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 / 1)

——《论语》在做事中的妙用

善于做事是成功的保证。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在事业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做事的技巧。唯有如此才能把握最佳时机,合理筹划布局,协调上下级关系,积累人际资源,永葆事业长青,等等。善于做事,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关于做事的技巧,《论语》中有很多精髓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多借鉴。

1.君子不器,博学而多才

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论语·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论语·子张》

在《为政》篇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的话,要求君子不要像一个器皿一样,只能派某一方面的用场,应该博学而才能广泛,努力使自己成为能适应各个方面的通才。在孔子看来,器皿各有所用,打酱油的不能买醋,装酒的不能装油。而君子进德修业,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从政,都应该博学而才能广泛,努力使自己成为适应各个方面的通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全面发展,做一个多面手,做一个开拓型的人才。

孔子不仅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这里牵涉到博与专的问题,这个问题仔细考究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博与专不是可以如此清楚地割裂开而让人选择的。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因而越需要专门的人才;另一方面是专业人才越来越需要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够“专”得起来。既要广博地学习,又要有一个追求的中心,这就叫“博学而笃志”。

既要多问问题,又不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空想,而要多想当前的事情,与自己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的事情,这就叫“切问而近思。”

学习的关键在于自身的体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一定要从自己切身处去问,接近处去思。

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只不过说法有所不同罢了。

所以,一方面的确如孔子所说:不要像一个器皿一样,只能派一种用场,装酱油就装酱油,装醋就装醋。或者如孔子听到达巷人的话后风趣而幽默地所说的那样,驾车就驾车,射箭就射箭。而是除了驾车,去一所驾校学两个月拿一个驾驶执照外,还要去学电脑,学英语,如此等等,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多才多艺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哪一方面的专长,或者说没有一技之长,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寸步难行的啊。弄不好,就会成为人们所挖苦的“样样懂,门门瘟”,恐怕连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还找不到呢,那就只有失业了罢。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在治学上更讲求专一,知识浩如烟海,一个人的生命不过短短几十载,如白驹过隙,是不可能一一钻研的。“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要有所成就那是很难的,与其一生四处钻研而皆无造诣,不如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收效。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学办事方法。因此,读书应专心学好一两家之说便好。

博是为了广,专是为了深。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

在治学宜专的同时,更主张做事宜专。

主守就是专守,主战就是专攻,主城就是专门修城,主垒就是专门修筑堡垒,万万不可以脚踏两只船,一心两用,结果一事无成!

要想求得做事稳妥,应当专心致志。

“专”就要有始有终,坚持不懈。不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见异思迁。凡事专心一致,坚持下去,定能有所成就。

所以,更为理想的追求实际上不是“博学而无所成名”,而是要既博学又要有所成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又博又专,“样样懂,门门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圣人其犹难诸”。恐怕连圣人也难以做到吧?又何况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呢!

2.言行要统一,不要吹牛皮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论语·里仁》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论语·公冶长》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论语·宪问》

就像“人不知而不愠”一类的话题一样,关于言与行的关系问题,孔子也作了三番五次的强调。

在《学而》篇里,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在《为政》篇里又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在《里仁》篇里,除了“古者言之不出,耻学之不逮”也的说法外,孔子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宪问》篇里,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所有这些说法,意思都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言行一致,多做少说。或者如俗语所说:“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在儒家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据《三国志·马良传》载,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没有听刘备的话,在街亭之战中重用了马谡,结果马谡兵失街亭。诸葛亮在用人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只好挥泪斩马谡,自己追悔莫及。

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十有八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也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凡事先做起来,然后再说,把实际的行动放在言论的前面,而不要光吹牛不做,夸夸其谈。

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这是圣人所不能容忍的。

说者容易做者难。

所以,一个人说话一定要注意,大言不惭,夸夸其谈,把牛皮吹出去了却收不到口上,不能兑现,往往被人看白了。

孔子也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不怨天,不尤人”的原则。

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就是说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从而改正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如果只知死读书,读死书,那就真成了“书呆子”。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

做人做事,如果不知行合一,只知瞎指挥,不切实际,通常就会劳民伤财,事倍而功半。凡事只有亲自实践方知艰辛。

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坚持“五到”原则,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民情等基本情况,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教师就应该亲自巡视学生,与学生打成一团。所谓“心到”是指,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他人。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事情、与他人交谈等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坦诚相等,还要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地说到位。

不管怎么说,还是多做少说,言行一致为好。

3.过犹不及,凡事要有度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论语·宪问》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变成了坏事,而看似有违仁道的事,但由于拿捏的恰到好处,反而变成了好事。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郈这个地方给权臣季氏做官,季氏希望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河。子路为了鼓舞工人的干劲,尽快完成工程就掏自己的腰包买来粮食做饭给大家吃,按应有的礼数招待做工的人。孔子听说后,马上派子贡前去,把子路做好的饭都倒掉了,把锅灶、饭碗也毁掉了。子路迷茫地对孔子说:“您这不是阻止我行仁义吗?”孔子说:“按礼制,当皇帝的爱普天下的老百姓;当诸侯的爱境内的老百姓;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你的爱超出了范围,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在汉武帝的时期,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朝见汉武帝,他的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合乎礼仪。汉武帝看到以后,表面表现得很高兴,但内心却很气愤,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土地不过才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的领地比他们大多了。好好干吧!以后或许可以称帝加冕。”

