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对人生的启发
相对于茫茫宇宙而言，人生只是短短的一程。在这短短的瞬间，任何人都有过热情，也曾有过梦想。有的人懂得沿途看风景，于是他学会忘记仇恨，洗尽心灵的创伤；有的人边走边思考，于是他懂得滤去年少的轻狂，学会了礼让恭谦。人生就是一首无言的歌，在磨练中学会生存的。而《论语》告诉我们的也正是如何感悟人生，享受人生。
1．儒雅的君子风度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论语·八佾》
孔子对“君子”实在是太喜欢了，太赞美了！在孔子眼中，“君子”简直就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论语·学而》开篇，孔子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习知识并按一定时间去温习它，不也是很高兴的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的吗？不因被别人了解而抱怨，不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吗？
在这里，孔子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想的人生境界：求知自得其乐，交友衷心喜悦，怀才不遇也不怨天尤人。好一个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儒雅君子！
现代人行色匆匆，疲于奔命。知识爆炸，读书囫囵吞枣犹恐不及；人情淡薄，交朋结友工于算计；追名逐利，怀才不遇怨天尤人。
如果让孔子飘然来到现代，他大概会说：现代人啊，现当代人，你们怎么啦，瞧瞧一个个绷紧了一根根竞争的弦啊，人人像上足了发条！怪不得你们人人都说活得好累啊！怪不得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受不了，最后崩断了。
虽然孔子并不能来到现代，也不可能在我们耳边作智者的叮咛，但是现代人就是这样啊！其实大家都体会到，在生活工作中绷紧了竞争的弦，绷得很紧，每个人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在铮铮铮地转着！
商家、厂家不用说，因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完成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全部运动过程。于是他们处理人际关系满眼就是竞争：人才、资源、劳力、成本、质量、产量、信息、市场等，都是一些不可让的竞争。
在我们的生活里，职场竞争，上岗竞争，不行就下岗。各行各业都是在竞争，优胜劣汰。在现实社会与生活中，还看到人们争权、争利、争名，比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孩子、妻子等等的竞争。
就连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就要开始为孩子将来的竞争做准备了，要补钙、补铁、补锌，还要补充维生素ABCDE，还要补音乐，补胎教，夫妻俩说啦，将来宝宝智商高可以竞争得胜利。
孩子出生了，在成长中也处在竞争的紧张氛围中。妈妈说：现在竞争多厉害，孩子你不努力，将来工作都找不到！
爸爸说：将来竞争更厉害，孩子你不从小学会竞争，将来你没有岗上！
老师说：现在是知识爆炸时代，越进步竞争越激烈，你不选个重点小学，不上个重点中学，不考上好大学，你明天怎么去竞争啊？
这些话没错，都说的是事实，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孩子的幼小心灵，早已不负重压而过早地衰老了。他们的眼睛如果都戴上“竞争”这副“眼镜”来看人际关系，那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每天在“竞争”的压力下生活，因此没了童年的欢乐，少了少年的欢笑，缺了成长的幸福，而是一天到晚忧心忡忡。他们时刻准备着，为了“明天的竞争”！为了“明天的竞争”，时时刻刻在准备着！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
今天体育运动会上的竞争更是剧烈，据说奥运会查出服用违禁药物的就有数十例。谁都知道奥运会对禁药的检查非常严格，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人闯“红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的选手约翰逊打破了百米世界记录，结果查出来服用了兴奋剂，还有创造9秒78男子百米世界记录的美国人蒙哥马利、美国的短跑巨星琼斯等等都出了事。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因为竞争取胜、夺金获银的欲望太强烈了，一旦敌不过名利的**，自己把握不住就服用禁药了。
你我扪心自问：还有儒雅的君子风度吗？还有几多衷心的喜悦几多两小无猜的欢乐呢？
于是孔子又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斗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就像射箭比赛一样吧！登堂比赛前先互相作揖谦让，赛完后又下堂饮酒祝贺。这样的竞争，可以说是君子之争。”（《论语·八佾》）
赛前揖让，赛后喝一杯。
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的君子之争。
多么令人神往！
这算不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呢？这又是不是有点奥林匹克的精神呢？
其实，又何止体育竞赛，举凡政治角逐、商业竞争、技术开发、文艺比赛，人生舞台上的方方面面，何处不应该提倡一下这种君子之争的风度呢？
2．以史为鉴，看过去知未来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八佾》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向哪里去？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孔子的弟子子张就提出来了。
子张问：“今后十代的情况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增添的和废弃的也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仪制度，增添的和废弃的也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代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啊。”（《论语·为政》）
孔圣人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未来学家，他给我们指出了看过去知未来的方法。
历史在渐变中发展，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但无论怎么变，怎么增添和废弃，又总是会有所继承，这就是传统。
