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处世中的妙用
在社会这个万花筒中，不同的人总会为自己的独特人生涂抹上不同的色彩。但是如果缺少了处世的智慧，就会使人生黯然失色。也许我们一次不理智的拖延，就错失了春天的季节；也许我们一次不留神的冲动，就夭折了成熟的果实。其实，这样的道理，早在二千年前，圣人就通过《论语》告诉了我们。
1．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信用高于生命。
不过，说得最多的，强调得最重的，往往也是问题最大的。背信弃义与讲信用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穿越古今文化作品，跨过历史长河，直到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或者更准确地说，越到商品经济时代的今天，背信弃义与讲信用的矛盾越发突出，而前者还大有占上风的势头哩。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圣人的呼吁呢？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尚且知道：“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对子贡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种对“信”的强调，使人想到文天祥的绝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事实上，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
守信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关键。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必须兑现。机会不会降临于一个言而无信的人身上。生活中有不少人平时信口开河，说过的话很快就全忘了。或许他承诺的是无足轻重的事，但对小事的失信会使人怀疑其大事的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就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没有意义。
历史上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信用”的力量可窥一斑。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准备攻打原国，和大夫们约定十天攻下。到了第十天没有攻下，他准备鸣金收兵回国。有一个将军对他说：“再有3天就可以攻下了。”群臣也劝谏他再等几天。文公说：“我和士卒约好10天，10天不退兵，我将失去信用。得到原地而失去信用，这种事我不愿做。”于是毅然率军回归。原国的人听到此事，便说：“有像他这样守信用的君王，我们为什么不归顺呢？”于是自己出城投降了。卫人听说此事，也主动归顺了文公。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孟子，也主张“诚信”是人之根本，他提出，诚，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与性善论基础上的，天道本身就诚。通俗的说法就是：诚信不是法制社会对个人必须做出的基本要求，而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义务。诚信是发自内心、自愿的，是人的一种操守，是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具有极其重要的力量。“忠、义、礼、智、信”是人们倡导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我国从远古时期起，诚信就成为人们极力推崇的美德之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古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美谈，关公千里走单骑的壮举，都是诚信、守诺、勇于实践诺言的典范。
《周易》有“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乾·文言》）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孔子多次讲过诚信，如：“信则人任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代的圣贤哲人都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的美德加以颂扬。
可现在有这样一句话：诚信是为了不损人，不诚信是为了不损己，撒谎的人多了，诚实就成了对自己的一种伤害。相信在当今这种竞争激烈，硝烟弥漫的社会里，好多人都把它奉为信条；但是诚信可能损了私利但得了人心，不诚信可能保了私利但失了人心。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诚信亦凸显出其重要性。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具有公平竞争、平等交换、效率效益、诚实守信的原则。可以说，诚信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有的准则，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要求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秩序；没有诚信，就没有市场；没有诚信，就没有经济的健康发展。
投机钻营做不成百年企业，“口水战”的风光掩盖不了事实的“商业欺诈”，抓住极个别的偶然现象，否定全部，了解真相的消费者怎么能认可？
靠打击诋毁竞争对手，以对手的更坏来证明自己更好，不但有悖于守信经营，也是很不明智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商家仍在拿自己的信用当儿戏，为了和对手搞价格战，在报纸上打出价格很低的商品，等消费者蜂拥而至，却没有货销售。更有甚者，为了营造所谓的商业氛围，个别专营商家竟然明令员工家属排队烘托生意火暴的气氛，借以吸引和欺骗顾客。这些将诚信当儿戏、愚弄消费者的企业，不仅自己丢了信誉，更是使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受到破坏。
社会进步了几千年，商家重提“质优价廉”、“童叟无欺”的古训，确实有回到起点的感觉，但消费者作为群体是最聪明和最有识别力的。为了增强社会的诚信度，商业企业更要重视建设自己的诚信形象。让消费者满意是商业企业发展的动力，只有施消费者诚信，消费者才能忠诚于企业，进而培养出企业的忠实顾客群。
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把诚信看作企业的外在形象，更将诚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念和无价的资产，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视为企业的生命。在通用，没有人会因为失掉一个地区或一个错误而失去工作，人们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并且可以得到培训。惟一有一种表现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那就是不讲诚信。
不久前，国内知名的经济伦理学专家共同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道德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说到底是道德素质的竞争：如何培养全民的经济德性应对人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道德素质的竞争，对商业企业而言，就是讲求诚信经营。首先要建立自己有诚信的人才队伍，提高全社会对整个商业的消费信心；第二是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扩大整个社会的信用消费，提高消费质量及规模。