献王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去后**形骇,纵情声色,以消除武帝的戒心。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要行仁义、献爱心、表礼数,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职责和名分。正如朱子所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就是智;恰如其分地行动,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可以成为聪明人了。”

事实上,人们往往会像子贡一样,觉得做过头总比没做到要好一些,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误区。有时候,过头了比没有够还糟糕得多,危害也大得多。别的不说吧,就说说最简单的饮食问题:一顿饭吃少了一点,或者说根本就没吃饭,那不过是饿得快一点而已;可是,如果是吃多了,就不那么简单了吧,轻则吃酵母片、多酶片,重则拉肚子,进医院。这是大家都有的生活体验。

你喜欢眼光明亮,这样过了头,就会沉溺于色彩,追求华丽。你要求耳朵清楚,这样走过头,就会迷惑于音乐,追求空洞不实的东西。

你喜欢仁,过分苛求,就会与人们的日常习惯发生冲突。你喜欢义,不顾常情,就要违背事物的常理。你讲究礼节、仪式,就容易犯虚伪造作的毛病。

你喜欢音乐、文艺,就会有邪**的声音充斥你的耳朵、邪**的心思萦绕心头。

你喜欢聪明、习智,便会助长无用的技艺发展,使人性天然之质受到种种伤害。

这八个方面做得好、适度,就是人们带给天下的八益,一旦过度,就是人们带给社会的八病了。

中国人有句说话,“礼多人不怪”,也是认为“多”比“少”好。做“多”了,别人是不会见怪的,做“少”了,就会被人责怪,认为你不够诚意。究竟做得“多”和“少”是谁好些,还是两者都不好呢?

中国人看重勤,认为勤是美德,因此如果一个人样样事都做到加倍的勤,结果虽不免过分了点,但这种“过分”往往会受到赞赏。这究竟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是了。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天的操练都不按部就班,每天也是“过分”的话,很可能他会拉伤筋骨,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导致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就此结束,这样是好吗?况且中国人也有一句“物极必反”,凡事做到了极限必会有反效果,可见做得过分实是件不好的事。

至于“不及”方面,就不需要多加解释了。凡事都做不到要求,当然被视为不好,更会被认为力有不逮,甚至是懒惰。例如烧饭的时候要用七十毫升的水,但你却用了五十毫升的水烧饭,结果当然是难以入口的了。

那么,该怎样做才是恰到好处呢?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当真吗?他老先生不讲话,不笑,不获取吗?”公明贾说:“这是传话人说过了头。他老先生在时机恰当的时候讲话,因此别人不厌烦他所讲的话;高兴了以后才笑,因此别人不讨厌他笑;该获取的才获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获取。”孔子说:“原来是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圣人虽然对公叔文子是否真是这样做还有所怀疑,但对这样做的正确性却是没有怀疑的了。

公叔文子的做法概括起来说就是恰到好处。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快乐的时候就笑,该获取的时候就获取。反过来说,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比如说,在法西斯主义的**威下,你说什么呢?在封建专制的文字狱下,你写什么呢?不该笑的时候就不笑,你笑什么呢?尤其是,不该获取的时候就不要获取。“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这些都是获取不得的,所以不要获取。

归结起来的是,凡事都有原则,言笑都有分寸,而其调节的杠杆便是恰到好处。

当然,最大的难度也正是在这“恰到好处”四个字上,不然的话,圣人怎么会对公叔文子是否做到了还心存怀疑呢?

当然,最好要做得恰到好处,不“左”倾也不“右”翼,不过分也无不及,还是像我们已经举到过的大美人“东家之子”那样,再高一公分就太高了,再矮一公分又太矮,乙脸上搽白粉就太白了,搽胭脂又太红了。是一个标准的需美容化妆的“亚洲小姐”、“世界小姐”。

这可能吗?能做到吗?

太难了!不然的话,孔子怎么会发出如此沉重的感叹呢?——“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

总括而言,正如孔子所说,过分与不及也是不好的——“过犹不及”,要做好一件事情,最好就是把事做到完美,所谓“完美”就是“合乎中庸”,不“多”也不“少”,这样就是好了。

诸如,我们不是反对人追求,追求也要有度,过了则为贪;也不是反对什么事都不动心,而是不要人心有“挂碍”。因为有贪就瞎;有挂碍就滞。贪婪必然导致“我执”,一执著,就易导致心灵的“挂碍”和“滞”。

我们要勇于抵挡**,敢于放弃非分之利益,贪小失大,后果必然可悲。应该学习达者,他们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图,甚至对自己能得到的东西,有时也谨慎地推托。

我们应戒除任何贪念。这些贪念不仅包括功名利禄。如果我们都做到这个守则的要求,就已经是相当高的境界了。

中庸之道,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凡事尽力做得合适一点而已。

4.欲速则不达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

孔子反对急功近利。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事。”