对于接受前人的教训，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因此才有了前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样的成语和告诫。然而，人似乎总是十分健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血淋淋教训，却又总是重蹈覆辙。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如果真的能以史为鉴，那就真的能建功立业。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这样一则史实：秦昭王时，秦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明显的优势，于是，秦昭王对左右的大臣说：“现在的韩、魏比当初强吗？”大臣们都说：“不如当初强。”秦昭王又问：“现在韩国的如耳、魏国的魏齐是不是比以前的孟尝君、芒卯更有才能呢？”大臣们说：“不如。”秦昭王又问道：“当初，以孟尝君和芒卯那样的才能，统率着强大的韩、魏军队来攻打秦国，都对我们无可奈何，现在，以无能的魏国和韩国，率领着弱小的韩国和魏国的军队来进攻秦国，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应该很清楚了。”左右大臣都说：“您说得太对了。”
这时大臣中子期推开身前的琴对秦王说：“大王对天下的估计是错的。为什么呢？从前，晋国的智氏、范氏、中行氏、魏氏、赵氏、韩氏这六个卿相家族，智氏是最强大的，它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氏、魏氏两家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决开晋水河口淹没了晋阳城，当时晋阳城头离水面三版高。智伯出来察看水势，韩康子为他驾车，魏桓子跟在旁边。智伯十分得意地说：‘开始我不知道水是可以灭亡一个国家的，如今才知道了。’因为用汾水淹安邑很方便，用洚水淹平阳很方便，而这两个城市正是赵、魏两家的重镇；这时魏桓子用胳膊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踩一下魏桓子，又踢他的脚后跟。就在这脚和肘相碰于车上的时候，智伯的土地被分割的命运就决定了。后来，智伯身死国亡，为天下人所讥笑。如今秦国的强大超不过智伯，韩国和魏国虽然已然弱小，也比赵襄子被围在晋阳时强得多。这正是韩国和魏国使用计谋的时候啊！希望大王切不可掉以轻心。”
智伯本是晋国各卿相中最为强大的大家，但由于傲慢疏忽，终于被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打败了，这才形成了后来韩、赵、魏三国。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取历史教训，不为一时的优势所迷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管子·形势》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从夏朝到殷朝再到周朝，循历史的轨迹可以知道过去，那么，运用同一法则，我们也可以知道未来，这就是鉴往而知来。
文化与历史的承传不可割断。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传统，则无异于自毁自灭，使后代人无法考证。
所以，一般人要读一点历史，从政治国的领导干部更应该多读一点历史。
但到了现代，历史在大众心目中却日渐衰微。除了几个老学究们还在坚定不移地研究着历史外，年轻的一代，又有几个在读史？当然这也不能全部怪大家，实在是我们不知从何来读史。因为“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们民族国家已往的全部活动，是为历史。由史不家们所记载而流传到现在的，只能算作历史的材料，而不是今天的国民大众所需的历史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前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的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是我们后人所需要知道的。但是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今天和未来。
所以孔子才会在《论语》中一再地强调文献的重要性。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讲得出，但是杞国不足以为证；殷代的礼我能讲得出，但是宋国不足以为证。这是因为杞、宋两国文献不足的原因，如果文献足，我就能引以为证了。”（《论语·八佾》）
圣人在这里以杞、宋两国为例强调历史文献的重要性。
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历史的，都是对过去经历的经验总结。“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但是，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推动人类的进步。
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像那些加以人为修饰的历史，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婢女，抑或成了历史学家束之高阁把以赏玩的古玩。前者是人的附属物，没有任何价值，后者虽然是高雅的标志，但却终究是玩物，而且是极易碎的。站在历史面前，人们自己也往往不由自主做了玩物。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辜负了儒学先贤的一份善意的忠告呢？
3．别为打翻牛奶而哭泣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论语·微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经过，他唱道：“凤呀！凤呀！为什么你的德行竟如此衰败？已往的事情不可挽回，未来的却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今天的从政人物太危险了！”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赶快避开，使孔子没有能够和他谈。
楚狂接舆的形象真有点给人以嬉皮士的味道，一路唱着一路跑。至于是不是“裸奔”，那可就不知道了。
但他所唱的内容却是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两句，成为了后世的名言。用我们的今天的话来说，就叫，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了吧，关键是要抓住未来。不过抓住未来干什么？这依然是一个问题。在接舆看来，如果你要抓住未来去从政，那还是不可取的，还是糊涂。因为“今之从政者殆而”，就是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了，你又还“累累如丧家犬”一样汲汲于奔走各国干什么呢？
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现代不需要我们做接舆这样的隐士，而是要求我们能干出点成绩，做一个有用的人。说大点是为国家做贡献，说小点是光宗耀祖。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有限的时间来做更多的事，而不是“累累如丧家犬”般劳心劳力却毫无所获。
人的一生短短数十载，没有多少时间经得起浪费。
就在奔腾不息的河水边，孔老夫子发出了一句引发无数人感触的感叹：“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
孔子一方面感叹时光易逝，往事难再，另一方面以水为喻，勉励我们进德修业，都应该像那永不止息的河水一样，孜孜不已，不舍昼夜。
也许，人的情感都是相通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感叹道：
“人的脚甚至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他的感触与孔子是一样的深刻。
