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不知道所谓斗争哲学，但是他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让他困惑不解的是，一个阶级已经被另一个阶级推翻了，一个政权也已经被另一个政权取代了，而南京的街头巷尾，仍然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口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邱行湘读过毛泽东的一首诗，那是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后写的，其中有这样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为霸王。不知怎的，每次上街回家，一想到“穷寇”二字，他就心里发憷，因为共产党紧追不舍的对象，除了他们这些先前的对手，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吗？

邱行湘一边困惑、一边幸福地生活着。上次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来家里做客，他给溥仪开玩笑说，希望对方能留下一个“龙种”，殊不料半年之后，他倒得了一个“虎子”。邱行湘老来得子，自然宠爱有加，可是这种情感很快化作了一种责任，抑或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他结婚那天，黄剑夫的大儿子即他的大外甥黄济舟来了。这个南京大学地质系的高才生有些闷闷不乐，邱行湘问其究竟，才知道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学校将分配其到边远的煤矿工作。前来贺喜的还有他的侄子邱启安。这位上海船舶公司的技术员向他辞行时，邱行湘勉励对方要争取进步，最好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侄子摇摇头，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关系中有你这样的获赦人员，前几年的反右斗争中，我差点被单位划成右派，弄到新疆劳改……”

晚辈们的心境与处境让邱行湘心如刀绞，这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是他始所未料的。好些时候，他都想起功德林，想起那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生活。面对现实，他又能期待什么呢？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工作，就像获赦不久，他在明故宫机场的出色劳动得到南京市长彭冲在大会上的表扬那样，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正面形象，去扭转晚辈们的被动局面。这样想时，邱行湘决定加大文史资料的写作，因为这不仅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能够表现自己的仅有机会。写作之前，邱行湘拜读了《文史资料选辑》已经刊发的所有文章，读着读着，他发现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在突出一个相同的主题。

陈士章的主题是揭露。他在题为《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的经过》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1940年日寇在皖南“扫**”后，蒋军由于伤亡重大，采取了所谓边休整、边抗战、重点防御的方针，并美其名曰“反扫**的新战术配置”，而实质上就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消灭新四军的命令是蒋介石通过顾祝同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向我所在的第四十师秘密下达的。我当时的职务是副师长。当我问及大敌当前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时，师长方日英说新四军是叛军，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战斗结束后，蒋军各师清扫战场，派出许多小部队分区在茂林附近的丛草密林中搜索，以捕捉新四军隐藏的人员。由于蒋军惨无人道，任意枪杀新四军，所以在蒋军数倍兵力和优势火力的围攻下，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阵亡人数高达千余人。

廖耀湘的主题是揭露。他在题为《我所知道的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美国既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盟邦，即对蒋介石政府陆续给予军火物资的援助，先后给予财政贷款和中美租借协定共计十三亿美元；另外派遣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华，继派史迪威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以指挥国民党军队及掌握有关作战的训练装备补给等问题。这是蒋介石派熊式辉和宋子文先后赴美国洽商谈妥的。美帝的目的，不是真正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而是拿来作为支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而为它自己取得英法帝国主义在东方殖民地的统治地位。

连溥仪的主题也是揭露。他在题为《复辟的形形色色》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幼年时代，在紫禁城的早晨。有时候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时候是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或者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在我的回忆中，“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袁世凯吃饭了。”在我身旁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比皇上还神气！”在我的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桌上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扇子……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叫“恢复祖业”，用遗老旧臣的话说，叫“还政于清”。可是，说来滑稽，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个理想的，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邱行湘选择相同的主题，却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他看来，揭露能够标明是非，能够彰显立场，能够体现进步，更何况失败者之间的窘态，总是胜利者乐意看见的东西。这样想时，邱行湘在题为《我参加第五次“围剿”苏区的经过》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1934年春，十八军所属各师由福建回防南城、南丰一带，实行“碉堡政策”。陈诚任预备兵团总指挥，薛岳任前敌总指挥，当时我在九十九师担任由泰和经高兴圩向兴国逐段攻击前进的任务。陈诚与薛岳兵分两路，像两个拳头，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各军师划分一个正面，筑路、筑碉，分期分段攻击前进。每次进展，不过三五公里，至多不到十公里，炮兵也便于集中使用。那时红军采取的是内线作战，即所谓“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虽筑有鱼鳞工事，但被动挨打，被蒋军封锁包围，苏区越来越小。这个在“围剿”苏区起了大作用的“碉堡政策”是陈诚呈报蒋介石得以核准的，主要是在第四次“围剿”中连丧两军以后，陈诚改弦易张，群相集议，即从战略上改攻为守，战术是改守为攻，从而迫使红军放弃苏区，开始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