公元前658年,晋国人以宝马美玉献给虞公,要求借道讨伐虢国。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虞公不要答应晋国的借道要求,但虞公贪图宝马美玉而不听劝谏。结果,晋国人灭虢国后在返回的途中又顺手灭了虞国。这是贪小便宜而坏大事的典型。

国家大事如此,个人事务也是一样。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也就是这个意思。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这里的“无为”乃是指不要妄为、不要乱为、不要强为的意思,因为“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也就是说,如果不懂得遵守自然规律,而去盲目乱干,就会有“凶”的结果。老子告诫人们不要自作主张,用主观的态度去对抗自然规律,要人们凡事都要顺从天地自然之理去做,遵守客观规律,顺从自然,这样就能无所不为,即什么事都能做成功。

有些人不研究事物发展的必经过程和阶段,不了解其发展规律,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情轻率地盲目地蛮干,结果遭到了失败。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想快反而慢。”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发展进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要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只有那些勤于思考、善于安排的有心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曾经有两个爱画画儿的孩子。第一个孩子的妈妈给儿子一叠纸、一捆笔,还有一面墙。她告诉他:你的每一张画都要贴在墙上,给所有来我们家的客人看。第二个孩子的妈妈给儿子一叠纸、一捆笔,还有一个纸篓。她告诉他:你的每一张画都要扔在这个纸篓里,无论你自己对它满意还是不满意。

3年以后,第一个孩子举办了画展:一墙的画,色彩鲜亮,构图完整,人人赞扬。

第二个孩子没法展览,一纸篓的画,满了就倒掉,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手头尚未画完的那一张。

30年以后,人们对第一个孩子一墙一墙地展览的画已不感兴趣,第二个孩子的画却横空出世,震惊了画坛。人们把第一个孩子贴在墙上的画揭下来,扔进了纸篓,又将第二个孩子扔在纸篓里的画拾出来,贴在墙上。

有人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用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把他们区分开来。假设给他们同样的一碗小麦,一种人会首先留下一部分用于播种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而另一种人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小麦全部磨成面,做成馒头吃掉。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一个成功的人,优秀的人,只不过在馒头的引诱下,我们失去了忍耐的性子。

而且,急于表现的结果往往是浮躁与浅薄,在鲜花与掌声的包围中,即使有一点深刻的东西也会渐趋流俗。

成功是要讲究储备的,仓库里的东西越充足,成功的机会就越大,也才可能走得更远。口袋里的馒头固然可以令他们在启程以后跑得飞快,不过吃了眼前的,恐怕就没法指望下一顿了。馒头中的卡路里终究有一天会消耗殆尽,没有播种我们就没有支持,没有粮食的保证,我们将过早地凋谢。

日本职业棒球队乐天利的王牌选手村田兆治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1973年,新教练金田正一来到乐天利执教,他见到村田第一句就是:“喂!你小子去年是怎么搞的,才胜了三次?”

“……”村田支支吾吾地不说话。

于是金田正一教练又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只胜了三次吗?”村田兆治老实地回答道:“不知道。”

“告诉你吧,因为总不跑步的原因。你投球的姿势是左膝弯折,然后猛提左膝,把屁股对着击球手,再使劲把球投出去吧?”

“是的。”村田应声道。

“这就是了,那意味着你比任何投球手用一只右腿支撑体重的时间都长。但是,因为你跑步的时间不够,右腿也好左腿也好肌肉都很弱,根本支撑不住你的体重!所以,你用一条右腿站立的时候,上半身总是歪斜的,平衡保持得不好。所以,无论如何,你首先得练跑步,要多跑才行。”村田于是按照金田教练的说法去练习跑步。结果,下一年获得八胜,又跑了一年,这年获得了十二胜。相应地,乐天利在职业棒球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对于做事来说,厚积薄发往往比急功近利容易成功。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请把圣人的话铭记于心吧!

5.恒心的重要性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论语·雍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论语·子罕》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论语·子路》

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

难就难在“恒心”二字。换句话说,叫做“贵在坚持”。颜回之所以是孔子最满意的学生,除了其“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乐天心态外,可能还在于“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的坚持心态。

举凡做事、学艺、锻炼身体,世上事几乎无不适应这一规律。而圣人所说,更是进德修业的大问题——仁心的修养。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不难的是“日月至焉”,难的是“三月不违仁”。

就像用柴草点火一样,只要有火,柴草就容易被点燃。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只要有“仁”的引导,就容易被感动。所谓“良心发现”,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也总有仁慈的一瞬间,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要保持柴火不断地燃烧下去,那就得不断添加柴火。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么缺柴草,要么懒得添加,所以很少有能使火焰长久不熄的。只有像颜回那样的人,才能够做到一直不断地添草加柴,使火焰熊熊燃烧。

这就是:“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的区别。“三月不违”是仁者本色,“日月至焉”是良心发现。仁者本色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良心发现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要修炼成仁者本色,就得不断添草加柴,贵在坚持,恒心永在。