他们所发出的感叹，在历史的角道中回响，至今仍不绝于耳。而这种感叹所包含的意义，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延伸，引发我们思考宇宙的奥秘，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如此等等。
春花秋雨，花开花落，人们总是为那些不经意间消逝的美扼腕叹息，却不愿意为身边的美驻足赞叹，待其逝去，才幡然醒悟。于花如此，于人于事更是如此，不懂珍惜身边的点滴，直至失去，才备觉惋惜，生活也因而显得被动。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经出了一个有趣的谜语：
“世界上哪样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时间。高尔基的回答同样充满辩证法：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时间有长短、快慢、平凡与珍贵的区分吗？
有，也没有。
说有，是因为，对个人生命时间来说，时间是有区别的。
说没有，是因为，时间是不变的，无始无终，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区别就在于使用时间的方法不同。因而，价值和意义就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想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实现人生无限的梦想。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时间不白白度过？
这就需要对自己的生命时间作出合理的安排，从青少年到老年有一个整体的安排和规划，有步骤地实现人生的构想。
青少年要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
中年人要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时间。
老年人要安排好自己的休闲时间。
这样规划的原因在于，人都是青少年时期学本领，中年创业，到老年才能坐享其成。
汉代有一首题目为《长歌行》的乐府诗，这样写道：
百川东到海，
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可见古代人对生命时间就有清醒的认识。其实，人一生下来，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时间作出安排。在他少不更事的时候，这种安排要由父母来进行，一旦他长大成人，就要对自己负责，就要安排自己的生命时间，以保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
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要按照时间的安排去实践，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4．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论语·八佾》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清明节时，各路人马纷纷奔赴各大墓地，祭祀祖先。从古到今，人们这种慎终思远的传统并未改变，但那颗祭祀的心却有些变味了。那么应该怎么祭祀呢？孔子认为“祭祀贵在虔诚”，心诚则灵。
祭祀祖先要像在祖先面前一样恭敬，求神要像在神面前一样虔诚，这就是所谓“如在”的心。
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请他人代劳。所以孔子说，如果自己不亲自参加，那就等于没有参加。别人替自己烧香求福是没有用的。
祭祀如此，做人的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人立身处世，成家立业，都应该有这种“如在”的心，做到表里如一。否则，表面一套，内心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鬼鬼祟祟，躲躲闪闪，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在”的心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慎独”的心，“诚其意”的心。通俗地说，就是要求我们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慎独，是儒家最重要的修身方法。在古代，“慎独”是流行的内圣修身方法。《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不可放纵。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民主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不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意思是说，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处一地、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圣”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任何邪恶性的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慎独修身的方法，实质就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自己监督自己。
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他对“慎独”有其独到的体会。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学业是否时常温习？”（《论语·学而》）
自我每天反省就是“独”。“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积聚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办成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唯恐有错的功夫就下得多了。
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痛快彻底。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白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单独行事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是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法华经》说：“人若知自爱，则应慎护自己。有心者应于三时之一，严以自我反省。”
儒者的自我反省当然到不了佛教忏悔或基督教日课的程度，也没有佛或主的神秘色彩。它既不是为死后进天堂，也不是为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反省，而是为现世的自我完善而进行人格解剖，因此，是一种现实的自我认识，具有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
外在的规范，只限于一个人和他人相处时才发生作用；如果一人独处时，人们便看不到、听不到。这样，外在的规范就没有作用了。这时，就要看一个人自身内在的品质如何，看他是否能约束自己，做到内外如一、诚实可靠，这就是一个人的慎独功夫了。
