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有何德何能，竟能担当如此大任，享受这般殊荣？”1978年3月，杜聿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时，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所以我知道，我代表的不是个人，是所有的文史专员们。”杜聿明的代表性，其实已经显现在社会活动中了。早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不过，那不是杜聿明的本意，用他告诉妻子曹秀清的话说，奉陪末座也就罢了，问题是我坐在那里，众人的目光中，我不过是摆在那里的一件古董。

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杜聿明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那里有他法定的位置，如若出席的是全国政协会议，他的位置还设在主席台上。用女儿杜致礼告诉他的话说，中国的人大代表，相当于美国的国会议员，一个议员的权力与地位，是万人所不能及的。权力与地位，杜聿明不感兴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后，能够步入现实的舞台，参政议政，共商国是，这倒是他愿意做的事情。

事与愿违的却是因为杜聿明的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需要享受副部级的待遇，于是，他举家离开了与宋希濂合住的四合院，搬进了崇文门附近的部长楼。部长楼是一幢高层公寓，让杜聿明颇感不适的倒不是不沾地气，四肢无力，而是他的隔壁邻居不是别人，正是担任着全国政协常委的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着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与休息，杜聿明再也干不了他的木匠活，以免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文史专员办公室实行了弹性工作制，也就是开会必须参加，平时可来可不来。杜聿明坚持每日上班是因为失去了业余爱好，殊不料有失必有得，他的办公桌上的稿纸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高。《辽沈战役概述》《淮海战役始末》，两篇文章六万余字，便是他在一月之内完成的。有了文章，就有了底气，那日开会，杜聿明发言说：“文史专员，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写文史的人员。所以，每位文史专员都要履行职责，尽量多写，为近代史的研究，做出我们的贡献。”他表扬了沈醉和文强，说前者“写完戴笠写郑介民，写完郑介民写毛人凤，可谓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说后者“写完孙殿英写胡宗南，写完胡宗南写汤恩伯，堪称后来居上，文史大家”。

罗历戎瞪了杜聿明一眼，不敢苟同他的说法：“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你杜大哥过去官大，所以晓得的事情多，文老弟沈老弟干的是军统，所以面广，晓得的事情也多。我只是一个职业军人，除了以第三军军长之身率部驻守华北，然后清风店一役被解放军俘虏而外，你还能让我写点啥子呀？”杜聿明朝罗历戎点点头，笑容可掬地反问道：“你第三军难道只跟解放军打过仗，就没有跟日本人交过锋么？告诉你，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过去我们不敢写，现在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号召大家写，你罗老弟若是再写不出东西，就该挨板子啦！”“杜大哥所言极是。”罗历戎这才恍然大悟道，“内战只有三年，抗战长达八载，以我亲身之经历，恐怕到死也写不完。好了，好了，闲话休提，书归正传，明天我就动笔，写一写长沙会战！”

宋希濂接着说：“我写的是《兰封战役的回忆》，明天就可以杀青。现在想起那段经历，真是感叹万端，欢忭莫名。我是在对日作战的沙场上接任军长职务的！”“好汉就不要提当年勇啦。”方靖瞟了宋希濂一眼，“我在鄂西会战时，因指挥不力，还被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降了一级。我如实写来，不写劳苦功高，战绩卓著，只写艰难险阻，忍辱负重。”“只要是亲身经历，怎么写都行呀。”杜聿明笑道，“大家都讲了想法，我把我的思路也向诸君报告一下。从现在开始，我的写作重点是中国远征军。自抗战以来这是派往国外的第一支军队。戴安澜师长，是牺牲在国外的第一位将领哦，对了，关于戴安澜，我应当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戴安澜的大儿子戴复东前不久告诉杜聿明的。戴复东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不久前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邀请的访问学者，去美国考察了半年。考察期间，戴复东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父亲在缅甸作战殉国后，美国政府为了表彰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贡献，随即向戴安澜追赠了美国军团功勋章，并附有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亲笔签署的军功荣誉状。可是，十年动乱中，戴复东全家当作传家宝的功勋章和荣誉状却在抄家时不翼而飞，至今不明下落。想到这件事情，戴复东提笔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了两件东西：一件是有毛泽东主席签名的中国政府于1956年颁发的烈士纪念证的照片，一件是台湾当局于1975年发行的抗日英烈邮票。这套邮票共有六枚，其中一枚印着戴安澜的肖像。戴复东写信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能够得到那枚功勋章的照片，以及那张荣誉状存根的复印件。不到二十天，戴复东收到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福特里克的信件，信中说，由他代表总统处理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是，随信寄来了荣誉状档案记录复印件，并在约十天之后，戴复东收到了由陆军部重新铸造的一枚功勋章。

“这枚功勋章戴复东带到北京来给我看了。”杜聿明继续说，“我给他讲，功勋章是你父亲的，也是中国军人的，包括共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所以，功勋章既是家宝，更是国宝，我希望他能够捐献给国家。”

几年以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国防部长张爱萍主持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的开馆仪式。戴安澜的遗书、遗物，包括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毛笔、手套、图囊、方位仪，以及那张复印的荣誉状档案、那枚重铸的功勋章，都一并陈列在展厅的玻璃柜里。张爱萍上将戴着眼镜，弯着腰身，仔细阅读着戴安澜写给妻子的遗书：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单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再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

读到这里，张爱萍含着眼泪，声音哽咽地对戴复东说：“你爸爸的愿望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