南齐永明年间,有个法名叫僧护的僧人来到石城山,做了隐岳寺的主持。

一天早晨,在隐岳寺东侧传来一曲美妙动听的乐曲。由远至近,十分动听,他感到奇怪,就步出庙门,循声音向前走去。登上仙髻岩,果然这凤鸣龙吟的音乐听得更清晰了。

当他蓦然回首,却意外地发现,仙髻岩的千尺岩壁之下,在那平静如镜的龙潭之中,仿佛倒映着一尊端庄慈祥的弥勒佛像。

僧护心想这是佛的预兆,立愿要在这仙髻岩上,凿出一尊高大的弥勒石像。于是,僧护就忙开了,砍柴烧炭,垒石筑炉,采集工具,然后伐木搭架,开始凿佛。这仙髻岩实在太坚硬了,凿一下,岩上只显出一个小小痕迹,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一个佛的头也没凿成。

有一天,僧护心里闷闷不乐,踱出山门,到寺门外散散心,忽然看见有两个妇人在烂泥田中,一仰一合前后摇个不停,仔细一着,两个妇人手里捏着一根绳,中间系着一个石杵,这石杵随着两个妇人的俯仰,在烂田中来回移动,这石杵已磨得精光锃亮,这田也被磨得凹下去变成一口池塘,即今日的放生池。

僧护从石杵磨成针的过程,从中得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启示,返回寺里继续凿佛。僧护终其一生,仅仅凿了一个面幞,临终时,对寺里的僧众说:“再生当就吾志。”

僧护死后,过了一些年月,又有一个叫僧淑的和尚到隐岳寺,继续凿弥勒佛像。僧淑率领众人凿呀凿呀,冬去春来,也不知凿了多少年,一尊巨大的弥勒石像已经有点眉目了,但肤浅得很。再继续凿吧,炉子塌了,铁凿磨平了,脚手架蹋了,资金也短缺,于是产生了停凿的念头。

僧淑忧心忡忡地踱出山门,走到象鼻山下,看见有两个小孩用一根稻草芯在一块大岩石上来回牵动,岩石下已堆满了草粉。僧淑看到觉得奇怪,就问两个小孩:“你们是在磨草粉,还是在锯岩石?”两个小孩齐声回答:“锯岩石!”又问:“能锯开吗?”两个小孩“虎”地站起来脱去上衣,笑嘻嘻地说:“只要有恒心,锯岩何愁稻草芯?!”僧淑猛地握住两个小孩的手,说:“对啊!只要有恒心,万事能做成!”于是僧淑返回寺院,不分白天黑夜,专心致志地雕凿着弥勒石佛,一直到死。

两个小孩用稻草芯锯岩石的地方,后人叫它“锯解岩”。

不知过了多少年,隐岳寺又来了一位和尚,名叫僧右。僧右是受建安王萧伟的派遣,来隐岳寺主持雕凿石佛工程。僧右一到隐岳寺,铺开了比僧护、僧淑更加庞大的凿佛场面。把仙髻岩凿进五丈深、十丈高的大石窟,在窟中雕凿弥勒石像。在公元516年,他们终于凿成功了。

有人说,终身凿佛的僧护、僧淑、僧右三个和尚,是大佛寺的开山祖师昙光法师转世的,这仅是传说,不足为信,可是后人对三个和尚以毕生的精力完成这一巨大的艺术杰作表示赞叹:“名山人剡昔贤风,文士高僧托迹同。最是石城大佛寺,三生哲匠奇天工。”

这则故事给后人一点启示,做任何工作,只要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胜利一定属于坚持者。

胜利贵在坚持,要取得胜利就要坚持不懈地努力,饱尝了许多次的失败之后才能成功,即所谓的失败乃成功之母,成功也就是胜利的标志,也可以这样说,坚持就是胜利。那么,没有恒心又会怎样呢?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医。’这话太好啦!”

《周易·恒卦》说:“没有恒心坚持德行,就会受到羞辱。”孔子说:“这是告诉不守德行的人连卜也不必占了。”

人没有恒心,连做个巫医都不行,那还能做什么呢?又如《易经》所说没有恒心坚守德行,就一定会有羞辱降临。所以,没有恒心的人连占卜都难以进行。一言归结起来,没有恒心将一事无成。相反,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这是人所共知的简单道理。联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际,谁都会有这方面的体会可以验证。因此,认识是不会难的,难还是难在行动上的实践。所谓“贵在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无一不是强调恒心的重要性。古往今来,道理都是一样的。

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也正充分地说明了坚持的重要性。骏马虽然比较强壮,腿力比较强健,然而它只跳一下,最多也不能超过十步,这就是不坚持所造成的后果;相反,一匹劣马虽然不如骏马强壮,然而若它能坚持不懈地拉车走十天,照样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在于走个不停,也就是坚持不懈。

这也就像龟兔赛跑:兔子腿长跑起来比乌龟快得多,照理说,也应该是兔子赢得这场比赛,然而结果恰恰相反,乌龟却赢了这场比赛,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正是因为兔子不坚持到底,它恃自己腿长,跑得快,跑了一会儿就在路边睡大觉,似乎是稳操胜券,然而乌龟则不同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腿短,爬得慢而气馁,反而,它却更加锲而不舍地坚持爬到底。坚持就是胜利,它胜利了,最终赢得了比赛。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得,然而为什么对石头来说,微不足道的水能把石头滴穿?柔软的绳子能把硬邦邦的木头锯断?说透了,这还是坚持。一滴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许多滴的水坚持不断地冲击石头,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最终把石头冲穿。同样道理,绳子也同此才能把木锯断。