儒家倡导“敬”、“诚”。“敬”就是要遵守天道、良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可有违天理。“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欺人容易欺己难。“诚”则是指要内外如一，不存欺骗之心，待人诚实，待己真诚。这些都是教导人们不管在群居时，还是独处时，都要怀着敬畏、诚实的心态去真实地面对一切。
俗话说：“隔墙有耳，窗外岂无人？”如果不能真正地以内在约束修炼自己，那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把戏，终归会为人识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不欺己，才能不欺人。为了自己的修养，请从慎独做起！
5．乐而不**，哀而不伤
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论语·季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一篇《关睢》，它用平凡的笔调道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能体会到的人生经历和道理。孔子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孔子对《关睢》的评价，实质上表达的是他对情感控制的看法，也就是凡事讲求适度的“中和之美”，再进一步深究，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庸其至矣乎！”孔子对中庸之道持高扬和捍卫态度。事实上，一般人对中庸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看得比较片面。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是子张贤一些吗？”孔子说：“过分与不够是一样的。”（《论语·先进》）
这一段话是对“君子而时中”的生动说明。也就是说，过分与不够貌似不同，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如宋玉笔下的大美人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所议，中庸就是恰到好处，就是无过无及，就是“东家之子”！
以中庸之道来评价美与艺术，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价和处理不同于后世的“道学先生”一味否定情感，而是肯定了“乐”与“哀”的合法地位，只不过要求“乐”与“哀”都不过分，都有所节制罢了。
这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审美观，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对现代人来说，崇尚歇斯底里的先锋艺术，寻找强烈刺激，追求“过把瘾就死”的生活，哪里还有什么“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涵养呢？
快乐过了度就是地地道道地享乐了。
因此孔子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以得到礼节的调节为快乐，以赞美别人的优点为快乐，以交了不少有益的好朋友为快乐，是有益的。以骄纵作乐为快乐，以游**忘返为快乐，以大吃大喝为快乐，是有害的。”概括起来说，精神的心灵的快乐是有益的，物质的感官的享乐是有害的。
那么是不是圣人就推崇禁欲呢？
当然不是。否则又哪来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乡党》）
只不过，第一，不能一味追求感官享乐，不能过分；第二，二者不能得兼时，以心灵的精神的快乐为追求，而舍弃物质的感官的享乐。所以才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情况。
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谁能够听巴赫、贝多芬的古典音乐而三个月不知回锅肉是什么味道呢？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不少人正是以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纵情于声色为快乐的啊。圣人说这些都是有害的，又有多少人听得进去呢？
近来，有人主张“重新定义享乐”，“给享乐松绑”；声称要“摈弃那些虚伪的文明，进入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说什么“社会进化的历史，就是享乐的发展史”，“享乐主义是进取精神的亲儿”，“享乐的人不迷茫，不懂享乐的人才迷茫”，等等。这种论调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绝不会造就健康的人生。贪图享乐竟能使人焕发出“进取精神”，纵情声色还会使人“不迷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近些年，少数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大都是从奢靡腐化、自我放纵开始的。生活上的腐化导致政治上的退化，贪图享乐成了他们灵魂扭曲、思想裂变的“催化剂”。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却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那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什么了。”（《论语·里仁》）按照孔子的观点，一个人既已立志献身精神方面的事业，就不应该以吃穿等物质方面的生活为追求，因为他的心思不能被物质方面的欲望所分占。
这种观点在过去的时代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但自从进入商品经济的时代，物质文明的**日益渗透精神的领域后，这种观点遭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一代读书人已不可能完全清楚地分开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界线。进高档酒楼，穿名牌服装已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享受的问题，而转化为一种精神方面的标记和象征。所以，范文澜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好，陈景润式的追求“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也好，似乎都已被所谓“雅皮士”的追求所取代了。
这当然是孔子所不能同意的。
古今中外，靠贪图享乐、奢侈腐化而成就大业者闻所未闻。相反，历史上因骄而奢、由奢而亡的例子，却数不胜数。那种以为通过助长享乐，就能刺激消费、搞活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其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艰苦奋斗创造的。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最终葬送已有的文明成果。社会进步的历史，绝不是“享乐的发展史”。
当然，我们从来不主张过清教徒、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和正当的生活享受。
而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共生”的，一旦“给享乐松绑”，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结果必然使整个社会陷于信仰坍塌、物欲横流的所谓“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之中。