物物经济，货币经济，再到信用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推广诚信建设，是个人、企业更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做人灵活，但不能失去原则，失去诚信，要信守诺言。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失信则失去别人的认可，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君子不言利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论语·子罕》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在孔子的学生眼中，孔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或许就像我们对所有的智者所持的仰视态度一样，在学生们眼中，孔子这位大儒也是一位清贫立身者。所以他们对老师的评价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也就是说，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与仁。那么，孔子是不是很少谈论这几种话题呢？
我们看《论语》一书中，讲利的只有六次，讲命的大致有八到九次，应该说是谈得很少的了。但讲仁的地方，在《论语》中却比比皆是，为什么还说他很少谈论呢？关于这个问题，研究家们有种种说法，但不少都过于牵强，过于拘泥。其实，我们的看法非常简单，这里说他很少谈论仁，主要是说他很少从正面给仁下定义，解释到底什么是仁。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后来的儒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仁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孔子之所以很少从正面来解释仁是什么，是因为仁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谈论得清楚的，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说的命运、人生，但绝不轻易谈论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类话题一样。其实，孔子罕言命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清楚，所以不轻易谈论。
至于说到孔子罕言利，原因倒不是因为说不说得清楚的问题了。而是因为他把“利”与“义”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来加以对待，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重义而轻利，所以很少去谈论它。正是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形成了后世儒者的传统。
孟子是先秦诸子中最狂的一个，孔子与庄子都不敢做的事，孟子敢做。他敢当面指着某个国君说“我是暴君”，也敢向世人宣称“愿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孟子的这种气势得之于道，因为他不为世俗利益所累，所以能给世人指出更大的利来，那就是“义”，天下人的公理。有了“义”，大利必生焉，何必再去顾及些蝇头小利？
孔子重“仁”，启迪世人快乐。
孟子重“义”，指出世间公理。
二者都是在作一番道的言说，都意在惠我世人，传播真道。
这正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样，把“义”与“利”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并列起来，让你作二者不可得兼的选择。
你选择“义”还是“利”呢？
其实，你已没有选择，因为你只能做君子，不能做小人。
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君子羞于言利”的传统心态。所谓“君子不言利”，是不是就从孔子的“罕言利”开始呢？
当然，时代发展到商品经济社会的今天，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君子不言利”也变成了“君子不羞于言利”，甚或更加不碍口饰羞耻地宣称：“君子也要言利。”该做的贡献做，该拿的钱也照样要拿。也就是既要“喻于义”，也要“喻于利”。
于是便有了“义”与“利”之间的若干纠葛，若干不清，若干的尴尬人做出若干的尴尬事。比如说“义演”还是“利演”的问题，劳动所得还是贪污受贿的问题，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但不知“罕言利”的圣人面对今世这种情形会有什么感想？是否会发出“人心不古”的感叹呢？
问题是不是出在“利”这头猛兽一旦被释放出来，“义”就不大招架得住呢？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一旦放出了魔鬼，人间就不得安宁。
所以，圣人要把“义”与“利”分别开来，并用君子和小人加以严格的界限。其用心良苦，不外乎是要求我们重“义”而轻“利”罢了。
3．刚柔并济的处世之道
闵子侍侧，圁圁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论语·先进》
古语说：“皦皦者易污，峣峣者易缺。”太洁白了容易受到玷污，太高峻了容易缺损，太刚强了，则容易夭折。有人说读了《老子》会变成谋略家，很厉害。因为老子告诉我们“曲则全”，也就是说不要走直路，走弯路才能全，处理事情转个弯就成功了。如小孩玩火，直接责骂干涉，小孩跑了，但用方法转一个弯，拿一个玩具给他，便不玩火了，这是曲则全。因为研究《易经》就知道宇宙的法则没有直线的，现代科学也证明，到了太空的轨道也是打圆圈的，所以万物的成长，都是走曲线的。
人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人生太直了没有办法，要转个弯才成。现在讲美也讲求曲线，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这个原则。
孔子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和颜悦色而正直的样子；子路很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孔子非常高兴。但又说：“像仲由（子贡）那样，恐怕难享天年吧。”
孔子人论事，具有先见之明。后来的事实证明，子路的确不幸被孔子所言中，死于卫国的内乱之中。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卫国发生内乱，子路本在城外，但他抱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念，身入危城，与暴徒血战而死，据说孔子听到卫国内乱，曾伤心地说：“子路要丧命了！”不久，果然传来了子路壮烈牺牲的消息。
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决定行动，刚强者往往不会委曲求全，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类性格的内涵是勇猛和顽强，但过于顽强，则成了执拗。孔子深知子路的性格刚强易折，所以对他发生了叹惋。
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以“倔强”二字做出。但如果仅仅是“刚”字，那也不利于在现实中的生存，更不利于成就一番事业，人生的成功往往还得力于一个“柔”字。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逄、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因此，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一“刚”一“柔”，一伸一缩，进退有度，方能游刃有余，一帆风顺。