功到自然成,成功之前难免有失败,然而只要能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努力,那么,成功就在眼前。

古语云:“先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事。”这话应该再补充一句:先有非常之心,才有非常之人。什么样的心,决定了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了做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事,决定了取得什么样的结果。

归根到底,在于有什么样的心。有时一个念头就可以决定你的一切。谁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做一件事,如果你抱定非做成不可的决心,在做的过程中就会竭尽全力、动用你的一切力量,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结果多半都会成功;如果一开始心里就是动摇的,可做可不做,或者认定做不成,做的过程中就会缺乏劲头,并容易懈气,容易半途而废,多半事情就做不成。

所以托尔斯泰才会说:“决心即力量,信心即成功。”

所以奥斯丁才会说:“这世界除了心理上的失败,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失败。”

在做一件事上如此,整个人生也是如此。只有认为自己行的人才能赢,只有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伟人才能如愿以偿。

6.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子路宿于石门。守门曰:“奚自?”子路日:“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论语·宪问》

或许每一个人对孔子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那么,对于一个守城门的人来说,孔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有一次,子路在石门过夜。守城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丘那里来。”守门人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是要做的人吗?”(《论语·宪问》)

“明知不可而为之”,这对孔子的概括真是入木三分,深刻得很。显然,这个守城门的人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而是一个修养很高却隐身于市朝的大隐士。

回到“明知不可而为之”这句话本身来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勾画。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可能成功的,于是坚持干下去,最后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说来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而一个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献身,这就非常不易而难能可贵了。

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坡。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例证。孔子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实际就是不计成败,知难而进,临危不惧,虽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崇高、严肃的悲剧精神。古人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意谓作战时要见机而举,不硬做做不到的事。孔明为报刘备三顾之殊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终于赢得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虽然其处于益州疲敝,危急存亡之秋,要是果能“闭关守险,君臣无事”,也许蜀汉还能苟延一个时候,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至于坏得那么厉害。知难而退,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但英雄也就没有了。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引《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奥西安尼德斯之歌:“啊,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之后说:“这正可以代表悲剧感的本质。”历史上的那些仁人志士,爱国者先行者革命者,大师大家,明知正确的主张处于劣势,正义的事业处于劣势,清醒的思想处于劣势,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够,还是怀着必死的决心,必败的估计,挺身而出,作出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努力,叫做知其不可,知其必定不能成功,知其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知其不能被很多人理解,其处境真叫恶劣了,而不放弃,而为之,仍然那样去做。多少民族英雄是这样做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他们在本朝代已经全无希望的情况下作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只能是以身殉职。这里有一个被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的东西,无条件无保留无商量,我们无法想像他们可以有别的选择。多少革命志士也是这样做的,比如秋瑾,比如李大钊,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势下没有惧怕付出代价。还有如韩愈的谏迎佛骨,海瑞的罢官,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这一方面的精神,突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征,与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道家大相径庭。

7.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论语·卫灵公》

《论语》高深吗?有的人说单看《论语》,有时真的无法从字形表面窥测这位圣贤之师的博大智慧。然而当我们细细究来,其实《论语》讲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不信,先来看一则故事:

有一个伐树的工人,身体非常强壮,而且勤劳工作,每天工作十多小时,可是,他发觉自己的伐树数目却日渐减少。他开始忧心自己到底有何问题?

他想,一定是自己的工作时间不够长,所以伐树的数目才会减少,所以伐树的数目才会减少,于是他除了睡觉和吃饭,其他的时间都用来伐树,但是似乎于事无补,他这样做,他每天伐树的数目反而有减无增。他更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了。

一天,他的管工看见他满脸愁容,便关心地问:“你为何愁眉苦脸呢?”这个伐树工人回答说:“我对自己失去信心了,我以前每天伐树十多棵,现在每天在减少,但我真的没有偷懒,而且还增加工作时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

管工看一看他,再看看他手中的斧头,心有所悟地说:“你是否每天用这斧头伐树呢?”工人认真地说:“当然啦!这是我从开始伐树工作以来,一直不离手的工具呢!”管工关心地问他:“你有没有磨利这把斧头再使用它呢?”工人回答他:“我每天勤劳工作,伐树的时间都不够用,哪有时间去磨利这把斧头?”

