存在的一种片面和抽象的把握。工具理性的这种思维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植根于作为工具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数学和逻辑使关于对象的形式化把握成为可能，但数学所把握的，主要是对象的数量关系，逻辑则撇开了思维的具体内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具体对象和内容作抽象的处理。在此意义上，数学化、逻辑化和与抽象化、片面化常常联系在一起。

作为抽象化的引申，工具理性所面对和关注的，主要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尽管对手段的考察，最终亦指向目的的实现，因而理性的这种向度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与人的需要等价值层面的问题绝缘，但就工具理性本身而言，它所关注的，基本上是如何以数学等方式，把握对象的各自规定，亦即在实然的层面敞开和解释事实，并用数学的模型等来再现事实之间的联系。在指向对象的同时，工具理性对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并不关心。诚如霍克海默所说，它注意的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就其具体的存在形态而言，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仅仅是人存在的一个方面，而在这一关系中，认知又只是其中的一个向度。工具理性略去了其他联系而仅仅从认知的角度切入存在，显然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抽象。

较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更多地体现于存在意义的追寻之中。“意义”本身有不同层面的含义，在认知的层面，意义展示为对实然的把握，在评价的层面，意义则与应然的设定相联系。就人与对象的关系而言，价值理性追问的是对象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包含对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人的需要，就主体间关系而言，价值理性则关注存在意义的相互确认。如果说，纯化形态（理想形态）的工具理性着重于撇开人的存在而敞开对象，那么，价值理性则要求联系人自身的存在来把握和规定广义的存在。人的存在既有个体的向度，又有社会的向度，从前一方面看，问题往往涉及如何确认和实现个体存在的意义；就后一方面而言，理性的思考则总是指向理想的社会形态和交往方式。无论是个体人生意义的确认，抑或社会理想的设定，从根本上说都基于终极的价值原则：只有以此为前提，个体应当如何生活，社会应当如何存在的设定才成为可能。价值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人自身存在方式和意义的确认和设定，便构成了价值理性的主要内涵。当然，以上是一种分析的说法，就现实的形态而言，以评价为内容的价值理性并不能完全游离认知过程，而理想存在形态的展望则总是以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为背景。

从总的思维趋向看，科学主义所推崇和关注的，主要是工具层面的理性，不妨说，正是对工具理性的片面强调，构成了导向科学主义的内在根源。就历史的源流而言，对工具理性的这种强化，可以追溯到近代的启蒙思潮。这里所谓启蒙思潮，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它首先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独断论而言。当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所突出的，无疑是理性的工具意义：知识所否定的，是价值观意义上的信仰。在这里，理性的工具意义与价值内涵似乎一开始便处于某种对峙的地位。同时，在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论之后，是对工具理性有效性的乐观确信：一旦达到了理性的知识，便意味着获得了作用和支配外部世界的力量。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科学向技术的不断转化，工具层面的理性进一步获得了优先的地位。诚如韦伯所指出的，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展开为一个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

如前所述，以数学及逻辑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对存在的把握一开始便内含着抽象化及片面化的可能。在知识即力量的前提下，对客体（对象）的把握首先指向其固有的物理、化学等规定及数量等关系，引而申之，对人的理解也往往趋向于对象化与片面化，在拉·梅特利的《人是机器》一书中，这种理解取得了颇为典型的形态。按照拉·梅特利的看法，人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他不过“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而已。[18]这种观点在近代思想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笛卡尔、霍布士、霍尔巴赫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类似的观念。[19]作为机器，人主要表现为科学认知的对象；将人理解为机器，在逻辑上意味着淡化对人的价值关怀。在此，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科学认知，显然压倒了评价意义上的理性向度。这种思想倾向，可以看作是科学主义的滥觞。

当然，从广义上看，近代的启蒙思潮既具体化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又包含着对人自身价值的确认，尽管就具体的人物而言，侧重之点往往各异，如有的强调科学认知，有的注重价值评价，但从总的趋向看，启蒙思潮中的理性，似乎兼有工具和价值二重内涵：正是在启蒙思潮中，工具理性被层层的提升；也正是在启蒙思潮中，人的内在价值得到了空前的高扬。这样，工具理性的优先与人文的关切在启蒙思潮中多少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悖论。相对于此，科学主义则更多地表现为“知识就是力量”与“人是机器”等命题的单向度引申和展开，与之相联系的是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

