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心吊胆的是沈醉，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让他惶惶不可终日。一件事关杜雪洁。他与这位新婚妻子刚刚度完蜜月，杜雪洁在医院上班时便遭到同事以及领导的抱怨。同事说，你嫁给“严醉”不要紧，我们全院的护士都成了“特务婆”；领导说，拜托你换一家医院工作吧，我院是全区十多年红旗不倒的先进单位，现在被你男人的名声抹成“锅底黑”了！杜雪洁回到家里，向沈醉哭诉了发生在医院的一切。沈醉欲哭无泪，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我一人犯法一人当，关你什么事？走，我们找你的领导去！”诚然，沈醉有自知之明，带着老婆去医院之前，他先去找了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领导。该领导亲自陪同沈醉夫妇找到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向对方重申了党的统战政策，以及有悖这项政策所必须承担的领导责任之后，对方同意杜雪洁继续留在本院工作，并且愿意对那些思想不通的护士们进行教育与帮助。“不过，我们有言在先！”医院领导最后强调指出，“护士们憎恨特务的阶级立场是没有错的，不仅没有错，而且值得表扬。所以，今后如果有人对杜雪洁说三道四、冷嘲热讽，我们将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另一件事关沈美娟。她从长沙转学到北京，转眼就高中毕业了。由于她平日学习刻苦，成绩优良，高考也发挥正常，考得不错，沈醉满心以为女儿可以如愿以偿，考上清华大学。可是事与愿违，沈美娟连普通的院校也没有考上。高考落榜，女儿哭了几场，父亲痛了几夜。虽然杜雪洁的遭遇极有可能在沈美娟身上重演，但是，沈醉没有死心，他径自跑到北京市招生办公室，询问女儿落榜的原因。“如果她今年没有考好，我准备让孩子复习一年，明年再考。”沈醉满脸堆笑地说。对方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是阴沉着脸，俨然一位公事公办的领导：“招生工作是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今年如此，明年亦然。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事吗？”沈醉脸色铁青，据理力争：“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我的女儿五岁就离开她的母亲，由长沙的亲戚抚养成人，她何曾享受过我剥削得来的东西？又何曾接受过我反动思想的影响？……”对方不耐烦了，打断沈醉的话说：“这里不是诉苦的地方，你还是到别处碰碰运气吧。”
别处？沈醉想到了火葬场。倘若自己的死亡能给女儿开脱“罪责”，那么他会立刻给自己抹脖子的。当然，沈醉心里明白，即便自己不复存在，女儿的“原罪”依然铁板钉钉。所以回到家里，他只有心如刀绞地对女儿说：“对不起了，爸爸不该把你带到这个世界里来。”沈美娟不再哭泣，反而安慰父亲说：“我们班上没有考取大学的同学大都分配了工作，我也快了吧反正我要求不高，不管什么工作我都可以接受。”
依然事与愿违，当沈美娟的全部同学，包括几个右派、资本家子女都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时，她却不在分配之列。沈美娟找到街道办事处主任，用试探的口吻询问在发放就业登记表时，是否把她的家庭地址弄错了。主任回答说：“是你投胎投错了，国民党战犯，大特务，刽子手，这样的家庭出身，听起来都吓人！”沈美娟继续询问：“那，我该怎么办呢？主任行行好，给我一条活路吧！”主任想了想：“我成全你，看你这个大丫头也怪可怜的。你写份申请来，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报名去宁夏安家落户，你看行么？”沈美娟使劲点了点头，眼眶里浮动着感激的泪水。在她想来，离开北京，离开家庭，就能够摆脱出身不好的阴影，只要能够摆脱出身不好的阴影，上刀山、下火海，她也在所不辞！
主意已定，沈美娟才把背着父亲到街道办事处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当沈醉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继而由昏迷转为清醒，急匆匆拉着女儿的手赶去办事处，要求收回沈美娟的申请的时候，主任告诉他，申请已获批准，并报上级安置办公室备案，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让他回家取出户口簿再去派出所户籍民警那里，办理沈美娟由北京迁往宁夏的手续。
女儿就这样走了，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沈醉大病一场。大病初愈，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学习座谈会上，沈醉发言说，他对女儿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种田，实在想不通。“我女儿是无辜的，我是有罪的。我不仅对人民犯罪，而且对女儿犯罪，是我的原因把女儿逼上了这座独木桥。”沈醉话锋一转，“其实，她是有条阳光道的。我与女儿的妈妈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她妈妈提出要让女儿回趟香港，当时我怕女儿去了以后不再回来，所以没有同意。早知道情况是这样，我真不如让女儿回到香港在那边读书，在那边发展，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去赢得她的远大前程。”沈醉原本说的是老实话，可是如同惹火烧身一般，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了其他文史专员的批判。
董益三首先说：“你我都是军统系统的人，我还好，干的是电台通讯，不像你过去杀了那么多人！我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要改恶从善；第二，要知恩图报。看来你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一遇到孩子的事情你的反动本质就暴露无遗了。”王耀武接着说：“我补充一点，共产党赦免了我们的罪行，给了我们第二条生命，因此我们都把共产党比喻成母亲。可是沈醉你呢？你把孩子交给了党，交给了母亲，却表现出很不放心很不情愿的样子，这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呢？”宋希濂最后发言，如同在功德林时一样，他的发言通常带有总结的性质：“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沈醉今天讲的是子女问题，实际上讲的是社会制度。大陆的社会主义看来沈醉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那是座独木桥。香港的资本主义看来沈醉是很欣赏的，他认为那是条阳光道。所以呀，阶级立场如果不发生改变，世界观的改造就是竹篮打水，全国政协特意为我们文史专员安排的学习座谈也就是形同虚设……”“我说两句，我说两句！”沈醉打断宋希濂的发言，气喘吁吁地说：“啥子罪名我都可以承受，唯独破坏学习座谈的后果我担当不起。这样好不好，针对我刚才的发言，我现在作出公开检讨：孩子离开身边固然是痛苦的，但自己不能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共产党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为孩子的事这样反感抵触呢？特别不应该的是，我想把孩子送到香港那样的地方，这说明我过去一再表示的要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是不坚定的。那么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讲到这里，沈醉用求救的目光，看了一眼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