那个管工向他解释说:“你可知道,这就是你伐树数目每天递减的原因?你没有先磨利自己的工具,又如何能提高工作的效率呢?”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总有某些时候曾经像这个伐木工人一样,因为过于沉溺于一个活动之中,而忘了应该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工作更简单、快速。

孔子说:“工匠要做好工作,必须先磨快工具。”磨斧头一开始牺牲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金钱。但是,当前期的基础工作做扎实后,你后面的工作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你所有的损失将会迅速补回。

工匠做工与思想品德修养从表面上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实质上有相通的道理。

《论语集解》引孔安国的注解说:“工以利器为用,人以贤友为助。”常言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工匠在做工前打磨好工具,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机会给了我们,只要练就了真本领,总会被人赏识的,当今社会,不看你的档案,不看你的文凭,全看你有没有真本事。

有的人常常感叹,认为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与其发牢骚,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自己“怀才不遇”的原因,是否在学习上有些好高骛远,而没有从自身实际出发。无法实践的本事就算学得再好也不是真本事,学以致用的东西才能让社会承认。

本事的定义不断变化更新。就算你已经拥有了一门技术,也难保不会过时。社会在飞速发展,人才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君不见,以前人人羡慕的驾驶、外语、计算机,现在已经只是成才的一道门槛。我们要牢固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求新求知,才能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

靠本事吃饭,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但要有一身真本事并不容易。只有脚踏实地,静下心来勤学苦钻,才能参与竞争迎接挑战。能力大小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每个人都应该时常充实自己,改善自己的工具,增长自己的才干,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果。

有本事要让别人去说。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是不喜欢自吹自擂的,因为别人的眼睛要比你的眼睛亮得多。就像1999年举行的那场世纪拳王大赛一样,虽然这场比赛被判为平局,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刘易斯获胜的,真正的拳王当是刘易斯,霍利菲尔德再怎样吹嘘也是没用的。

现在社会上有些年轻人,喜欢大嚷:“我是某某书记的儿子!”仿佛老子是书记,儿子也成了书记似的。他打出这块牌子来,无非是自觉身份特殊,别人得给予优待。

令人担忧的是,在社会上这已不是个别现象。据了解,在某些小学,有些小学生互比老子的官大,以“我老子是管你老子的”为荣。更有甚者,自认为有身份的,小小年纪就印发名片,上书“某某市长的儿子”、“某某镇长的女儿”。

但这种无谓的炫耀已经越来越无聊,越来越不适应这个社会,因为而今英雄不问出处,只问有没有真本事!

8.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回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论语·卫灵公》

只读书不思考是读死书的书呆子,只空想不读书是陷入玄虚的空想家。书呆子迂腐而无所作为,空想家浮躁不安而胡作非为,甚至有精神分裂的危险。

所以,儒者主张既要读书又要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明代人陈鎏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

学是入书,思是出书。出入有道,学业可成。

老子也说过:从实的概括、抽象,深入到虚的理论的微妙,是认识一切奥妙的必须经过的途径。

世界上有两本书:一是现实的无字书,一是订成本本的有字书。

人小的时候要多读有字书,年龄增加,渐渐长成,就要会读无字书,能独立地去生活、创造。事实上人多读有字书,也是为了更会读现实的无字书。

有字书是写书人写成的,是过去的无字书。而现实的无字书,总是同人的现在生活联系在一起,无穷无尽。过去的总是过去,现实生活才生动活泼。过去只有与现实相结合、相参照,才有意义。这也就是有字的书本于人的意义。

若把写过去的有字书当成现实的有字书,那就成书呆子了。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方面说的就是有字书的作用有限,无字书联系着人的生活、工作、创造,因此才作用无穷。

庄子曾讲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杀牛师傅顺着牛的形体结构,避实就虚,巧妙运刀,牛宰得好,他的刀也保养得好。

其实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人要会读现实无字书的道理。

对于庖丁来说,现实的无字书就是他面前每一条各个不同的牛,有字的书似乎可以说是厨师们习惯的宰牛方法。按照习惯的方法,无须深入观察现实的牛体,只要猛割硬砍就成。这样,庖丁宰牛吃力,刀子也坏得快。但庖丁不这样,他的经验使他还未动手,但在他心目中,他已把牛分解得各就各位。所以,他解牛,对他自己是一种享受,对他的刀子,也无所损伤。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处理得好;叫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春秋时代诗与政治、外交活动密切相关,无论是处理政事还是在外事活动中,往往都会引证“诗曰”,随口吟出,而能够切合适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时代风气,有点像我们在“**”运动中随口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样。它并不是要求政治家都成为诗人,更不是要求诗人来做政治家,而是因为诗里面包含了许多丰富的知识,且有表达情感、打动人心和审美、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确实可以在政治、外交等场合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尤其是经孔子删订的《诗经》三百篇,更是如孔子所说:“可以激发感情,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论语·阳货》)所以,孔子号召“小子何莫夫学《诗》”,(《论语·阳货》)要求学生都要学习《诗经》。

不过,孔子从来是要求学习为应用而反对读死书的。正如他在《学而》篇里强调的那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行”。如果不能“行”,你书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相反,只要你能够言谈举止得体,行为方式得当,那就如他的学生子夏所说:“虽回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说到底,还是求实务本,学以致用。

孔子一方面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求学与思并重。但在《论语·卫灵公》中他又说:“我曾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地思考,结果没有什么收获,还不如学习。”意思是说思不如学,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呢?