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以理性化为其目标，但二者在理性化的具体内涵及指向上又彼此相异。近代以来，对理性化的追求似乎更多地以工具理性为主导，而科学主义则从理论上折射了这一趋向，由此形成的是韦伯所谓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张力。此外，工具理性在获得普遍认同的同时，也不断地受到各种形式的抨击，从帕斯卡、卢梭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工具理性的批评绵绵相继；20世纪的下半叶，在告别理性、解构逻格斯等所谓后现代的口号下，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进一步成为贬斥和消解的对象，由此导致的，将是形式的合理性的失落。这种历史现象，使如何重建合理性成为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

就对象世界而言，工具理性所关注的，首先是经验—现象领域；与工具理性片面引申相联系的，往往是将视野仅仅限制于经验—现象之域。在这方面，追求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与经验主义及实证论的理论走向无疑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以推崇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科学主义，即以实证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在拒斥形而上学、扬弃超验实体等要求下，世界似乎只剩下各种经验的呈现和数学、逻辑的规定。质言之，在疏离了本体论之后，对世界本身的理解也变得片面化了。从哲学的层面看，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确乎与缺乏本体的承诺相联系；正是悬置了对世界的本体论的观照，具体的对象逐渐被分解为抽象的规定。合理性的重建，首先意味着从现象的呈现和逻辑、数学的规定，回归具体的世界。此所谓具体的世界，是体和用统一的存在，它既展开为多方面的呈现，又具有内在的根据；既表现为自在规定，又是一种为我的存在。以体与用的统一为内容的本体论承诺，构成了超越工具理性抽象性与片面性的理论前提。

把对象世界分解为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种规定，既为分别地把握对象提供了可能，又将人与对象的关系主要限定于认知之域。从总体上看，工具理性确乎以认知为主要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狭义的知识论立场。人与对象的认知关系，当然是人存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自在之物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为我之物，往往取决于对其认知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但人与对象除了认知关系之外，还存在价值等关系；单纯的认知往往使人难以超越经验的领域。此外，离开了理性的认知而仅仅关注于价值的评价，则常常容易使这种评价流于形而上的思辨。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唯有达到认知与评价的统一，才可能真正扬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峙。从现实的形态看，正如人与对象的关系涉及认知与评价一样，广义的认识过程本身既包含着认知之维，又有评价的向度，尽管我们可以用分析的方法，对二者加以区分，但在现实的认识过程中，认知与评价却并非彼此隔绝。从这一意义上说，扬弃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科学主义，意味着回归认识的现实形态。

认知的成果通常呈现为知识，作为经验对象一定层面或侧面的认识形态，知识总是表现为一个一个的命题、一条一条的定理或定律，对世界的这种把握形式，具有分析的特点。与知识相对的，是智慧。较之知识的认知向度（以敞开对象为指归），智慧更多地表现为对象的认知与存在关切的统一；较之知识主要指向经验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层面，智慧所追问和沉思的，则是作为整体的存在——天与人统一的具体世界。智慧固然没有对经验对象作断定，但它却规范着对存在的认知和作用，并不断引导人们从被定律、命题等所分解的对象回归具体的世界。仅仅以狭隘的知识论立场为进路，往往容易导向智慧的遗忘，在近代以来对工具理性与科学认知的片面强化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某种遗忘智慧的趋向。马利坦曾将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笛卡尔联系起来，认为：“笛卡尔废黜了智慧。”[20]这种评论是否确当或可讨论，但自笛卡尔等把世界数学化以后，人们开始逐渐地疏远了智慧，这似乎还是事实。如何克服智慧的遗忘，这是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应当正视的问题。当然，智慧本身并非隔绝于知识之外，拒斥知识的所谓智慧，只能流于形上的玄思。在超越狭隘的知识论立场、克服智慧的遗忘的同时，又给予知识以应有的定位，从而不断达到知识与智慧的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互动的更为深层的内涵和逻辑引申。

以知识与智慧统一为内涵的理性化过程，既不同于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也非限于价值意义上的理性化。如前所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主要以有效性为指向，在形式化、有效性等追求中，人与其他存在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价值意义上的理性化以存在意义的确认和实现为内容，但单纯的价值关切，往往容易使理性化流于情意世界的建构及心性层面的精神受用，其中蕴含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抽象性。从终极的层面看，理性化的真正内涵应当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所谓全面发展，既指知情意的相互协调，也包括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统一，而以上统一同时又展开于变革外部对象与提升自我境界、人的存在与对象世界彼此互动、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历史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