4．世事洞明皆学问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无已矣。”
——《论语·颜渊》
子张问什么叫看得明白。孔子说：“像水那样慢慢浸润的谗言，使你有切身感受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看得明白了。像水那样慢慢浸润的谗言，使你有切身感受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看得很远了。”（《论语·颜渊》）
“明”在汉语里是应用非常广泛而频繁的一个词，有聪明、明智、明白、明察、洞明等多重近义的意思。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孔子回答子张关于“明”的问题，是从怎样识别对待谗言和诬告这一角度来说的。
古往今来，谗言和诬告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人们的灵魂，它既是人人厌恶的最丑恶卑鄙的行为，却又是人人都摆脱不了，甚至是与每个人的一生相始终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之所以有如此绵延的生命力，只因为它有独特非凡的害人功效，不仅远远胜过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而且可以胜过全副武装的百万大军。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前者如莎士比亚笔下战无不胜的奥赛罗因听信依阿古的谗言而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苔丝狄蒙娜，结果又因痛心悔恨而自杀。后者如燕惠王因听信谗言而罢了率领大军连夺齐国七十余城的乐毅的官，结果被齐国的田单大败，七十余城全部被收复。
正因为谗言和诬告有如此厉害的杀伤力，所以人们一方面谴责它是罪恶之中最可恨者，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有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着它。正如俗谚所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有的人运用它还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所以，孔子用“浸润之谮，肤受之诉”来形容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程度的谗言和诬告。“浸润之谮”不是一时一地对你所说的谗言，而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像雨水浸润万物那样，一点一滴，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这次给你说某人的一句话，下次给你再说一句，有时甚至是说一句听来毫不相干的话，这样逐渐浸润，潜移默化地使你对某人产生某种印象。那些被攻击中伤的人，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如果说“浸润之谮”是“慢工出细活”，那么，“肤受之诉”则是“快刀斩乱麻”，一举奏效，使你在防不及防的情况下错误行动，结果铸成大错，悔之晚矣。为什么“肤受之诉”会有这么急切灵验的效果呢？因为它所诬告的内容，都是与你亲身相关，使你会有真切感受，甚至有切肤之痛的事情，所以，往往会使你确信不疑，拍案而起，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还自以为是当机立断，很有魄力哩。
既然“浸润之谮”和“肤受之诉”有如此出神入化的迷惑，而在你这里都行不通，那你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明”人，即一个看得明白看得远，具有明察秋毫、远见卓识本事的人了。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做不做“明”人问题还不很大，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什么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对于一个领导人，尤其是高级领导人来说，做不做“明”人，那问题可就大得很了，因为生杀予夺权力在手，弄不好就会贻害无穷啊！
5．看人看大节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八佾》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论语·卫灵公》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人”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因此，当子路向孔子求教什么是完人时，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不贪心，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又说：“现今的所谓完人又哪里一定能如此呢？看见利益能想到是否合乎义，见到危难敢于献身，久处困顿之中能够不忘记平时的诺言，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由此可见，圣人所论的完人也有相对性。
照通常的抽象的标准而言，完人是智、仁、勇、才艺兼备而又具有礼乐修养的人。但面对现实，这样完美的人又哪里能够找得到呢？所以，孔子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现实中所谓完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具体而易于实践。直到今天，也仍然可以用来检验我们周围的人。比如说见利思义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成了最尖锐最突出的社会现象，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还是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成了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又比如说见危授命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各种各样政策放宽的探索中，难免会遇到挫折，遇到阻碍，有时也会触及到个人利益、个人的前途命运。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是挺身而出，见危授命还是东推西卸，不担担子，不负责任，这些都是检验一个人的标准。至于说在困顿中不忘平时的诺言，坚守节操，坚持探索与追求，就更是我们在人生的征途上必不可免的了。谁能够保证自己一生就一帆风顺，不遇到困顿与挫折呢？关键是要有一颗不畏困顿不怕挫折，勇于追求的心。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你全部做到，成为一个完人，而是我们可以用圣人关于完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上尽力做得好一点，使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因此，做人不必苛求十全十美，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澈了，清澈到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那是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的；人太明察，太苛刻了，苛刻到眼睛里容不得一粒砂子一样，那是没有人愿意跟随你的。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
