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的标题是《将军赋采薇》，写的是戴安澜的事迹。邓庭笈是戴安澜的部下，从忻口会战开始。阎锡山在山西战场组织的这场会战，与日军大战二十八天，郑庭笈在《抗日战争亲历记》中的那篇文章，只写了一天的战斗。因为这一天，他中了三发子弹，其中一发直穿咽喉要害。大难不死，他给自己取号“重生”。

生者是相对死者而言的，每当这样想时，郑庭笈就会平添一股力气。这股力气是属于他的，他却需要用到他的老长官戴安澜身上去。戴安澜酷爱文学，带兵得暇写过三本书，可是，自从远征军缅甸抗战以后，就永远不能拿笔了。老长官不能拿，老部下拿，就像当年拿枪打日寇一样，左缺右补，前仆后继，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呢？稿子的扉页，郑庭笈写了这样一个前言：

将军自知伤重难起，有葬身异域之虞。在弥留之际，时而手指地图，念念不忘全师能否撤回滇境，并战场托孤，嘱我对其年幼子女诸多关照，以竟父志……

写到这里，郑庭笈戛然而止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是就是这个“忠”字，让他愧疚了半辈子。自从戴安澜的灵柩缓缓东去，他就再没有见到老长官的任何子女。直到90年代初，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他才见到了同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戴复东。郑庭笈紧紧拉住戴复东的手，泪水潸然而下：“特赦以后，就想去上海看你们，可是我不敢去，因为你们已经长大了，我没有尽到一点儿责任，哪有脸面向你父亲回话啊！”戴复东安慰道：“有郑叔叔牵挂，我爸爸也会感到欣慰的。说到我们兄妹的成长，我只想说一句话，要不是解放，戴安澜的子女是上不了大学的，就是考上了，也读不起！”

郑庭笈难以置信：“为什么？戴安澜是国共两党公认的英雄，你们是烈士家属呀！”戴复东细细道来：“郑叔叔知道的，我妈妈把二十万法币的抚恤金捐出去办了学校。她虽然担任着学校的董事长，但不取分文，所以自从我爸爸牺牲后，我家就靠变卖东西过日子。有时候，急等钱用，东西干脆卖给左邻右舍，也就是卖给爸爸生前同僚们的家属。他们却乘人之危，一个劲地杀价。那时候，我在酣睡中常常被妈妈的哭声惊醒。妈妈边哭边说，人在人情在啊……”郑庭笈气得浑身发抖：“告诉我，是哪几个狗杂种如此无情无义、丧尽天良？就是去了台湾，我也不会放过他们的！我那两个兄弟郑介民和郑挺锋，在台湾有权有势得很呢！”戴复东淡然一笑：“过去的事情了，我只是向郑叔叔倾吐一下而已。记得刚解放时登记财产，我家的全部财产仅仅有半袋大米。但是，每个月，我妈妈可以去街道领取救济粮；每个月，我可以在学校领取助学金。以后妈妈在上海杨浦区街道当了治保主任、军烈属组长，每个月，她还可以领取固定工资、加班补贴。”

戴复东说得轻描淡写，可是郑庭笈从戴复东“每个月、每个月”的措辞中，感受到了戴家度日如年的艰辛，虽然这种艰辛并不凄楚，属于当时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郑庭笈叹了一口气，说：“你妈妈也了不起啊！她走得还安宁吧？”“不！”戴复东似乎被戳到了痛处，脸色刷地变了，“我妈妈在‘文革’中走的。她跟我生活在一起，所以在上海同济新村去世。去世的时候，体重只有三十公斤。去世之前，因为靖东成了反革命，藩篱的丈夫又被关进监狱，妈妈常常半夜突然惊醒。她说她害怕，她说她看见有人砸门要进来抓人……好了，我不想说下去了。我想说的东西，我都写在提案里！”

郑庭笈有些好奇：“你的提案是什么内容呀？哦，哦，不讲也罢，你讲了我也听不懂，你在科技组，我在民革组，隔行隔山呢！”戴复东神色凝重：“科技组的提案通常是务实的，这次我的提案却是务虚的。‘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但极‘左’的东西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偏激的照样偏激。无知的照样无知。因此我通过提案提出建议，无论党内党外，不管官员百姓，大家都来读书，读文学、读哲学、读历史，从而懂得一点儿国家兴亡之道。”

戴复东的提案显然缘事而发。“文革”期间，他弟弟和妹妹的冤案都与父亲有关，因为在那个无知的年代，国民党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抄家的红卫兵进了他弟弟家，望着墙头周恩来的题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红卫兵头头开始“评说”：“这是周恩来写的吗？周恩来怎么能够这样写？打个电话问问总部，周恩来要是真写了，那么他就写错了！”妹夫因为一句“我岳父不是反动军官，是革命烈士”而被扔进黑牢，关了八个半月。妹妹气愤至极，在丈夫所在的工厂大门口，贴出了长达万言的大字报。大字报没有口号，没有论点，只是如实地公布了戴安澜的个人档案。造反派头头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怎么回事？国民党不是打共产党的吗，什么时候也打起日本人来了？”郑庭笈拍拍戴复东的肩头：“你这个提案好啊！当一位民族英雄的事迹，需要自己女儿通过写大字报的方式来告知大家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精神也就**然无存了……”

因为如此，郑庭笈加紧了写作。他的写作现在分为三个板块：他写别人，别人写他，自己写自己。通过口述，别人写他的书很快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作《归宿》。他很喜欢这个书名，并且由此留下了“死后葬在海南故乡，面朝东南台湾海峡”的遗嘱。由于身体的原因，郑庭笈不来文史专员办公室上班了。他的案头，原封不动地移到了家中的卧室，增加的唯有贴在床头的两行字：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不过他的冲锋未能奏效，已经交去办公室的《将军赋采薇》被黄济人退稿了。黄济人曾把此稿交到别的编辑手里，别的编辑也是这个意见：要么写成史料，要么写成传记。郑庭笈同意这个意见，不过他认为这是个理论问题，于是请人买回不少参考书，以最后确定文学的样式。

就在郑庭笈急行军时，天有不测风云，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突然停止了脚步。他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挣扎着要从医院回到家里，为的是修改文章中的一个段落。弥留之际，他看见了病榻旁的戴复东，看见了戴复东递到他手里的照片：一块四尺多高的青石，用隶书镂刻着六个大字：戴安澜烈士墓。碑侧还竖着两块青石，分别刻着戴安澜的生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年题赠给烈士的挽词。蓝天之下，墓冢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背靠着风光秀美的小赭山，面对着波翻浪涌的扬子江。郑庭笈抚摸着照片，泪水夺眶而出。他记得戴安澜的灵柩运到安徽老家安葬时，并没有墓碑。主持安葬仪式的杜聿明还告诉他，棺木也不要埋得太深，因为“如果国民党江山不保，此坟须得还葬一次”。国民党江山果然不保，但是，这一次，戴安澜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