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在《人民日报》公布了。按照通常的比例，一百万人当中产生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可是在文史专员办公室，这里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闻讯而来的新华社记者问文强：“这次你们当选的委员有多少？”文强伸手比画道：“八个。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记者笑了，又问：“此话甚好，但不知此话怎讲？”文强回答得很严肃：“这个海就是台湾海峡。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大业，我们会各自努力，共同奋斗！”记者评价说：“你的回答体现了文史专员的抱负，政协委员的胸怀。”文强笑道：“你不要先表扬我，看看我以后的行动吧。”

雷厉风行，是文强的个性。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他碰见了从美国探亲归来的宋希濂。宋希濂谈到在华盛顿，他与蔡文治、李默庵、侯镜如共同发起成立了黄埔同学联谊会的事情，也谈到他所知道的台北黄埔同学会以及这个同学会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的情况。文强不屑一顾地道：“我不管哪里的同学会，黄埔在广州，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宗旨不是要黄埔同学团结起来么？黄埔同学绝大多数在大陆，所以呀，只有在北京成立的黄埔同学会才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宋希濂同意文强的说法，但，“问题是北京没有这个组织呀！”文强笑道：“你宋大哥在美国如鱼得水，回到祖国反而踟躇不前了。我看你在国外待了五年，对国内的认识还停留在五年前的水平上。现在轻工产品都时兴出口转内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成立北京黄埔同学会呢？再者说了，如果北京已经有了这个组织，还需要我们这些政协委员来建言献策吗？”宋希濂大受启发：“与其成立北京黄埔同学会，不如成立全国黄埔同学会！这样更可以像战场那样，在前沿阵地设立指挥机构，发号施令，一统三军！”文强反倒被宋希濂的情绪感染了：“不瞒宋大哥说，我原本对黄埔同学这四个字是心有余悸的。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来功德林提审我，问我这个当年和林彪睡上下铺的黄埔四期同班同学，和他是否有过合作。那自然是在‘**’期间，荒唐的岁月，荒唐的问题。我回答说，我要是和他有合作关系，我也应该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专案组一听大怒，把我押进单间关了整整半年。现在，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了。英雄自有用武之地，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就像你说的那样，索性大干一场！”

会议期间，文强起草了《关于成立全国黄埔同学会》的议案。这个议案的领衔人是宋希濂，联名的除了文强，还有在京的所有文史专员。议案通过以后，通过投票选举，文强当选为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事隔不久，北京黄埔同学会成立。筹备会上，在京的黄埔同学六百多人济济一堂，商定以得票多少推选会长。投票结果，文强票数最多，理应出任会长之职。可是成立大会上，他把这个职务辞掉了。“你们肯定会问我是什么原因。”文强在会上发言说，“先讲次要的原因：我是文史专员，又是民革中央委员，还是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身兼数职，对于我这个八旬老人来说，肯定精力不济。再讲主要的原因：北京黄埔同学会当中，有不少解放军将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我只是爱国人士。我们的会长应该是党内的同志，这样才能确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真正把同学会的工作，纳入到对台工作的轨道上来。至于我，能够奉陪末座就不胜荣幸啦！”在全场的掌声中，文强出任了北京黄埔同学会第一副会长。

会长是文强在淮海战役中的对手。文强在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担任中将副参谋长的时候，这位会长在解放军华东部队担任副军长兼参谋长。他们昔日不曾见面，今天成了朋友，而关于战争的话题，常常让他们喋喋不休。甘当小学生的却是这位会长，那日他登门拜访文强，进屋就说：“《淮海战役亲历记》看完了，还是有些事情没搞清楚。顺便给这本书提点意见：战场内写得多，战场外写得少；战略上写得多，战术上写得少；还有就是过程写得多，细节写得少。”文强给会长沏了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这样好不好？你问我答，看能不能拨开云雾，让你看见五老峰。”“那是最好，正合我意。”会长翻开笔记本，上面居然全是准备提出的问题。

文强有问必答。关于徐州“剿总”这个机构的设立，他告诉会长，徐州“剿总”是继东北、华北两个“剿总”的设立而出现的。那时陈诚系下台，何应钦系上台，又起用了一批老牌将领，顾祝同接替陈诚当了参谋总长，卫立煌出主东北，刘峙出主徐州。何应钦自美国回来后，出任国防部长，接替了白崇禧，权力大大超过陈诚、白崇禧分权而治的时期。可以说，徐州“剿总”是派系斗争的产物，如果把它比喻成阁楼，那么它从开始建造时起便是倾斜的。

关于刘峙是有名的败军之将，何以能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重用，文强个人的看法是，刘峙无能是真，但忠实可靠也不假。国民党军队企图挽回颓势的时候，自上而下产生着颓废的心态，那就是迷信。蒋介石认为久输必赢，否极泰来，刘峙是个福将，再配上杜聿明这样的战将，淮海战役必胜无疑。殊不料杜聿明也信风水。徐州“剿总”总部院子里，四周有房屋，正中长着一棵树。那日杜聿明坐在院内理发，孙元良的部下走进来，直愣愣地望着那棵树，喃喃自语道：不吉利呀不吉利！杜聿明问对方什么意思。对方说，四四方方中间有棵树，那不是困字么！杜聿明恍然大悟道：难怪我们会被围困哟！于是立即派人把树砍掉。文强告诉会长，最为迷信的要数邱清泉。这个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率部驻扎在商丘时，整日心事重重，惴惴不安，多次向徐州“剿总”提出请求，希望调离此地，另驻他方。杜聿明大惑不解，也大为震怒，命文强查清缘由，据实上报。缘由查清了，竟是因为商丘与“伤邱”同音，邱清泉认为阎王爷是冲着他来的。虽然邱清泉最后果然死在商丘附近，但文强当时是万万不敢以这个荒唐的缘由上报的……

文强回答完毕，却向会长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思考很久了，即我们北京黄埔同学会，能否办一所黄埔大学以专门向年轻人讲解历史？这所大学的老师就是黄埔同学，这所大学的课文就是同学自己，因为每一位老师讲的都是亲身经历，都是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