所有这些论述，都与这里所说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关。都是谈的人的器识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提醒我们看人从大处着眼，而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因为真正的君子，一个能成大器的人，他在细节上不一定有什么很突出的表现，不一定为人所知，而一个不能成大器的小人，则很可能在细节上显露出来，为人所赏识。所以，如果以小节看人，很可能一个真正大智慧的君子还不如一个小聪明的人，那就会让你看走眼了。
关于这个问题，子路也提出来过，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与管仲一起做公子纠家臣的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死。这是不是不仁呢？”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不动用兵车武力，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啊！”（《论语·宪问》）
在《论语·宪问》里，子贡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为主子而死，反而做了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做桓公的宰相，辅佐他称霸诸侯，匡正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也都像落后民族那样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吧。难道真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于小节小信，自缢于沟渠之中而没有人知道才好吗？”
孔子回答子贡与子路显然都是同样的看法。这就是从大处着眼评价人。
管仲虽然没有为公子纠尽忠，以身相殉，但他辅佐齐桓公立了大功，名流青史，也就不能用对一般普通人的小节小信来要求他了。说到底还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对任何人都求全责备，而应该看他的主流，看他的大节。
事实上，齐桓公也正是因为不究细节，不计私仇，原谅了差点要了他的命的管仲而加以重用，才取得了“霸诸侯，一匡天下”的丰功伟绩，
所以，齐桓公的认识也是合于圣人的思想的。我们今天正当用人之际，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看大节、看主流的思想来衡量人才呢？
所谓“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丁当”，说到底，还是一个大智慧与小聪明的问题。知人论世，尤其是领导者知人善任，选拔人才，不可不注意这方面的大问题。
孔子说：“作领导不宽容，行礼仪不严肃认真，遭遇丧事的时候不悲哀，我用什么来观察这种人呢？”
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居上不宽”的问题。在另外地方，孔子曾反复从正面说：“宽则得众。”（《阳货》、《尧曰》）宽容就能得到群众拥护，并把“宽”作为“仁”的五个方面内容之一。
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曾写过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宽容》，把宽容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宽容对于一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居于上位的领导者来说，就更应该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了。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宽则得众”的著名典故和故事，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人通奸的门客，汉高祖重用陈平，曹操下《求贤令》选拔那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确有才干的人，唐太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与此相反，因“居上不宽”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是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说“居上不宽”，是领导者的致命伤，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起码要求。越是进入民主的时代，这一点就越发突出。这是所有的领导者或想做领导者的人必须牢牢记在心上的信条。
6．以直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回答说：如果用宽容恩惠去回报别人给你造成的仇怨，那么，你又用什么去回报别人给予你的恩惠德义呢？所以，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是标准的“中庸”之道。
而老子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与孔子截然不同的，《老子》第六十三章云：“大小多少，考民怨以德。”
“以德报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向“善”的心理，用恩德回报怨恨。最典型最极端的说法是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你在我左脸上打了一记耳光，我不仅不还手，不躲避，反而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记耳光。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说法，就是唾面自干。《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当娄师德的弟弟要到代州去做官时，他教导弟弟要学会忍耐。弟弟说：“这没问题，比如说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把它擦掉就是。”可娄师德却说：“擦掉也不对，因为这样还是会显露出你对他的做法不满，所以，应该让它自己在脸上干掉。”这样的修养功夫就是以德报怨，一般人真是很难做到，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圣人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有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但却很艺术他说，以德报怨，那又用什么去报德呢？所以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去回报别人的恩德。所谓用正直的行为去回报别人的怨恨，那就并不排除对那些恶意怨恨的反击，善恶是非还是应当恩怨分明。总而言之是“投桃报李”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而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地以德报怨。这也正是儒道之异趣。
另一个极端是“以怨报德”。你送自己脑袋当凳子让人家坐着休息，人家却还嫌弃你硌疼了他的屁股，甚至兜头踢你一脚。那可真是忘恩负义，卑鄙小人。
小时候学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的寓言，大抵说明了一个道理：善良的人们如果对那些丑恶的人或物仁慈，那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后果自然逃不掉如同农夫被蛇咬死、东郭先生被狼吃掉般的厄运。
中国传统儒家讲的“率性而行”，是指推广自己的“良知良能”，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准则去行动，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认识上。孔子儒家提倡仁爱道德，追求真善美，所以他提出“以直报怨”。以直报怨不等于以怨报怨；也就是说，你打我一耳光，我并不马上回报一个耳光，而只是严正指出：你打我耳光，这是无理而又无礼，是错误的；希望你下次再不要这样。如此“以直报怨”，就有“恕道”即宽恕、容忍的精神在发挥作用。