想来,凡事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圣人也不例外。学与思兼顾当然最好,退而求其次,则与其冥思空想,不如读书学习。

《荀子·劝学》的名言:“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正是孔子语录的转述。

贾谊《新书·修政语》说:学如太阳,思如火。思而不学,好比放弃太阳的光辉而升火照明,可以小见,不可以大知。

聪明人怎么会放弃太阳的光辉呢?

庄子讲了一个“轮扁斫轮”的故事,以说明为人或者施政,不可死守书本、一味听从前人的说教。

这故事是这样的:

某日,齐桓公在大堂上读书。

在齐桓公潜心读书的时候,他请的一个做车轮的师傅轮扁,正在堂下拿着木头砍砍削削地做车轮子。

突然,轮扁丢下槌子和凿子,快步走到大堂上,不可理解地问桓公说:

“可不可以问您读的什么书呀?”

桓公说:“记录圣人言论的书。”

“圣人还在吗?”

“已经死了。”

“既然这样,那君王所读的便是古人经验的糟粕了。”

桓公一听轮扁这话,便很不高兴,拉下脸说:“我读书,你一个作车轮活路的手艺人,怎么可以妄加议论呢?你必须说说清楚!有道理,那就算了;要是说不出道理,那就罪该处死。”

轮扁不慌不忙地说:

“我是拿我做手艺看的。我砍削轮子,要是榫太松了,就不牢固,榫头虽是打进去,但很快也就会滑脱出来的。要是太紧了,榫头就打不进去,或者干脆打坏了材料。只有不松不紧才得心应手。

“不松不紧说来容易,但实际做起来的诀窍却是没法儿说出来的。你说没有诀窍,为什么我总比别人做得好、做得快,而且做起轮子来总比别人来得从容不迫?这当中窍门是实实在在有的。

“而且,这诀窍我不可能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没办法从我手中接受过去。我可以告诉他,这诀窍怎么怎么的,但我说出的诀窍已不是什么诀窍。因为,做这门手艺的工匠都这么说。大家都能说出的诀窍,算什么诀窍呢?”

“我活了七十岁,一辈子都是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连同他们的那些不可言传的诀窍,随古人都死去了,我的诀窍是从我自己切身操作体会出来的。这样,君王忘记自己现实的操作,却成日里专心致志地从古人的言论中寻找治国秘方,那得到的如何不是古人的糟粕呢?”

齐桓公默不作声,心里实在觉得轮扁说得在理。为人处事的诀窍像酒,随着人的行动一同出现、一同消失,说出来的大概也只能算是糟粕了,无非闻到了点酒味儿,让人想像到什么是酒,这就是书本的真正作用。

因此,凡事多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遇事多想一想该怎么办才好,而不应该稀里糊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都要问一问。有人便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懂得礼呢?到了周公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说后说道:“这正是礼啊。”

俗话说,问者不相亏。

谦虚好学,不耻下问,这既是礼的精神,也是做人的学问。

孔子不仅要求学生这样做,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做出表率,这大概也是圣人风范的体现吧。

科学家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问题都提不出来,解决什么呢?

所以孔子感叹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真不知拿他怎么办啊!”这就是要求我们主动提出问题,动脑筋想办法。用他在《为政》篇里的说法,就是“学而不思则罔”。学习这样,科研这样,我们平时处理日常事务也是这样。

总之,凡事不多问几个为什么的人,就连圣人也拿他没救,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9.切勿画地为牢,不求进取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论语·雍也》

走不走得到是能力问题,走不走却是态度问题。

画地为牢,裹足不前,这是知难而退,自甘堕落。所以当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学说,是因为能力不够”时,被孔子狠狠地训斥了顿。孔子说:“能力不够,会在中途走不动的时候停止,可你现在却是画地为牢,根本就没有出发。”(《论语·雍也》)。

所谓“世上无难事,只要背登攀。”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肯立志坚决地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换句话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事实上总会有所收获。相反,凡事太功利主义,还没有开步就问终点何在,利益何在,期望值太高,太迫切,往往会产生畏难情绪,结果便很容易自己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范围内,甚至裹足不前打退堂鼓了事。

冉求正是想打退堂鼓,所以圣人予以激励,要求他开步向前走,哪怕“中道而废”,也比停步不前好。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有的人就害怕担风险,他们把“不变应万变”奉为真理,固执地抱守着过去的经验而不求变通。然而,时移世易,墨守成规,只会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圈,而人在圈里久了,便成了“囚”,想要有所发展也就难了。

这些人总是在遭遇很大危机的时候,才想到要改变,但到了这一步已经太晚了。这些人最可怕的心态是,习惯于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我过去做得很好啊!为什么要改变?”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其实,失败往往就从现在开始。

他们并没有预见未来,他们只相信现在看到的,认为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过去的成就只需留下脚印,而不是让我们感到自满。如果你想改变,却遇到阻力,别人不相信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做给他看!