享乐主义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我们要实现人生价值，必须走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误区。
6．人生的里程和滋味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
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士中，他最喜欢的是颜回。甚至在子贡面前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治长》）就是说，不仅是你子贡不如他，就是我也和你一样不如他啊！照这样推知，恐怕孔子不喜欢的学生非宰予莫属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学生宰予不过就大白天睡了个觉，孔子除了斥责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读遍《论语》，这大概是温文尔雅的孔圣人最动肝火的一次震怒了吧？那语气有点类似今天的老子骂儿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老子不说也罢！”
推想起来，宰予这块“朽木”恐怕不光是大白天睡觉，比如说睡个午觉的问题，很有可能还是在老师的课堂上打瞌睡。不然的话，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来看，睡个午觉算什么罪过呢？犯得着孔老先生这么大动肝火吗？
问题在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因此，孔老先生是万万不会苟同我们关于午睡的观点的。
如此说来，他的震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孔子对宰予的行为不苟同，那么他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孔子说：“我15岁立志学习；30岁学成自立；但很多事情是至40岁时才明白；50岁时，我知道万事都有天命；60岁时，什么话都能够听得进去；到了70岁，就是随心所欲也不会超越法度和规矩了。”
孔子用简单的几句话勾勒了自己的一生。从中也大体显示了一个成功的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少年时代发愤学习；30岁左右成家立业；40岁前后应该有坚定的信念；50岁上下就要明白世上的当然之故和必然趋势；60岁时要达到声人心通的境地，对各种意见都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70岁时对社会的法则运用自如，精神进入自由王国。
儒家把实践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视为顺“天命”，即看成自己必须承担而绝不能推卸的做人的责任。能知天命，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就不会产生失落感、忧愁感，不会因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而烦恼，不会因为社会的动乱、生活的甘苦、个人的荣辱、生命的安危而扰乱自己的人生追求，孔子的一生都在向这个目标奋斗。
在《列子·仲尼篇》中的开头，有一则近于寓言式的故事，内容是孔子和弟子颜回关于“乐天知命故无忧”还是“乐天知命有忧甚大”的对话：
孔子闲居，子贡进去侍候，见老师面露忧愁。子贡不敢问，出来告诉了颜回。颜回却取琴而弹，唱起歌来。孔子听见了，把颜回叫进来，问：“你为什么独自快乐？”颜回说：“你为什么独自忧愁？”孔子说：“先说说你的意思。”颜回答道，“我过去听老师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就是我快乐的原因。”
孔子愀然动容了一会，说：“这不过是我从前的言论罢了，现在我对你说实话罢。你只知道乐天知命无忧，还不知道乐天知命有很大的忧虑呢。……从前，我修订《诗》、《书》，删正礼乐，准备用它来治理天下，遗留后世，并不仅仅为了个人的修身，治理鲁国而已。
但鲁国的君臣一天比一天丧失等级秩序，仁义越来越衰落，人情越来越淡薄。我的道在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在一个国家推行，更何况施于天下后世呢？于是，我才明白《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但又不知道改革它的方法。这就是乐天知命有很大忧虑的原因啊。”
《列子·仲尼篇》中的这则故事，被用来论证道家的“无知无为，方能无所不知，无所不为”的主张，但从另一角度看，何尝不是孔子悲天悯人伟大情怀的生动写照呢？
孔子既然已早知“天命”——很清楚凝结着他全部心血和理想的《诗》、《书》、礼乐无救于当世，也难施于天下后世，这自然使他产生巨大的悲哀和忧虑。那种“乐天知命有忧之大”的凄伤，始终盘踞在心头，到临终之时化为不断的叹息和最后的歌唱，伤感明王不兴，天下无道，空怀治世之道却无所施用。这正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
因此，与其说“人到七十古来稀”，不如说“人到七十万事体”。表面上看，圣人似乎说人到七十已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但实际上，这种“自由”，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以欲望的消退为代价而换来的。也就是说，人到了七十岁，还有什么呢？即使随心所欲，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更不要说有什么超越法度和越轨的行为了。
当然，夫子自道，也许说的是圣人的境界，或至少是古典君子的境界，对于现代人来说，物欲横流，奢望无穷，到七十岁的古稀之年仍穷奢极欲，贪婪不止的仍大有人在。如若不信，只看那些经济犯罪和政治犯罪的大盗即可一目了然。
回到夫子自道的话题上来——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晏殊《鹊踏枝》）
圣人回顾生命历程，饱含人生的品味和喝叹，言有尽而意无穷，令千古读者读之，莫不感慨万千。
当然，“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也。”（张潮《幽梦影》）
生命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肉体的寿命从出生开始发育和成长，到死亡结束。你所追求的也许是永生，可肉体的死亡，已经是有史以来证明无法逃避的，而心智精神的发育和成长是无止境的。
对心智和精神来讲，生命是一个机会，让你全面知道你是谁，让你有机会感受到爱并无限快乐地让你展现在生活和工作中。
生命的结果并不可怕，因为很短暂。生命的过程的辉煌在于，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精神和谐统一。相信你是在不断地追求一种适合你而又越来越接近你的梦想的生活。
“乐天知命”，即参合天地的化育，知晓主体自我的定分，并在万物与我为一的氛围中超越一切忧患，而其乐融融。
“乐天知命”，就要有整体和谐意识，就是追求和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此种和谐既是一种美的境界，更是一种善的修养。但它又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境界，还体现为“化成天下”的事功，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彖传》），即天地交感带来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化人心带来天下的昌顺和平。