孔子“以直报怨”，是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发展到较高文明阶段的产物，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出“互惠性利他”倾向所作的理性总结。
“以直报怨”，是人民内部值得提倡的社会性道德；在人民内部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应该是种美德。引申到国际交往，肯定有利于世界和平。
当然，圣人也并不主张以怨报怨。你不仁，我不义；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无休无止地斗下去，那也就没有意思了。
7．愚不可及的大智慧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儿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论语·为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泰伯》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论语·卫灵公》
有大智慧的人，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明，表面上看起来很愚笨，其实却很聪明，有句俚语说得生动：“面带猪相，心头僚亮。”不知你身边是否有这种“心中僚亮”之人，反正曾子是遇到了一个，曾子说：“能力强却向能力弱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向没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却像一无所知一样，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
据说曾子的这位朋友就是那“大智若愚”的颜回。可惜颜回没有照片留下来，我们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
颜回不仅与同学相处如此，就连跟老师孔子在一起也是如此。孔子说：“我和颜回谈论一整天，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就像一个愚笨的人。可是，我注意观察他课后的情况，却发现他很能发挥我所讲的内容，颜回并不愚笨！”
《老子》有句名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钠。”苏东坡补充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颜回不正是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生动形象吗？
俗话说：“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丁当。”如果你留意观察，生活中这种现象真是不少。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课堂上发言最踊跃的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而往往是所谓的“小聪明”。
我们今天的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茶楼酒馆、卡拉OK厅等娱乐消闲场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说些天气，说些股票，说些海湾战争、中东问题，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说些东家长，西家短，某某领导和某某领导之间有些什么瓜葛，某某男同事与某某女同事之间又有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一句话是上得台盘见得世面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现象，有些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清谈”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就曾经批评当时南方的读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北方的读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言不及义也罢，无所用心也罢，都还只是无聊而已。可偏偏就是这些人还喜欢卖弄小聪明，大家凑在一起就专门研究张三，研究李四，耍些小心眼，出些鬼点子整人，今天攻击张三，明天攻击李四。在这些小聪明方面，这些人真正是天才，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甚至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在日常社会中，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要出人头地，古时那些读书人哀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有才华的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这样，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
曾国藩曾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说，君子有才能但不使用，而要待价而沽。天才能做到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所以古人说：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可见天才的锋芒就像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如此来说，还不如没有。
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需要装“傻”了，这就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明知故问，给别人一个表现的机会；明明知道他不如自己，也去向他请教；明明自己懂得很多，但把它埋藏在心底，表面上做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有了这些，再加上人家冒犯了自己也不针锋相对地去计较，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不会对他人构成威慑了，反过来，自己也就可以减少一些他人的攻击和中伤了。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你也会失去很多，至少是谨小慎微，活得不那么潇洒自如了罢。更何况，对很多人来说，天性注定如此。所谓“才华横溢”，才华多了它就是要“溢”出来；所谓“锋芒毕露”，既有锋芒，它就是要“露”，要“脱颖而出”。
这样看来，“傻”也不是人人可以装得出的，要装“傻”，也的确要掌握装傻的艺术才行啊！
一个人可以利用这种别人以为他“笨拙”、“愚蠢”来完成在“智慧”、“巧妙”的情况下不容易办成的事情。比如说，你太聪明了、太精明了，别人防着你，你要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就不太容易。你如果是高官，或是高级管理者，那么在人际交往中装“傻”有时给你很大的帮助。中国人向来对“智”与“愚”持辩证的观点，《列子·汤问》里愚公与智叟的故事，就是我们理解智愚的范本。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足够了。
