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说不出话来的，开始是赖钟声，现在是邱行湘。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恢复上班不几天，适逢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邱行湘和其他文史专员们应邀参加了中山陵的悼念活动。活动的消息，翌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参加人员的名单，也附录在消息的里面。过了几日，邱行湘上班刚到办公室，就收到一封寄自北京市第九十二中学的挂号信。拆开信封，不看信头，只看落款，当他看见“赖钟声”三个字的时候，邱行湘激动得双手发抖，久久说不出话来。

赖钟声正是因为看了《人民日报》，在江苏各界人士的名单中突然看见邱行湘的名字的。说来奇怪，国庆十周年，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特赦令，首批获赦人员的名单见诸全国任何一家报纸，可是赖钟声偏偏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以致与邱行湘分别整整二十五年后，这从天而降的惊喜，让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分，他蘸着泪水提笔给邱行湘写信：“新安分别，相视无言，押解永年，行程坎坷。所幸虽为国民党少将军衔，却未进入战争罪犯行列，劳动改造三年之后，便被提前释放。建国之初，人尽其才，承蒙政府厚爱，执教中学物理至今，奈何年近花甲，退休在即……”

往事重提，邱行湘的眼眶也潮湿了。是的，被俘以后，从洛阳出发，路上他不时可以看见被押解的整编二〇六师官兵。新安镇上，他意外地看见了赖钟声。惊喜之余，他大声招呼，赖钟声却诚惶诚恐地扭头便走。邱行湘大步追上前去，从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赖钟声只收下一个，摇摇头走开了。自此，在邱行湘的脑海里，赖钟声只是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

分别的情形，邱行湘忘记不了；见面的情形，他记忆犹新。就在蒋介石于南京总统府召见他的第二天，去蒋经国的官邸辞行时，他认识了在座的赖钟声。在蒋经国的身旁，一边是蒋介石亲自挑选的武将，一边是蒋经国精心栽培的文官，军政一体，文武并进，洛阳之战把他们两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到了洛阳，他们各自空着豪华宽敞的卧室不用，偏偏挤到司令部的值勤室，抵足而眠，朝夕相处。他们一起在洛阳驻军的交接仪式上，接受全体官兵的欢呼，他们同车去市郊的龙门石窟，在佛像前面默默祈祷，各自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

赖钟声念的什么词，也许他自己现在还记得，只因有悖初衷、事与愿违，所以在给邱行湘的信中，他才发泄了一番不可抑制的抱怨：“我本一介书生，因响应蒋介石抗战救国的号召，放弃专业，考入军校，进了研究部第一期学习。同学王升、陈元、李焕，现均已出任台湾高官，可当时吾人偏为蒋经国所用。投笔从戎，此举铸成大错，几乎成为蒋家王朝之殉葬物！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政工处长，比如出国留学，学成而归，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我不过一中学教师，所以有时难免心烦意乱，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慨！”

邱行湘理解赖钟声的心情，记得这位政工处长经常到部队演讲，每每在鼓动士气之时，总要将手一挥，坚定地始终地强调一句：“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后，实现民族的富强与复兴，走机械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但是，看见信中那句“倒霉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邱行湘觉得赖钟声尚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不错，自己所率领的这支军队打了败仗，肯定是倒霉的，如同其他友军也打了败仗，国民党军队摆脱不了倒霉的厄运。然而，要摆脱对这支军队曾经有过的感情，邱行湘觉得是困难的，因为那毕竟属于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老实说，被俘以后，解送途中，邱行湘想念的不是赖钟声一人，而是所有的二〇六师官兵，只要能见到他们，哪怕是匆匆一瞥，他也会感到一丝慰藉。可是这些人，现在天各一方，永远不复相见了。邱行湘获赦后听老家的亲戚讲，建国之初的“清匪反霸”运动中，国民党军队的不少连长、营长都在被镇压之列，而像他、像赖钟声这样的国民党将军能有今天，真应该重返龙门石窟，烧香还愿了。

来信最后说，他的西南联大同班同学杨振宁，利用回到北京的机会，想方设法联系到了他，并且希望见上一面。赖钟声左思右想，结果拒绝了杨振宁。拒绝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是自惭形秽，有可能杨振宁看不起自己；其二是孤芳自赏，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杨振宁。前者不言而喻，后者需要解释，赖钟声在信中这样告诉邱行湘：“此生最大的慰藉，便是国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以后卷入内战，为蒋家王朝卖命，实为身不由己。而在相同的时刻，杨振宁选择了出国，虽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

读完赖钟声的信，邱行湘百感交集。他想马上回信，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赖钟声的过去，他也许并不了如指掌，赖钟声的现在，他也许并不一清二楚，但是，赖钟声贯穿始终的爱国热忱，他深信不疑。因为如此，邱行湘在给赖钟声回信之前，先给当年的国民党同僚、而今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侯镜如写了一封信。他把赖钟声推荐给侯镜如，再请侯镜如把赖钟声推荐给北京市政协，以便赖钟声能够通过王升、李焕、陈元这些台湾军政大员的同学关系，为国共第三次合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