这是先贤圣人的微言大义，需要不同读者根据自身的人生历程和体验来品味。当你真正有所参悟，必然是酸甜麻辣各不同，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7．旷达的个人生活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论语·述而》
一肩挑尽古今愁，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孔子在家闲居时却仪态舒展自如，神色和乐喜悦，过着无忧无虑的个人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副愁眉苦脸，严肃庄重的样子。这是因为他虽然忧国忧民忧天下，但却不忧个人生活，在个人生活上抱着以平淡为乐的旷达态度，所以始终能保持爽朗的胸襟，舒展自如的心情。说到底，就是他很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精神。
这一点儿也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急急如律令，东奔西窜，疲于奔命。电话有了要手机，手机有了要网聊，生怕失去了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却又逢人便感叹：“唉，活得真累！”难道这累不是你自找的吗？现代人的忙碌已不仅仅是一种状况，而且成了一种习惯。
没有人喜欢忙碌，但不忙碌又害怕自己会落伍，会被社会所淘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淘汰的危机与发展的危机并存，因此许多人都处在不穷也不富的尴尬阶段，放弃工作便一穷二白，停下脚步便身心皆空。于是，只能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只能用透支的身体作为生命中惟一的本钱，为“希望中的未来”而辛苦奔波。
很久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非洲草原上，太阳即将升起，一头狮子对自己说：“我必须要奔跑，这样才能追上跑得最慢的羚羊，不至于被饿死。”一只羚羊对自己说：“我必须奔跑，才不会被狮子咬死。”生活中我们不也和那狮子与羚羊一样，整天为了不同的追求而“奔跑”，有的人是为成功而奋斗，而有的人却像《阿甘正传》里跟在阿甘后面的那群人一样，因为别人跑，所以我也跑。然而，成功无止境，奋斗无休止，所以奔跑无穷期。
如果当时间的列车突然急刹车，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们突然一下子闲了下来，许多人会有一种如同晕车般的感觉，那就是内心空虚。
有句话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的处境证明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在整日不得闲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快乐。我们在整天忙着赚钱，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的今天，住在装饰得如同皇宫般金碧辉煌的钢筋水泥结构中，各种娱乐设备应有尽有，却总感到丢失了点什么，总感到心里特别空虚，总感到生活如同一潭死水一般没有生气，如同没放盐的饭菜一样没有滋味。我们只顾着经营身体赖以寄存的有形的家，却把心灵的家园荒芜了——我们把心丢了。而心是人的主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惟一身份证明。马牛是没有心的，它们奔波劳碌，方才换得一把粮草，终其一生，都是为了粮草而活。如果人的行为离开心的正确指导，如果人的心灵家园荒芜，仅为了衣食而奔波，与动物又有何差别呢？其结果是连“燕居”的时间都没有了，更不用说什么“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当然，不能完全否认“奔跑”的正面作用，因为没有奋斗，社会便没有进步。但是，眼下我们却是在无休止地跑，时刻都不停地跑。在这种氛围下，许多人一边“奔跑”，一边被疲惫、挫折感、危机感、失落感缠身，且与日俱增。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是狮子与羚羊你死我活的对局吗？难道我们的理想就是在气喘吁吁的奔波劳苦中攫取和逃生吗？如果我们奋斗终生就是像狮子一样为了找口饭吃，就是为了吃得更好些，住得更舒服一些，那人生是不是乏味了？生命中难道仅有奋斗和痛苦吗？
上帝问三个凡人：“你们来到人间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回答：“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享受生活。”第二个回答：“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承受痛苦。”第三个回答：“我既要承受生活给我的磨难，又要享受生活赐给我的幸福。”上帝给前两个人打50分，给第三个人打100分。人生在世，不仅是奔波，也不仅是享受，人生应是既有奋斗也有享受，应该是忙里不忘休闲，工作之余不忘品味人生的快乐与幸福，不忘领取上帝的恩赐。
人生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也不必怀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决绝，如果你想奔跑，希望能像阿甘那样：“有一天，我忽然想跑步，于是我就跑了起来。”无论道路多长，都跑得兴高采烈；无论多少人追随，都跑得心无旁骛。有一天不跑了，就转身而去，也不需管身后多少人唧唧喳喳。
人生就像登山，不是为了登山而登山，而应着重于攀登中的观赏、感受与互动，如果忽略了沿途风光，也就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人们最美的理想、最大的希望便是过上幸福生活，而幸福生活是一个过程，不是忙碌一生后才能到达的一个顶点。
所以，倒不如向圣人学习，抛开个人名利之累，保持舒展和乐的心态，平平淡淡，轻轻松松过一生。
8．正确看待得失
子曰：“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论语·阳货》
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虚怀若谷，大智若愚，但是一旦吃亏，总觉得自己在遭受损失，渐渐地就会心理不平衡，于是就会计较自己的得失，再也不肯忍气吞声地吃亏，一定要分辨个明明白白，结果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是非不断，而所想到的也照样没有得到，这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呢？
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得与失，正如俗话所说：“醒着，有得有失；睡下，有失有得。”
所以，孔子说：“可以跟品质低下的人一起侍奉君主吗？当他没有得到的时候，虑患不能得到；当他得到以后，又虑患失去。如果虑患失去，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论语·阳货》）
患得患失是人的一种病态心理。患得患失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得到自己的一己利益，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打击同事，排挤异己，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患得患失的人自己也很痛苦，很无聊，活得并不自在，并不轻松，那可真是“熙熙攘攘为名利，时时刻刻忙算计”，结果还多半会“算来算去算自己”。对这种人来说，人生就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指出，是在痛苦与无聊、欲望与失望之间摇晃的钟摆，永远没有真正满足、真正幸福的一天。