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即宁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而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则出现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俞则留在国内，一面仍是为国忠心耿耿，表面上却是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这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因为身为国家重臣，不会保身怎能治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佞臣，重立卫成公，宁俞依然身居大夫之位。这是孔子对“愚”欣赏的典故，他很敬佩宁俞“邦无道则愚”的处世方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俞那么聪明，但很难像宁俞那样糊涂。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糊涂是官场权力杂耍的基本功。我们来举个例子。
春秋时代的楚庄王（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在位）很厉害，最后成为霸主。可是，他开始上台时没有像我们普通人所设想的那样，上任先来放三把火，不要说三把，他一把火也没有。他执政三年中没有发过政令，也没有治理过国家大事，看上去尽是不干正事。
他的负责主持军事的右司马着急啦，有一次在边上侍候，终于忍不住了，要规劝楚庄王。他很会说话，他说：“有一只鸟停在南方的一座山上，三年啦，不展翅飞翔，也一声不叫，默默无声。请问这种鸟叫什么鸟？”
楚庄王说：“那只鸟三年不展翅飞翔，是用这段时间生长羽毛翅膀；不飞也不叫，是用这段时间观察民众的办事原则。你别看他没有飞，一旦飞起来必定会冲天而去，一旦鸣叫起来必定惊人。你放心吧！我知道这件事了！”大家知道，这就是成语“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来历。
过了半年，楚庄王就亲自听政，废除了十件旧事，兴办了九件新事，诛罚了五个大臣，提拔了六个隐士，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后来国力大盛，又有个成语“问鼎中原”，说的就是他。他进攻陆浑之戎，陈兵周郊，派人去问象征天子权威的九鼎的轻重。后来有许多国家，像鲁、宋、郑、陈等国归附楚国，他成了霸主。
不过生活中也很有趣味，有时大智者也真有糊涂的时候。爱因斯坦一生最后的住所是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有一天研究所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电话里有一个人在问：“请问我能否跟主任谈话？”
当时一位女秘书告诉他，主任不在，那个人又问：“那么你能否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住哪里？”
秘书说，她不能奉告，因为要尊重爱因斯坦博士的意愿，他不愿意自己的住所受到打扰。
这时候电话里的声音降得很低很低，说：“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正要回家，可是忘记了自己住在哪里了。”这大约是真的有些糊涂了。这就是大师的“难得糊涂”了。
“难得糊涂”是糊涂学集大成者郑板桥先生的至理名言，他将此体系晋升为：“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做人过于聪明，无非想占点小便宜；遇事装糊涂，只不过吃点小亏。吃亏是福不是祸，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歪打正着，“吃小亏占大便宜”。有些人只想处处占便宜，不肯吃一点亏，总是“斤斤计较”，到后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在《颜渊》篇里，当仲弓向孔子问什么是仁时，孔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仲弓推荐。
当子贡向孔子讨教，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圣人又把“恕道”作为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推荐给他的高材生子贡。
孔子对子贡的答复是有切实的针对性的，对子贡这种才高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句可以终身行之而受益的话。才高的人，懂得比别人多，往往自视甚高，最容易犯不能饶恕别人的毛病，看到别人犯错误就难以容忍。“恕”在生活中施行起来是很困难的，人们常会犯这个错误。就拿才高的人来说，他们常会教训别人，指手画脚地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结果妨害了别人，惹人讨厌。但只要存有仁心，恕道终是能行的，人们就可以在实现自我时，因尊重自己的存在价值而尊重他人的存在价值，因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而考虑他人的利益和要求，甚至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孔子在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上，始终贯穿着一个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这就是儒家常说的恕道。做一切事情都必须从自身开始，自身是根本。达到仁的办法是近取诸身，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推而体会到别人之所需。以己欲之私而行全人之公，这就达到了“仁”。由此可知，“仁”是体，“恕”是用。
“恕”道是合乎人的心理规律的。儿童在心智刚启时很难明白事理时，往往已能体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五、六岁的幼童打人，你若对他说：“别人打你，你愿意吗？”多半会自觉不妥而住手，效果自然比讲君子动口不动手之类的大道理好得多。这个“恕”很妙，妙就妙在虽然奠基于儿童心理之上，却可以说服中国的“大人”。三国时，吕布当初同刘备很要好，后来发生了矛盾。吕布就让名士袁涣写信去骂刘备，袁涣不屑于干这种差事。吕布几次要求他都没有用，甚至用刀架在袁涣的脖子上说，再不写就杀了他。袁涣坦然而笑道：“我只听说以德羞人的，没有听说以辱骂折磨人的。如果说刘备是君子，就不会由于将军的辱骂而感到羞耻；如果他是小人，就一定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回报你，那么辱没就会落到你头上。而且，我说不准哪一天也会为刘备效力，也会像今天给将军效力一样。假若我一离开将军，就来辱没你，行不行呢？”吕布听了这一通话后，想想就罢休了。
人们遇事常说：“将心比心。”又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实际上正是在推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问题在于，世道人心，每每是反其道而行之。一般人恰好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就想让别人去做；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巴不得卖给别人。相反，自己想做的事，自己钟爱的东西，就不那么愿意与别人分享了。所以，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己所不欲，千方百计施于人”或“己所欲，施于人”。之所以会如此，其基本原因在于凡事都很少为他人着想，而是为自己着想。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
相传有一个偏僻的山村，村民们每天起早贪黑种植稻谷，可年年收成很少，不能养家糊口。有一聪明的农夫就想到山外寻找一些优质的稻种，终于如愿以偿。第一年试种，果然产量颇丰，得到一笔不薄的收入，左邻右舍就想从他那里换取一些稻种，可这位农夫想，如果产量都提高了，自己不就不能发财了？于是拒绝了乡亲们的请求。第二年，他更加辛勤劳作，期盼能有更好的收成，但始料不及的是，稻子又恢复了原来的产量。原来，在稻谷授粉的时候，蜜蜂使他家的稻子接种了别家的花粉。
