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对于文强而言，是一种特殊的体验。他羡慕别人，但是从不嫉妒别人，所以从1959年开始，当连续六年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国民党战犯获赦的时候，他批批都要和他们热情抱别，自己站在高墙之内，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1966年春天，第六批获赦人员离去之际，方靖扭头回望，发现文强还站在那里，忍不住再进功德林，与他相拥而泣。文强反而安慰方靖道：“好饭不嫌晚嘛，何况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赦。”然而，距离第六批特赦仅过了几个月，1966年夏天，“**”开始了。起初，就像以往对新中国的一切都表示出兴趣那样，文强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通过看报纸、听广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是，关注的结果令他大失所望，那就是“**”的开始，意味着特赦国民党战犯的结束。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文强自此又萎靡不振，神经衰弱，生活的勇气与信心几乎**然无存。更糟的是关押的地点也从市内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迁至京郊以北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战犯们曾经分期分批参加体力劳动的地方，现在成了取代功德林集中关押战犯的秦城监狱。时过境迁，乍暖还寒，文强在新的环境里旧病复发，差不多两月之久，天天躺在**，靠流食和药物维系花甲之躯。这个时候，家属可以探监的规定也取消了。在见不到儿子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文强特别思念已经去世的两位妻子。而第一任妻子周敦琬留给他的那份遗嘱，尤其让他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这是一件戏剧性的往事。抗战之初，上海沦陷后，文强以军事委员会前方办事处处长的身份，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那日晚上，刘姓参谋向他报告说，发现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宁波人氏，复旦大学毕业，因现在学校停办了，她没有工作，没有钱，有钱也回不去已被日军占领的老家。出于怜悯，文强见了葛世明，给了她路费，让她去长沙找自己的妻子周敦琬，给她安排一个教员的岗位。长沙失守不久，周敦琬病故。文强远在上海，来不及回老家奔丧，直至以后调回重庆，才见到了周敦琬的大姐。大姐告诉文强，周敦琬重病期间，葛世明一直精心照顾，晚上伏在病榻打盹，白天还要料理他的两个儿子吃饭上学，累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大姐交给文强一封信，这是亡妻留给他的遗嘱，里面写道：“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葛世明更好的女人了，我死后，你一定要跟她结婚，把她留在我们家，把她养得胖胖的，再为你生儿子。”文强知道，葛世明在报答他，那么，他也要回报葛世明。与她在洛阳结婚后，文强特意为她盖了一幢大房子。她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为文强生了三个儿子。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还在淮海战场上的文强就给葛世明寄了一笔钱，要她卖掉洛阳的房子，带着儿子，“按政府的规定，撤到台湾去”。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消息，葛世明是在台湾收听到的。她收听的是共产党的电台，电台广播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按照国际公约，国民党将领的生活待遇与过去保持不变。听到这里，葛世明毅然带着儿子，趁着天黑，连夜离开台湾逃回上海。

上海市市长陈毅既是文强在淮海战场上的对手，也是当年革命生涯中的朋友。那时文强随朱德的部队到四川，他是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而陈毅是师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得知葛世明到沪，陈毅亲自做了安排：首先把没收了的文强私宅发还给葛世明，然后安排她去立信会计学校当老师，还介绍她加入妇联，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用葛世明生前对儿子文定中的话说，“虽然我们看不见你爸爸，但你爸爸看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文强毕竟没有实现他终身报答葛世明的愿望，让他痛心不已的是，葛世明自杀被人发现后，在急救站里人还活着，可是医生请示医院领导时被告知不予抢救，因为国民党战犯家属兼“潜伏特务”的必然下场就是自绝于人民。家事不堪回首，国事风云莫测，文强看见了人性的善良，也看见了人性的残忍，特别是从功德林来到秦城监狱以后。这时候的“**”进入了“砸烂公、检、法”阶段，属于公安人员的战犯管理所干部，一夜之间就被“支左”部队替代了。那日晨起，文强想找监区管理员蒋胡子聊天，被告知他已调走而且不再回来的时候，文强的鼻尖发酸了。蒋胡子是文强给他取的外号，源于十多年前刚进功德林在图书室的对话。蒋胡子指着几本名人传记的封面问文强：“这个大胡子是谁？”“马克思。”“这个山羊胡子是谁？”“列宁。”“这个小胡子又是谁？”“斯大林。”蒋胡子奇怪了：“你是国民党，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事情？”文强笑了：“这是知识。”蒋胡子仍有不解：“你们有知识，怎么打仗打不赢我们这些没知识的？”文强笑不出来：“因为你们有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蒋胡子挠挠后脑勺：“我没听懂，我想拜你为师，学点知识。”文强感动了：“当老师我不敢，做朋友我愿意。我在监区的编号为七十二，以后我就叫你蒋胡子吧。”

蒋胡子走了，蒋胡子的上级来了。不过，他们是被人押进秦城监狱的，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北京战犯管理所领导干部，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地位最高的，便是主管全国各战犯管理所的公安部十三局姚局长。姚局长是许多战犯的偶像，他每次来功德林礼堂作报告，总是满腹经纶，谈笑风生。让文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则是他的胆识与魄力。那年，文强在军统北方区任中将区长时的一个少将部下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死在功德林医务室。文强想为部下开个追悼会，但遭到绝大多数战犯的反对。他们认为此举风险太大，如若“借尸还魂”的罪名成立，肯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强心有不甘，悄悄给姚局长写了个请示报告。姚局长批复“可以召开”，并且通过电话要管理所负责人转告文强，希望他在写悼词时，把这位军统少将在反人民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一笔带过，而把其在接受改造过程中所尽到的努力、所做过的好事和盘托出。文强这样做了，做了才觉得不可思议：那时虽然没有“**”，但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年代，这个神话发生的地点，只可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而绝不可能在任何一堵高墙的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