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于人们虽然发生着同一种联系，但是世界在人们眼里，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继续生活在秦城农场的将军们，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功德林的学习。不过，既然世界的变化会带来新的形势，那么这里学习内容的变化，也使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新的局面。为着了解这一点，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宿舍，听取此间的发言吧。

“如果认为历史的进程，终究会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那么中国和苏联、印度等等毗邻的国家，还有什么国界可划分的呢？”——发言人是刘镇湘。他现在被同僚称作“怪人”。他的此番言论，至少由于与讨论会的主题相距十万八千里而被同僚斥为“奇谈”。

五云山下的将军们，雁阵般地追逐着行云，鱼群般地追逐着流水。他们在管理处颁布的以“怎样看待前途”为命题的学习会上，有的表示要当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有的表示要当人民公社的农民，有的表示如果当不上解放军的兵士，也可以回本地当当不穿军装的民兵。总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审慎地考虑了自己的归宿，发挥一技之长，愿为社会效力。可是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从不设想个人的前景，从不完成生活的作业。他是登高八仞，心骜八极，不管三七二十一，专管八八六十四——以重温他的军队的番号，高举他的已倒的战旗，从而在奔腾向前的洪流面前，稳住在黯淡的心理和忤逆的情绪支持下的身躯。

刘镇湘是以肯定一种界线的存在来否认一种制度的建立的，可是在这种制度的建立为绝大多数与他的经历和遭遇完全相同的国民党将军承认之后，那种界线也就可以想见地存在于他和他们之间。解决这类没有争论价值的矛盾的方法，是创始于功德林的星期六生活检讨会。

刘镇湘输了，可是他没有像往日打扑克牌那样，输了就与人吵架。在惯例的检讨会上，他惯例地跷着二郎腿，用不断摇动的脚尖，来代替决不动摇的发言。刘镇湘的沉默，自然是一种宣战，可是对于战争的双方来说，却能避免另一种战机的出现。于是十天半月之后，只要刘镇湘愿意，他又可以在学习会上，端起先前的机关枪发言。

将军们赢了，可是他们没有像往日批评人那样，凭借语言的杀伤力。既然外界的充实已经填补了内心的空虚，语言也就不再被他们当作制胜的武器。当然，检讨会上的语言是少不了的。不过，谁说了谁的坏话，谁打了谁的小报告，乃至谁偷了谁的东西，诸如此类的斥责不再成为他们发言的题目，而谁帮谁完成了任务，谁比谁多出了力气，乃至谁帮谁补了袜子，凡此种种的褒奖已经变作他们发言的主题。至于刘镇湘的一两句话，只要他愿意奉献出来，他们非常愿意腾空地窖里的大白菜把它们封存起来，绝不让嘴里的热气使它腐坏。由于先进与落后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按照他们的意见，对于刘镇湘的语言，与其大批大评，造就一个竞赛的对手，倒不如无声无息，创造一个取胜的条件。

我们无法听到预料中的国民党将军们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正在为我们预料不到的行动所代替。这就是杜聿明将军称作的不曾有过的“意识革命”。

是的，革命改变着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切都是在无声的状态下进行的。来自国民党大陆战场八百万军队的指挥官们，天涯海角，跻身此列。不管是素昧平生，无一面之雅，还是沆瀣一气，有手足之情，国民党派系中明火执仗的矛盾，在他们彼此的关联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痕，国民党官场里钩心斗角的伎俩，在他们队列的间隙中，投下了宽宽的阴影。而自从进入新中国的大门，阳光与花草便不分春夏秋冬地陪伴着他们，他们饶有兴致地注意到，领导这个国家的，是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恩来，管理这个监狱的，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罗瑞卿。这就促成他们不仅在昨日的走廊里找到自己的座位，而且在今日的园林中找到通幽的曲径。当然，从先前的时代起，将军们就懂得“静生悟，和生趣”的道理，可是直到现在，他们才懂得应该用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立场以及共同的态度来奠定和统一他们人际关系中最容易通融的东西。当他们比功德林的围墙更高的矛盾的壁头，被他们比秦城农场的溪河更短的意识的流水冲垮之后，共产党监狱里的国民党将军们的生活，又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端绪。

“矛盾都是历史的，争取出去才是现实的！”邱行湘把他近日的心思，悄悄地转告或者通知了他在这里的陈诚集团的同僚，而他本人则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尝试。

生活检讨会又开始了。杜聿明迈着方步走进屋来，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一厘米，当年与右腿比左腿短一厘米的熊式辉并称“东北二瘸”。由于人们都坐得端端正正，所以谁也没有发现他走得平平稳稳。然而，按照他的陕西话的说法，“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杜聿明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双手脱去左脚那只棉鞋，伸手摸摸里面究竟有个啥东西。他先摸到一根类似绳子的物体，然后捏住“绳子”往外一拉，竟从棉鞋里拉出一只死老鼠！全场捧腹之中，邱行湘并没有笑。既然何应钦与陈诚结下不解之仇，而且何应钦的大将杜聿明对陈诚一直怀着难忘之恨，那么作为陈诚的老部属，邱行湘决不肯在杜聿明面前俯仰依人。这样的情绪维持到现在——人们的笑声消失之后，邱行湘方才想到了什么，终于携带着九分的诚意，保留着一丝戒心，笑眯眯地扭过头去：“你也是呵，官做大了，踩死老鼠都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现在连踩死蚂蚁都心痛……”

杜聿明扭过头来，望着邱行湘笑了。私人之间的情感，也许就这样开始交融，而他们新型关系的真正建立，仍然在严峻的集体性的劳动之中。倘若这里的国民党将军能够意识到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正来自于与被剥削者之间，那么他们每跨出一步，都将缩短他们与人民之间的距离。

这里有一步是带有冲刺色彩的。一个晚霞璀璨的时日，荷锄而归的十几位将军，沿着秦城农场独一无二的公路，来到属于必由之路的石桥桥头。横跨两头的一块大石板，现在斜躺在他们的脚底下。情况是明显的：有一个桥墩发生了倒塌。抢修是艰难的，至少需要两支人马：一支扛起石板，一支扶正桥墩。将军们跳到石桥下面，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分进合击。战场指挥官是邱行湘，他鼓着眼睛，喝令同僚抬起千斤巨石，他咬着牙齿，只身钻到千斤巨石之下。由于力气的缘故，邱行湘未能很快扶正他的桥墩，出于相同的原因，人们的石板慢慢向他落下——这是小说中常见的惊险场面，而且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人物——适逢管理处姚处长前往秦城农场视察，吉普车正停在断桥桥头。姚处长见状大惊，等不及跳下车来，侧着身子一声大吼：“危险！”

危险出现在将军们的眼前，他们的双腿在不停地颤抖，而姚处长此时此地的吼声，意如同催征的战鼓、冲锋的军号，危险被将军们置之脑后。每个人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蹬直腿，昂起头，震天动地，齐声吆吼。

桥墩直了，汗水顺着溪水流。

石板平了，小路化作大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