与这位农夫的自私自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盲人宽阔的心胸。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夜间走路时，总是提着灯笼，点上蜡烛。路人不解，就问他，你眼睛看不见，这么做不是多余的吗？这位老人正色道：“我打灯笼是为了给别人照路，这样别人就不会撞到我了。”
照亮别人等于照亮自己，为他人着想实际上亦能惠及自身，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个道理。诚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很多人难以做到，但在为人处世时，又岂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和社会？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信奉“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生哲学，有的甚至一味追求各人利益，置道德、法纪于不顾，干出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勾当。在他们看来，受损的是别人，得利的是自己，却全然忘了“害人终会害己”的教训。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利益相关，损害了别人的利益，自身的利益也难保不受损失。
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公冶长》篇里，子贡自己曾经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当即孔子就说：“子贡啊，这不是你做到了的。”可这里又要子贡终身这样做。这一方面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重要，另一方面又说明它的确很难做到，就是连孔门的高足之一子贡也如此。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孔门儒学中的顶上功夫之一。
我们已经知道，子贡是孔子的高材生。作为这样一个高材生，又抓住了老师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来谈体会，子贡说：“我不愿别人强加给我的事，我也不愿强加给别人。”按理说该得到赞许，却不料被老师一盆冷水迎面泼下来，说：“赐呀，这不是你做到了的。”
连子贡都没能做到，又有谁做到了呢？恐怕就只有颜回了吧。可惜我们在《论语》中还没有看到孔子对颜回这方面的评价。
或许，就是在孔子自己的心目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所以要作终身的努力。
既然如此，不仅子贡没能做到这一点不足为怪，就是我们大家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又有什么可怪的呢？
只能说，“恕”道（不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
青天虽不能上，但心向往之，努力追求还是可以的！
9．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
“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这句话在“**”中听得最多的含血喷天的“造反派”语言却原来出自于温良恭俭让的孔圣人之口，只不过是作的另一种通俗理解罢了，即“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样的事不能容忍呢？”
那就非要血战到底不可了罢！
回到圣人的话上来，原来是在谈到季氏时说的。一向温文尔雅的孔老夫子，对季氏的深恶痛绝之情都是溢于言表的：季氏真是不像话，居然在家庭舞会上玩起了天子的排场，那他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得出来呢？换句话说，季氏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造反夺权，取代国君的地位了。
孔子一生为维护周朝礼制而努力，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怎不令他痛心疾首，发出沉重的感叹呢？
但是，再作深一层的推敲，这又何尝不是对“忍”的一种阐释。也就是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小不忍则乱大谋很有些阴谋哲学的味道，其核心就是一个“忍”字。
所谓“心字头上一把刀，遇事能忍祸自消。”所谓“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
忍什么？
“忍小忿而就大谋。”（苏拭《留侯论》）
这是忍匹夫之勇，以免莽撞闯祸而败坏大事。
忍小利而成大业。
这是“毋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忍辱负重。
勾践忍不得会稽之耻，怎能卧薪尝胆，兴越灭吴？韩信受不得**之辱，哪能做得了淮阴侯？
甚至也包括忍“妇人之仁”。
“蜕蛇一螫手，壮士即解腕。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陆龟蒙《别离》）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没有螫手断腕的勇气，儿女情长，成不了大事业。
好一个忍字功夫了得！
可惜一般人多停留在“忍小忿”的初级层次上，未能深入理解“忍”字的多层次内涵。
不过，就连楚霸王项羽尚且过不了“妇人之仁”一关，又有几人能真正参透呢？
人们常说，忍字头上一把刀，真的是这样。这把刀，让你痛，也会让你痛定思痛；这把刀，可以磨平你的锐气，但是也可以雕琢出你的勇气。
面对强大敌手的迫害，一个人只知道屈忍保全还不够，还要忍得像样子，忍得让对方感到高兴，才可能彻底逃脱难关。否则，虽则你做出了逆来顺受的样了，却又表现出另外的不在乎，就透出了对敌手的藐视，还可能招来危害！
西汉的杨恽，为人重仁义轻财物，为官廉洁奉法，大公无私。可是正当他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之时，有人嫉妒他，在皇帝面前说他对皇帝陛下心怀不满，表现得那么廉正只是为了笼络人心，以便图谋不轨。
皇帝虽然不喜欢贪官，但更害怕有人和他唱对台戏，哪怕你才干再好，品德再好，你如果敢对皇帝不满，便会招来灾祸。经人这么一告发，皇帝勃然大怒就把他贬为平民。看来没有让他身首离异，就已经是大慈大悲了。
杨恽本来官瘾不大，又乐得清闲，虽丢了官却也并不感到十分难过。原先做官时添置家产多有不便，现在添置一些家当，与廉政并无瓜葛，谁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于是他以置办财产为乐，在每天忙忙碌碌的劳动中得到许多平凡生活的乐趣。
他的一个好朋友，听说这件事后，预感到他这样下去可能会闹出大事来，就连忙给杨恽写了一封信说：“大臣被免掉了，应该关起门来表示心怀惶恐，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以免别人怀疑。你这样置办家产，搞公共关系，很容易引起人们的非议。让皇帝知道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杨恽心里不以为然，回信给朋友说：“我认为自己确实有很大的过错，德行也有很大的污点，应该一辈子做农夫。农夫虽然没有什么快乐，但在过年过节杀牛宰羊，喝酒唱歌，来犒劳自己，总不会犯法吧！”
怪不得杨恽做不好官，他竟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常识也不懂。有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又向皇帝诬告说，杨恽被免官后，不思悔改，生活腐化，而且最近出现的那次不吉利的日食，也是由他造成的。皇帝不问青红皂白命令迅速将杨恽缉拿归案，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他腰斩了，他的妻儿子女也被流放到酒泉。
