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通过新华社发布的：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黄维心脏病突发，因心肌梗塞不幸去世。从杨主任那里，黄济人知道了新华社不曾发布的消息，那就是倘若黄维健在，他会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一份由他领衔联名的提案。提案的内容，就是希望尽快落实好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的政策。当然，他的提案与他的发言有关。在小组讨论会上，他说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作“革命不如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说完他站起来，用沙哑的声音吼叫道：“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说法话丑理端。现在是落实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政策的时候了，我恳请中央出台相关文件！”

倘若黄维健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他便会到台湾去。黄维在台湾没有亲属，所以他的台湾之行不能叫作探亲，只能叫作访友。访友也不是黄维的目的，作为大陆黄埔同学总会理事，他受到台湾黄埔同学总会的邀请，去商谈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当然，这个内容的商谈之前，还有另一个内容的商谈，那就是关于黄维的身份问题。商谈的地点在香港，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之前，黄维从北京来到这里。与他会面的是他的黄埔一期同学，现在的身份是台湾黄埔同学总会负责人的丁先生。丁先生首先告之，台湾方面已经收回了关于将国民党战犯定为叛徒，甚至要缉拿归案的命令，然后告之，根据台湾新规定，黄维的身份是现役军人，他有一百多万元美金的工资在“国防部”尚存待领。黄维笑道：“我在徐蚌会战中打了大败仗，理应军法从事，现在不但不惩罚我，反而要我去领工资，这岂不是天下奇闻？”丁先生最后说：“既然你不承认现役军人身份，也请你不启用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因为我们是民间交流，我们的身份都是老百姓，你看这样好吗？”黄维又笑道：“这样最好，因为对于我来说，名副其实；对于你来说，自欺欺人了吧！”

黄维终究没有能够去台湾。“倘若黄维健在”的设想，黄济人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现实毕竟是严峻的，自然规律人人都得遵守。就在黄维去世一年以后，方靖也走了。他走的时候，那根拐杖就竖在他的病榻旁，他多么想翻身下床，拄着拐杖，再走一程啊！让黄济人感到欣慰的是，方靖的脚印还留在文史专员办公室，黄济人的案头，正放着他的一篇文章《回忆淞沪抗战》。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这篇文章付梓之前，黄济人先睹为快。

清晨，敌机开始轮番轰炸我军阵地，同时，黄浦江中敌舰亦以每小时三百发炮弹轰击。除了躲进掩体，我没有别的办法。为了鼓励援军到后将士们奋力杀敌，我利用敌人夜间减弱攻击的机会，集合部队训话。我说，蒋委员长在庐山训示我们，“和平未到绝望时期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最后关头到了，我们只有牺牲。日寇当前，民族存亡当后，身为军人，我们必须牺牲！

牺牲是死亡的另一种诠释，方靖、黄维、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王耀武……这些先走一步的原国民党将领，他们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是他们是无怨无悔、平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想时，黄济人拿出了笔记本，用他的话说，文史专员们在写历史，我在写文史专员们的现实。而笔记本上，却记录着历史与现实，是怎样在这里交融的。黄济人这样写道：

同一个机关大门，同一个园庭小院，同一个台阶上，同一个屋檐下，与文史专员办公室紧紧相连的，还有一间屋子，这便是《谢觉哉文集》编辑室了。编辑组长曾三年事已高，不便常来，常来常往的是副组长、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老太太步履所至，包括她的邻居。这不，眼见编辑室铁将军把门，掌管钥匙的编辑未到，她便径自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董益三和我站起身，向她点头致意。她微笑着弯了弯腰，正待坐下，身后忽然响起一串气喘吁吁的叫喊：“大姐、大姐，我在追赶你呢！”王定国扭过头，见是李以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邻居，便笑着问：“你追赶我干啥子？”“我要捉你，捉活的！”王定国怔愣住了，直直地望着对方认真的表情，隔了一会儿，她才两手一拍，哈哈大笑起来：“李以劻，我懂你的意思！”

我却在王定国的面前怔愣住了。“这是一个不打不相交的故事！”老太太拍了拍我的肩头，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那还是我们红军长征走拢雅安附近百丈关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后头是国民党追兵。他们有三十三个团，已经追击我们七天七夜了。追得最凶的是国民党第六路总指挥薛岳的卫士连。”我那时候是文工团员，身材矮小，正抬着身材高大的红军伤员朝芦山方向转移，身后突然间出现马蹄声，还有，还有你刚才听见的那一串叫喊，“捉活的、捉活的！”董益三朝王定国笑道：“李以劻当薛岳的卫士连连长的时候，不过二十出头，那个叫喊声恐怕比刚才响亮得多哩！”我笑了，我们都笑了。

除了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出现在黄济人笔记本里的，还有历史与现实的叠合。他这样写道：

董益三今天上班，一进办公室就对我说：“我昨晚在天桥剧场碰到李副部长了！”他说的公安部分管战犯改造的李副部长，我知道，因为我也认识，我在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可是，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董益三越发神秘起来，说：“李副部长坐在我前面好几排，不晓得怎么搞的，他一眼就看到我了。他跟我说，看完戏，坐他的车走，就是说，他把我送回家。我一听，那怎么行呢？他住长安街，我住永定门，他得绕好大一圈哟，深更半夜的，不行、不行！”我说：“既然不行，你不知道中途退场，溜之大吉么？”董益三有些委屈：“我怎么没有溜？跟你讲的一样，看了半场戏，中场休息的时候，我拉起老伴就走。可是，李副部长也走了出来，走到我跟前，把我和老伴扶进他的车子……”

我以为他说完了，这本是一个完整但平常的故事，没有想到董益三突然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车子、车子，我一辈子忘不了那辆车子！”我问他，李副部长有几辆车子，怎么又冒出来一辆？董益三“哦、哦”两声，告诉我那不是汽车，是板车，他们湖北人叫板板车。然后又说，你晓得不啊，“文革”当中，我获赦以后再次被捕，关在秦城监狱，没有想到以前经常来秦城监狱给我们战犯作报告的李副部长，也被当作犯人关进来了。而且，我和他有缘，夜晚同睡一个通铺，白天同拉一辆板车。他说我年纪比他大，他在前面拉，让我在后面推……

此时，黄济人又拿出笔记本，除了交融的愉悦，叠合的苦涩，对于文史专员办公室的记录，他又有了这样的发现：

办公室本来很小，可是现在变大了，桌子还在那里，椅子还在那里，可是进进出出的都是影子和回忆。所剩无几的文史专员仍有人上班，仍有人写作。他们是老人，但是有不死的信念；他们是败将，但是有胜利的渴望。令人感慨的是，八十六岁高龄的郑庭笈，居然冒着风雪，拄着拐杖，给我送来了一部长达十万字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