《孔子家语》里记载道：有一天楚王出游，遗失了他的弓，下面的人要找，楚王说：“不必了，我掉的弓，我的人民会捡到，反正都是楚国人得到，又何必去找呢？”孔子听到这件事，感慨地说：“可惜楚王的心还是不够大啊！为什么不讲人掉了弓，自然有人捡得，又何必计较是不是楚国人呢？”
“人遗弓，人得之”应该是对得失最豁达的看法了。就常情而言，人们在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大都喜不自胜，得意之色溢于言表；而在失去一些利益的时候，自然会沮丧懊恼，心中愤愤不平，失意之色流露于外。但是对于那些高尚的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不把个人的得失记在心上。他们面对得失心平气和、冷静以待。如晋代的陶渊明在官场摸爬滚打十多年之后，认为官场是污浊的、肮脏的，他置身其中总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于是，他毅然决然辞官还乡，他失去了功名利禄，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养家糊口的凭借，但是却毫无遗憾和留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精神上的这种得意和轻松，是任何物质的东西都难以取代的，陶渊明不被世俗所束缚，舍弃物质利益，放飞心灵的伟大壮举，千百年来，令多少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当我们在得与失之间徘徊的时候，只要还有抉择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应当以自己的心灵是否能得到安宁为原则。只要我们能在得失之间作出明智的选择，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不会被世俗所淹没。
中国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文，担任楚国的令尹。这个人三次做官，任令尹之职，却从不喜形于色，三次被免职，也怒不形于色。这是因为他心里平静，认为得失和他没有关系了。子文心胸宽广，明白争一时得失毫无用处。该失的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对自己毫无益处，不如不去计较这一点点损失。
麻烦的是，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以后，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患得患失的人们越来越多，而从容不迫，优哉游哉，保持平静心态的人却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因此，我们不要做患得患失之人，不要在生活中计较太多，不要做锱铢必较、追名逐利之徒。面对得失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在得的后面，可能潜藏着失，只有那些短视的人，才只顾眼前利益，看不见利益背后的隐患；而失的后面也有可能潜藏着得，只不过有的人因为目光短浅对此不作深入分析，只看到是一种失，便避之唯恐不及，从而与“失中之得”擦肩而过。
我们应该正视人生的得失，要知道世间之物本来就是来去无常，所以得到的时候要懂得珍惜，失去的时候也不必无所适从。月亮即使有缺，也依然皎洁；人生即使有憾，也依然美丽。不舍弃别人都有的，便得不到别人都没有的。会生活的人失去的多，得到的更多，只要这样一想，你就会有一种释然顿悟的感觉。
9．安贫乐道的典范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论语·宪问》
子贡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知来者。”
——《论语·学而》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论语·季氏》
在《学而》篇里，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孔子看来，这种贫穷而不巴结人、富有而不骄作奢侈的人，不如贫穷而乐观、富有而好礼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子贡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与孔子说的“贫而乐，富而好礼”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其实，无论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还是“贫而乐，富而好礼”，都做到了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但二者又有层次上和境界上的差别。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说一个人虽然贫困，虽然倒霉，但还是不谄媚，不拍马屁，不去巴结讨好人；虽然富有，虽然发财了，但还是不以财傲人，不得意忘形，不骄奢**逸。能做到这一步当然是很不错的了，但严格说来，做到这一步还只是限于对贫富本身的态度，还有一种对穷与富的比较心理存在。而“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已超越了对贫富本身的计较，进而上升到对礼乐之道的追求了。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像《吕氏春秋》上说的那样：“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
所以，孔子在《宪问》里再次提到这个问题，说：“富而无骄，易。”富有了，成了“大款”却不趾高气扬，骄傲自满，这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以做到的是“贫而无怨。”贫穷却没有怨言，心平气和，也就近乎“贫而乐”，亦即安贫乐道了。
安贫乐道，不重视物质生活享受却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华；多做少说；以他人为镜来改正、修养自己。
在这三个方面之中，最难做到的是第一个方面——安贫乐道。在《述而》篇里，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过手臂当枕头，也自有快乐在其中。不仁义的富有和尊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边飘浮的云一样。”这一段夫子自道，我们在《雍也》篇里孔子赞美颜回时已经说到过。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无论孔子还是颜回，都是安贫乐道的典范。
这一段夫子自道实际上与他对颜回的描述极其相近，只不过明确突出了主题。
颜回乐什么？
当然不应该是乐竹篮子装饭，瓜瓤喝水，也不应该是乐那贫民窟里面的小巷子，而是另有所乐。至于到底乐什么，孔子在这里没有说。
不过，我们可以从夫子自道的一段话里找出答案，这就是“义”。如果不“义”，就是再富贵也没有意思，相反，只要心中有“义”，就是吃粗茶淡饭，睡觉连枕头都没有，那也是快乐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师必有其徒。作为孔子的第一高徒，颜回和老师一样，都是以“义”为乐。这个“义”，也就是仁义、道义。所以，孔子也好，颜回也好，都是因为心中有了仁义，有了道义，才能够安于贫困。说到底，也就是安贫乐道，为了精神的追求而不在意物质生活的窘迫。