本来杨恽以不满皇帝而戴罪免官之后，应该听从友人的劝告，装出一副甘于忍受侮辱的逆来顺受的可怜样子，这样皇帝和敌人还会不注意他。即使是最凶恶的老虎，看到它的对手已经表示屈服，也会停止攻击。杨恽却没有接受教训，他还要置家产、搞活动、交朋友，这不是明摆着唱对台戏？好吧，治你一个大逆不道之罪，杀了，你还能不满吗？因为杨恽不能忍住自己的不满情绪，不会提防皇帝和敌人抓住自己不满的把柄，终于酿成了自己被杀、家人遭流放的悲剧。
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强调忍耐的重要，只有忍到最后一刻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才能有希望看到转机。或许你仍在向往一帆风顺，可是面对曲曲折折的人生，所谓的一帆风顺只能是心灵的一种慰藉而已，惟有奋斗不息才能够让你成为命运的主人。而在这一步步的努力中，你必须学会忍耐。
忍耐不是逆来顺受，屈服于命运之神的支配与调遣，让岁月的沧桑把自己的欲望一点点地消磨掉。而功亏一篑都是因为不懂得忍耐的真正涵义，而坚韧不拔地追求并排除万难有所超越才是忍耐的外延。
忍耐不是消极颓废，也不是悄然降下信念的帆；忍耐是考验意志、毅力，检验成功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忍耐是酝酿胜利的一种高超手段。虽然忍耐有可能错过一些小的机遇，但谨慎小心可以避免意外的发生，使意外的发生不那么让人意外。忍耐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忍耐能帮助我们透过烦冗迷惑，获取真谛。所以要学会忍耐，那么人生无论是在“上涨”还是“下跌”，低迷抑或是高涨，你的人生都将美丽如画。
人生有很多不如意、不痛快，这时，忍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因为小地方忍不住而害了大事，这就非常不值得了。
三国时的诸葛亮辅佐刘备，立志要收复中原。他经常兵出祁山，攻打司马懿。但是司马懿总是不肯出来和诸葛亮对打。诸葛亮用尽了一切手段来羞辱司马懿，但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羞辱总是置之不理，总之，就是不肯出来和诸葛亮打仗。每次都是等到诸葛亮的粮食吃完了，蜀军自然就退兵回去蜀国，战争就结束了。诸葛亮六次兵出祁山，每次都是无功而返，后来连唐朝的大诗人杜甫也为他惋惜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司马懿能够忍，所以没有被一代儒将诸葛亮打败。
邓小平在“文革”中曾三起三落，非洲一位总统问小平同志有什么好经验，他就说一句话：“忍耐。”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耐不是目的，是策略。但一般人做不到，刚说一句就暴跳如雷，小不忍则乱大谋呀。
因此，当有事时，千万要稳健，不要逞一时之快而坏了大计，决不能因小失大！
10．既往不咎的宽恕精神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论语·八佾》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论语·公冶长》
或许越是具有智慧的人，越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留下无数让人揣摩的空间。比如说孔子在对他的学生曾子授教时，只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参啊！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就这么一种话，曾子就听明白了。等孔子出去后，其他的学生们问曾子说：“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老师的学说，忠恕两个字罢了。”
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二”以贯之。
但是什么是忠？什么是恕？
曾子没有说，但孔子自己在别的地方有过解说。
忠是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
恕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卫灵公》篇里回答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所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恕道，用现实的话讲，就是对任何事情要客观对待，时常想到我所想要的，他也会想要。有些人对别人处理的事，常有不满意的地方。说实话，如果让他自己去处理，不见得比别人好。一般人都有对别人的要求很圆满的心理，希望家长、朋友、同事没有缺点，什么都好。可是，这样去要求别人，是一种完全的自私，因为它完全凭自己的看法和需要为根据。怎样去掉这种完全的自私心呢？这就可以用“恕”。“恕”从字形上看，可解作“如”、“心”。即为合乎我的心思，我所想要的，别人也会想要；我所想得到的利益，别人也想得到。于是，分一部分利益给别人，就是恕，觉得别人不对，但原谅他一点，也是恕。
俗话说：“退后一步天地宽。”
过去有人对不起自己，但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潇洒一点，不怀恨别人，和别人之间的仇怨也就因此而没有了。就算对方是坏人，也终有被感化的一天。
不然的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大家都处处设防，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
相传古代有一位老禅师，一天晚上在禅院里散步，突见墙脚边有一张椅子，他一看便知有位出家人违犯了寺规越墙出去溜达了。老禅师也不声张，走到墙边，就地而蹲。少顷，果真有一个小和尚翻墙，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才发觉刚才踏的不是椅子，而是自己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但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师傅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平静的语调说：“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
老禅师宽容了他的弟子。他知道，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宽容让你获得心灵的宁静，锱铢必较的人往往不能获得，而是失去更多。
所以，对人宽容一点吧，不要老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人们常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或者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既往不咎，立功受奖。”
鲁哀公问宰我用什么木头做土神的牌位好。宰我回答说：“夏代用松木做，周代用栗木做，用栗木做的意思是使老百姓望而生畏，战战兢兢。”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成的事就不必再说它了，已经做了的事就不必再劝阻了，已经过去的事就不必再追究了。”
孔子不满意宰我关于“使民战栗”的解释，因为它不符合德政爱民的思想。但周代又确实是用栗木做的土神牌位，所以孔子也不好正面批评宰我，而只是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既然已经过去了的事，就不要去追究它了。
不管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孔子这里所表现的，倒的确是一种既往不咎的宽恕精神。
孔子认为，“恕”是立德的根基，既是临时应事之道，也是平日涵养之法。以爱己之心爱人，在人际交往中求同存异，则到什么地方都能打成一片。故能有了“宽恕”二字，宽容他人，就能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收众人之力以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