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文章出现在有关揭露“四人帮”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的附页。拨乱反正后，沈醉却笑称“此生怀揣一个特赦证足矣”
沈醉的愿望实现了。文史专员当中，他的年龄几乎是最小的，但转眼之间，也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个岁数的人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能抱上孙子或者外孙。就在沈醉第二次获得自由没几天，沈美娟带着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从宁夏回来了。想到五年前被逮捕的那个夜晚，与女儿挥泪而别，而今像做梦似的，她由一个姑娘变成了妈妈，而且带着可爱的外孙回家，沈醉禁不住老泪纵横，喜出望外。他一把抱过外孙，使劲亲了几口，然后问：“他的爸爸呢，怎么不一起回来？”沈美娟稍有迟疑：“在陶瓷厂上班哩，请一天假，要扣两天的工资！”
这位在陶瓷厂当工人的西北汉子叫张万银，名字取得富裕，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比沈美娟大十几岁，而且结过婚，老婆因病而亡，没有留下孩子。当他托人向一河之隔的农场职工、北京知青沈美娟提亲时，沈美娟与他只见过一面，便满口答应了。用她以后写进《沈醉和他的妻儿们》一书里的话说，“父亲已经四年没有消息了，生还的可能是那么渺茫，自己在国内已经举目无亲，能在不嫌弃自己出身的人家屋檐下躲风避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张万银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对沈美娟拳脚相加。但是，沈美娟原谅了他，因为她知道，这是丈夫大字不识一个的自卑感在作祟，为了留住她而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罢了。
听完女儿关于婚事的陈述，特别是看了女儿留在胳膊上的伤疤，沈醉没有说话。沉默良久之后，他突然提出：“你们离婚吧，如果你同意，我就给上面写个报告，申请把你和孩子调回北京。”“我不同意！”沈美娟的回答也很突然，“你要调就把我和张万银都调回来，要不谁也别调。爸爸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的心情也请爸爸理解。我家的处境比过去好了，我更不忍心把他一个人扔在戈壁滩上，像芨芨草那样孤苦伶仃。反正一句话，这辈子我跟定了那个王八蛋，这是我的命啊！”沈醉使劲点了点头，轻轻在女儿的肩膀上拍了拍：“都说湘女多情，只有我才晓得你最像爸爸，改不掉的骡子脾气，转不过弯儿来的榆木脑袋。”
放下女儿的事情，沈醉又回到案头，忙他一篇材料的写作去了。这篇材料很特别，也很重要。那是前几日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他无意间在《红旗》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发表的攻击鲁迅“帽子上绣着斧头和镰刀，衣袋里揣着布尔什维克钞票”的文章，就是“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用“狄克”这个笔名写的。沈醉不认识张春桥，但是他认识“狄克”，当年在崔万秋的寓所，但凡朋友聚会，“狄克”总是不请自到的座上客。见了那篇文章，有了这个发现，沈醉激动得桌子一拍，大叫一声：“拿纸来，我要写材料！”董益三扭过头来：“坐在这间办公室的人，哪个不写材料？有你这样神经质的么！”沈醉索性离开座位，手舞足蹈起来：“我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你是晓得的，崔万秋是军统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由我单线与他联系。而他又联系了化名为‘狄克’的张春桥，为他的《大晚报》副刊撰稿。就是说，张春桥与崔万秋早有勾结，而且受崔万秋指使，直接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劳。你说，这个发现重不重要？需不需要欢呼雀跃？”董益三认真起来：“重要，非常重要！但你不需要欢呼雀跃，你需要坐下来，静下来，尽快把材料写出来！”
花了一个星期，沈醉把这份长达两万字的材料交到全国政协，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这份材料经过相关部门核实，通过删略，最后以三千字的篇幅，出现在有关揭露“四人帮”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的附页。也许是对沈醉辛勤劳动的报答，当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安部大礼堂设立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集团的时候，他得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旁听证。在《我这三十年》里，他这样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我的座位是27排3号。那天下午3点，这是我下半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候。当审判长宣布开庭后，即令法警将十名被告人一一押出，让他们站在被告席上。江青、张春桥虽故作镇静，但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恐惧和惊慌。当公诉机关向他们宣读起诉书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崔万秋……
崔万秋解放前夕离开上海，先去了香港，后去了国外，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粉碎“四人帮”后，崔万秋与沈醉取得了联系，并且给他寄来厚厚一摞香港《百姓》半月刊，里面有崔万秋洋洋十万言的连载文章《上海岁月话江青》。读完之后，沈醉才如梦方醒，原来普天下聪明人俯拾皆是。江青登峰造极时，崔万秋没有凭借他与她的深交，回到大陆向她要一官半职，就连他在海外出版的数百万言作品，也没有提到过“江青”两个字。直到这个邪恶的女人成了阶下囚，他才在那里悠哉游哉地旧事重提，后发制人。
沈醉佩服崔万秋的聪明，更庆幸自己的运气。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沈醉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年前自己被迫参加了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经过了他被作为要犯从昆明押解重庆，又转至北京这么多年，仍被保留下来，而且在十年浩劫中幸免被毁。于是云南方面根据拨乱反正的精神，把这些档案全部清理出来，送到了中央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审定后立即宣布：沈醉的个人身份由获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子女的家庭成分由单位特务改为革命干部。宣布那天，全国政协一位副秘书长问沈醉：“你的冤假错案为什么三十年都不请求改正？”沈醉回答说：“过去我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自知罪行重大，而被迫做了这点小事，有何脸面再去邀功请赏。”那位副秘书长又说：“那你赶快去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对你的特赦，改换一张起义将领证明。”沈醉笑了笑：“也不必了。特赦令有句‘确已改恶从善’的话，我觉得那是对自己最真实的评价。不用说我不会去要求改换证件，就是上面通知我去，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婉言谢绝的。这样说吧，此生怀揣一个特赦证足矣，其他的任何事情，任何身份，都要靠自己的行动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