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名号曾经落在董益三头上。功德林期间，除了沈醉进厕所冲洗**是他告的状， 黄维用《毛泽东选集》撕作手纸也是他告的状。董益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公开宣称：“告状是我争取进步的手段。龙有龙路，虾有虾路。杜聿明可以靠杨振宁加分，郑庭笈可以靠傅作义吃糖，杨伯涛可以靠说大话卖乖，邱行湘可以靠卖苦力受宠，我靠什么？无依无靠，只好打点小报告。”

因为如此，战犯们对董益三无不敬而远之，有时候在监狱的胡同狭路相逢，大都立即转身，掉头而去，躲避他如躲避瘟疫。不过，董益三的孤独，恐怕还与他比较复杂的经历有关。这位先前的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处长，在更早的1927年，曾于武昌荆门同乡会参加共产党，白色恐怖中，上山打游击，终因寡不敌众，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两年后虽被保释出狱，但由于李立三路线破坏了武汉组织，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后经黄埔六期同班同学刘子奎介绍，到《北方日报》任副经理。这家报纸原本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创办的，由国民党特务机构复兴社接管后，刘子奎出任了总编辑。这样，董益三的人生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先去浙江省警官学校任政治指导，再到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当了主任，抗战胜利后，还被送去美国留学深造。美国之行，让他碰见“贵人”——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务头目康泽。康泽因受蒋经国排挤，找个理由到美国考察，在华盛顿一家公寓相识董益三后，两人交谈甚欢，相见恨晚。董益三回国，在国防部任了一个少将专员的闲职，而康泽升任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后，点名要董益三当他的二处处长。报到那天，康泽握着董益三的手说：“我们现在同事，将来也同事。”康泽确有先见之明，他与董益三同在襄樊战役被俘，又同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稍有不同的是，康泽的改造仍在继续，董益三却捷足先登，比康泽提前离开监狱。

获赦之后，董益三直接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办公室就在政协礼堂侧旁，坐落在北京西城白塔寺下面。这座古老的院落，清王朝时叫作顺承王府，北洋军阀混战年间叫作张作霖公馆，直到新中国成立十年之后，它才有了现在的称呼。董益三家住东城，每日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来回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董益三的性格大概也是永久的。他平日不苟言笑，对他不认识的人，几乎永远不予理睬。唯一的例外便是对他的军统系统的人，不管监狱内监狱外，他可以做到有问必答。那日沈醉从办公桌前扭过头来：“益三兄，我有一个不解之谜，想请教你。”董益三摘下眼镜：“但说无妨，只要我晓得的。”“你肯定晓得，因为你和康泽是朋友，我和他只是工作关系。”“你问康泽啥子事？”“我一直很奇怪，康泽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能一举升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高位？论资历，他不过黄埔第三期；论门第，既非达官贵人，也非名门望族；至于本事，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董益三摇摇头：“你说康泽出身卑微，这是事实，他自己公开承认‘在四川山沟里吃红苕长大的’。可是，要说本事，你真的不如他。你是搞军事行动的，打打杀杀而已；他是搞政治策略的，专门给蒋介石出点子。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件事，这件事是康泽亲口告诉我的。”

康泽告诉董益三，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有一次同学聚餐，请到了当时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当几瓶伏特加把全桌搞得人仰马翻的时候，有同学问傅学文：你长得如此年轻漂亮，怎么会嫁给邵力子这个糟老头儿？傅学文也喝醉了，她回答说，我的目的是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角落，佯装大醉，悄悄启开了衣袋里的窃听器。半月以后，从莫斯科飞抵南京的当日，他手上的窃听器就交到了蒋介石手里。

讲到这里，董益三见沈醉半信半疑，索性又讲了一件事：“你晓得的，在江西五次‘围剿’共产党之前，蒋介石专门兴办了庐山星子训练班，以培养对付共产党的武装特务。训练班筹建之初，蒋介石分别找了黄埔一期的蒋复生和黄埔三期的康泽，要他们各自草拟一份筹建计划。蒋复生面面俱到，洋洋万言，被蒋介石斥为‘大而不当’；康泽则一条一款，有血有肉，被蒋介石誉为‘切实可行’。于是，蒋介石视康泽为心腹，很快委任他三青团组织处长之职。这，难道不是康泽起家的本钱么？”

沈醉恍然大悟道：“是的，是的，康泽这辈子也不容易，因为他的件件事情都能让蒋介石满意。不过，话说回来，不管康泽用心再深，也斗不过蒋介石的儿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是清楚的，所以经张治中略加暗示，康泽就立即让出了三青团的宝座，最后不得不远离皇上与太子，带着你到襄樊的营帐里解闷气去了。”

董益三有些吃惊：“你当时在保密局云南站当站长吧，天远地远的，我们去襄樊赴战的过程，你是怎么知道的？”

“保密局湖北站站长告诉我的。”沈醉笑道，“现在可以不保密了，这位站长还告诉我，他奉南京命令，已经着手对康泽展开调查，因为这个绥靖区司令官为了过生日，筵席都摆到阵地上去了。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

“没有错，没有错，这件事情我正在写。”董益三正在写《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他开篇写道：

1948年7月1日是康泽44岁生日，他的特训班和别动队的高级干部都知道，很久就想为他捧场，来个公开庆寿。为了迎合他的胃口，他们搞了一个别致的祝寿形式，请他出南门到十多里外的某个名胜古迹的一个亭子（亭子是有名字的，我搞忘了）里午宴。不知是谁，想得真周到，把他的行军床都带来了，准备在他酒醉饭饱之后，好躺下休息。那天，康泽喝了很多，有点借酒浇愁的意味，直到下午3点钟，才兴尽而归。到了晚上，部下们又在司令部背后，选了一间特别宽大的房子，大摆筵席，继续喝酒。樊城的名角都被邀来唱堂戏，正当一位女演员为司令官的生日献词祝贺的时候，第二处的一个参谋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向我报告，说是老河口谍报组来电话，解放军发起对襄樊外围的进攻，前哨已经接火，大战一触即发。我悄悄走到康泽身边，用耳语报告了这个情况。司令官故作镇静地点了点头，隔了好一阵，他才溜回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