不知你是否经常观察小孩子玩游戏?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总是喜欢变更规则、界线、角色和游戏方式。他们花在翻新游戏的时间,甚至比实际游戏的时间还多。大多数小孩不喜欢受人限制,不喜欢千篇一律,喜欢不停地创新、再创新。

研究行销管理的专家们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竞争会造成限制。这个意思是说,传统上一般人习惯用“硬碰硬”的方式与人正面竞争,但是这种短兵相接的方式并不见得是最有效的制胜之道,反而会限制成功。因为当你正面去竞争的时候,等于你完全认同这个游戏,并愿意遵守某些固定的规则与观念,你的思想就会受制于某一个框框,反而阻碍你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绝大多数人宁愿相信,遵守既定规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否则,如果人人都想打破规矩,岂不是天下大乱?然而,根据孔子的观点,宁可出发受阻,也不要原地踏步啊!

专门从事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克利杰在他的著作《改变游戏规则》中指出:“在运动场上,很多运动选手创造的佳绩,都是因为打破了传统的比赛方法。”杰出的运动选手普遍具有这种“改变游戏规则”的特征。

根据罗伯特·克利杰的结论:打破常规是一种心态,可以鼓励人不断学习,不停地创造。所以,如果你想改变现状,尝试新的挑战,那就突破规则,改变游戏方法吧!

当然,话又说回来。半途而废也并不是圣人所倡导的。孔子说:“庄稼出苗而不吐穗开花是有的吧!吐穗开花而不结果实也是有的吧!”苗而不秀、秀而不实都是半途而废。

拿人生来相比,小时候,资质很好却没有学成,连个大学都没考上是苗而不秀,根苗虽好却没能开花。大学考上了,毕业了,工作一无成就,“混日子罢”,是秀而不实,虽然也曾经开过花,可昙花一现,转眼即成过眼云烟,昨日荣耀。

这样一说,我们大半的人不都成了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了吗?

事实上,拿高标准严要求来衡量,人生也就是这样,半途而废者大有人在。

当然,如果降格以求,也就不一定是这样了。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发表几篇文章就是学者,拼凑两本书就是作家,“千古文章一大抄”,专家教授满天飞,那也就人人都苗而又秀、秀而又实了罢。

不管标准一不一样,回到孔子的原话上来,他的意思不外乎是勉励我们向颜渊学习,自强不息,死而后已,而不要半途而废、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这倒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

10.不要自欺欺人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论语·述而》

求知最忌自欺欺人,不懂装懂。

人们时常讽刺那种只会说“Yes”的“假洋鬼子”,这是不懂装懂的典型形象。而实际上,生活中这样的“假洋鬼子”到处都是,充斥于各行各业。

如果只是读书求知,这种“假洋鬼子”还不过是害己而已,没有什么大碍。但如果让这种人从政治国,那可就不是害己的问题了,小则害己害人,大则亡党亡国。

孔子说:“大概有自己不懂却能凭空创作的人吧,我没有这样的才能。我总是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用心记下来。我是属于次一等的智力。”

所谓次一等的智力就是“学而知之者,次也”,相对于“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的天才而言。

正因为是次一等的智力,不是天才,所以要多闻多见,也就是“敏而好学”。也正因为是次一等的智力,需要“敏而好学”,所以不能“不知而作”,而是“述而不作”。

可见,这一段实际上是孔子对自己学风和做学问态度的概括性自我介绍,包括了在其他地方谈到的“述而不作”、“敏而好学”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好几方面的内容。

同时,孔子之所以这样自我介绍,也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不知而作”现象有感而发的。孔子的意思是说:那些自己不懂却能够凭空创作的人大概是天才吧,我可没有这样的天赋才能,我的一切都是靠学习而得来的,所以,我的写作也好,我的教书也好,都是言之有据的,不敢乱来。

“不知而作”的人却恰恰相反:自己不懂而又“硬撑”,处处冒充内行。这种人做事,小则贻笑大方,大则害己害人,甚至祸国殃民。孔子正是看到了这种“不知而作”风气的严重危害,才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反对“不知而作”的行为。所以,我们也绝不可以小看了它的危害性。

对于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要冒充内行。这是一种不老实的自欺欺人的行为,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没有人要求你作一本百科全书。即使是个最有学问的人,也必有所不知。所以,坦白地承认你对于某些事情的无知,这绝不是一种耻辱。相反的,别人会认为你的谈话有值得考虑的价值,因为你没有虚伪,没有吹牛。

有个美术评论家总是大吹大擂,凡事不懂装懂。

有一天,那个美术评论家被一位知名人士所邀请。这位名人家来了不少美术界的知名人士,他们谈笑风生,畅所欲言。

不一会儿,那个主人拿来一幅画像说:“这幅画是我刚买来的毕加索的画,请各位评论一下。”

于是,装懂的那个美术评论家马上就说:“线条粗而鲜明,色彩也华丽,果然是毕加索的画呀,你刚才拿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毕加索的作品。”

对此,主人再仔细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是我介绍错了,这不是毕加索的作品,而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什么?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顿时,在座的人都看着那个美术评论家捧腹大笑,结果,装懂的那个美术评论家脸色通红,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不要不懂装懂,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了就是懂得了,没有懂就是没有懂,这才是真懂。

所以,我们绝不要低估了不懂装懂的危害。因为它完全可能由一种个人品质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公害,遗患无穷。

11.学习是成长的阶梯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