君子安贫乐道，达观知命，如孟子所说，虽然“无恒产”，但“有恒心”，所以能够安守穷困，“贫贱不能移”。“小人既无恒产”，又“无恒心”，所以，一旦穷困，就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穷斯滥矣！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子在陈国断绝了粮食，随行的人饿得病倒了，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君子也有穷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安守贫困。小人穷困便会胡作非为。”
其中“莫能兴”三字，摹写孔子一行困厄，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情形，非常生动。“子路愠见”，一个“愠”字，突现子路性格，使我们如见其面，如闻其声。“君子亦有穷乎？”的“亦”（也），道出千般委屈，而孔子答“君子固穷”的“固”，与“亦”相对，不愧长者风范。《史记·孔子世家》在“子路愠见”之前还有“孔子讲诵弦歌不衰”的记载，刻画出圣人高邈的风情，使我们目睹“君子固穷”的风度，更是印象深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说孔子“在陈绝粮”，固然指的是经济穷困，但我们理解这段文字却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穷困方面，举凡人生挫折，事业坎坷，人到了穷途末路，都可以理解为“穷”的范围。而凡是到了这些关头，君子都应该具有“固穷”的胸襟和气度，既来之则安之，走出国境。而不应该“穷斯滥矣”，胡作非为，铤而走险或投机取巧，甚至屈志变节，苟且偷生。
当然，孔子、颜回都是圣贤级的人物，风情高邈，所以能做到安贫乐道，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要修养到那个境界可真是难得很，也就只好“不堪其光”了罢。（《论语·雍也》）
当然，凡事先易后难。对于正在奔小康的当今国人来说，能够做到“富而无骄”，那也就很不错了。
说到底，钱财只是身外事，贫富都作等闲看，那也就可以超脱一些了罢。
富贵如齐景公，拥有四千匹好马（还不说其它了），该是够富的了吧？贵为大国领袖，该是够贵的了吧？可是当他死了以后，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钱财都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或者还是如那《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所唱：“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丁。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有什么意思呢？
相反，伯夷、叔齐义不食用粟，饿死于首阳山下，可以说是穷到极点了，但老百姓到现在还称赞他们，传扬他们的美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气节感人，精神动人。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又急急如律令似地汲汲于富贵干什么呢？
钱财如粪上，富贵如浮云。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才能够做到吃粗茶淡饭而乐在其中，闲居而“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具有旷达乐观的个人生活情怀。
当然，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这种认识已受到了相当强烈的冲击。虽然人们也常常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多少都有一些勉强的成分在内，甚至有“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时代氛围如此，不是个人所能抗衡的，所以，与其说“钱财如粪土，富贵如浮云”，不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得真实自然，来得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
这样说，并没有否定圣人思想的意思，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承认时代的不同和个体的差异而已。因为，孔子毕竟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物，而圣人毕竟是圣人啊！
10．自强不息的楷模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论语·子罕》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可惜死得早，只活了32岁。孔子谈到颜回说：“可惜啊！我只看见他进取，从来没有见他停止过。”（《论语·子罕》）这一段是颜回死后孔子的感叹，着力赞扬他自强不息、死而后已的精神。
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说不是进步，就要退步；没有进步，停留在原地，其实也是退步，没有中间环节可停留。颜回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只知进取不知停留，成为自强不息的楷模。孔子也正是深知这一点，所以对颜回大加赞赏，感叹不已。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他最理解孔子，他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痛？不容然后见君子！”天下人见识浅陋，理解孔子的人少，能追随孔子的寥若晨星，这对于孔子的形象丝毫无损，更因此显示出孔子的高风亮节。孔子的信心和实践的勇气来自对自己事业合于仁道的信念，不能凭己之力实现，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来照彻后世，启迪后人。孔子是一个终其一生的积极的实行家。他的精神熏陶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国魂。他们是屈原、荆轲、楚霸王、岳飞、陆游、文天祥，或者是哈姆雷特、浮士德……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是处于永远的运行之中，一分一秒也不止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要求我们效法宇宙的规律而把握自己的生命，不断前进，不断更新。也就是《大学》引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或者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说法，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或“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所有这些，都是自强不息的意思。
生命历程如此，一切的进德修业，功课学问莫不如此。而排除万难，则必须要有刚强之气严于律己，以古代圣人先贤为目标，以豪杰为榜样，不甘颓废自弃！唯有刚强，才能立志高远，坚定信念，争取成功。由此推出，“强”乃成就大事的第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