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认识不一定对。但是，鱼鲠在喉，不吐不快。”黄剑夫在江津县政协的学习会上发言说，“我认为，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时，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血统论，过去就有，但是现在愈演愈烈，有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实说，这句话我不敢苟同。就拿我来说吧，不错，我在国民党军队带过兵，打过仗，曾经反动过，但这与我的子女有什么关系呢？我有五个子女，两个上大学，两个上中学，小女儿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当农民，凭什么他们就成了混蛋呢？”这位县政协副主席发言时慷慨激昂，可是与会者反应冷淡，大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只有一位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私下对他说：“其实这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事情，那又何必从你的嘴巴讲出来呢？唉唉，江湖险恶，人心不古，你就好自为之吧！”

本来就郁闷的黄剑夫更加郁闷了。找不到地方倾吐的时候，他给邱行湘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寄来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收到了，拜读到新作《蒋军对中央苏区的几次“围剿”》，颇感欣慰，因之与旧作一样，事实清楚，有血有肉，不失为一篇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章。但是，黄剑夫在信里又说，文章的败笔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结尾部分的反省。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对日不抵抗，对内继续用兵的反动政策，即令日寇进犯热河，侵占承德，蒋介石仍将大部分军队调到江西反共。这个人民公敌亲到崇仁，对陈诚集团的众将领说：“中国的大患不在东北而在江西，有匪无我，有我无匪，如再侈言北上抗日者，即以通匪论罪。”我受毒甚深，根本没有意识到“围剿”苏区就是“围剿”革命，就是“围剿”人民，就是阻挡了人民革命的进程。

黄剑夫引用了邱行湘的这段文章，然后加以点评：“你怎么认罪，我都觉得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你误解了史料的本质，你离开血肉跑到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去了。若有闲暇，我倒建议行湘兄读《史记》，我敢断言，在司马迁笔下，你是见不到文章以外的东西的。”

邱行湘看了黄剑夫的信，只是苦苦一笑，没有半点责备妹夫的意思。在他看来，妹夫太老实，甚至太迂腐，倘若稍微圆滑一点儿，在当年的北平担任城防时，能接受他写在纸上却发自内心的劝告——“解放大军现已兵临城下，务乞吾兄审时度势，广开我兄据守之西北四门，以迎义师。良机不再，把晤在迩，惟祈摄重，幸勿犹豫。”——然后顺水推舟，接受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阵前提拔，最终以国民党十六军军长之身将部队开出城外，接受解放军的改编，那么，作为北平起义的有功之臣，他的境遇与眼下绝不可能同日而语。

然而，天下没有后悔药。让邱行湘感到不安的是黄剑夫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反常的情绪。妹夫曾经那么乐观，对生活那么向往，可是，正是生活，改变了他生活的态度，这是邱行湘始所未料的。那么，作为同学，作为朋友，作为亲戚，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与黄剑夫好生交流一下。“剑夫兄，若不是每日坐班，我真想专程前往江津，以解十八年相思之苦。”当夜，邱行湘给妹夫复函说，见字如见人，今天我们就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吧。谈什么呢？邱行湘不谈工作，不谈文史资料的撰写，只谈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思考。他的话题是从周恩来接见首批获赦人员开始的：“我们把总理的讲话称之为‘四训’，也就是总理要求我们掌握的四大观点：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

关于阶级观点，邱行湘认为在今天“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现实面前，对于获赦人员而言，不能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作为共产党曾经的阶级敌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个话题，就可能成为生活当中的问题。那么何谓正确呢？邱行湘希望黄剑夫学会比较，他说，在中外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我们肯定是幸运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苏联，苏共革命成功，建立政权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前朝的沙俄军官格杀勿论。所以，邱行湘告诉妹夫，感恩，是我们这辈子的作业，只要是共产党的主张，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哪怕忍辱负重，哪怕逆来顺受。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华丽转身，我们永远是被动的。最后，邱行湘强调，我们都是军人出身，所以我们的生活态度与贪生怕死、苟且偷生无关，要知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命运的捉弄。

邱行湘在信的末尾写了“以兹共勉”，黄剑夫看后却认为用词不当，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邱行湘的观点适用于邱行湘，而不适用于他黄剑夫，因为他们两人毕竟有着两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不错，黄剑夫自己也承认，他太老实，甚至太迂腐，当年没有把部队拱手交给解放军，以求得共产党的一官半职。但是，他不后悔，特别是从北平回到南京，亲耳听见傅作义被蒋介石骂为“卖身求荣，禽兽不如”的时候。至于自己最终放下武器，率部投诚黄剑夫认为那是共产党胜利大局已定之余，他对国民党失败不可逆转的承认，虽然无可奈何，却也心安理得。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他不过顺流而下，完成了不以牺牲尊严为代价的转折。

较之邱行湘战场被俘乃至出监获赦，黄剑夫是为自己感到庆幸的。特别是能够参加解放军，能够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他感到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当然，有新的欢乐也就有新的痛苦。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坐在台下的竟是共产党师长以上的将领。有一位身材矮胖的将领一边敲打课桌，一边念念有词：“唉呀，真是搞不懂了，打败仗的来给打胜仗的讲课，这是谁家的规矩？”“这是共产党的规矩。”另一位身材瘦弱的将领站起身，“不错，我们的教官大都是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他们大都是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和国外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打败了仗，那是因为他们依附了一个反动的政权；我们打胜了仗，这是因为我们拥有着一个革命的阵营。如果从个人的文化素质、军事才能讲，我们未必比他们强。事既如此，学习他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让人民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什么搞不搞得懂的！”

黄剑夫对那位矮胖的将领的提问无言以对，对这位瘦弱的将领的解围充满感激。在他看来，这种乍暖还寒的教书生涯也许还要维系很久，但是，他没有想到，针对部分学员对教员的不恭，刘伯承院长和粟裕政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警告，从而不仅让他迅速摆脱了痛苦，而且让他有机会从一个战场以外的角度，窥探到了共产党制胜的法宝。这样，从认识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到佩服共产党，再到拥护共产党，黄剑夫走完了他认知与认同的全过程。与邱行湘的无可奈何相比，他更有理由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生活，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工作。至于敢于在县政协学习会上说几句真话，在他想来，正是他的生活与工作态度所决定的，用不着瞻前顾后，更无须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