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历代帝王近畿卫戍的重镇，坐落在燕山东西横断山脉南麓的五云山下，东临怀柔，西连明陵（十三陵），北对万里长城，南近汤山温泉，属昌平县治，距北京城四十公里。建造在这座古刹遗址邻近荒坡上的秦城农场，本是国务院机关绿化队所在地。现在，一山两堡，隔溪而断，来自功德林的一百多名国民党将军就驻扎在溪流以东的营房里。

率领这支将军队伍的统帅，是木匠出身的北京战犯管理处李科长。他在功德林宣布“到秦城去”之前，尽管反复强调“本着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为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话语，但是在宣布管理处的决定之后，他还是补了一句：“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曾经对此二字不解其意。还是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时候，有一次在解放军押送一批国民党将军到团部报到之后，政委集合讲话，当面交代说：“诸位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务请安心学习，有何困难，尽可吩咐，一定要放下包袱。”话音刚落，队伍中一位将军举手“报告”，哭丧着脸说：“请贵军体察：我是战场火线上被俘的，除了一件大衣，别无行李，实在没有包袱可放啊！”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至今对此二字不解其意。功德林的胡同虽说全部都是放射形的，但眼光射不出高墙；目下秦城农场的一半，已是广袤无垠的天地。当然，既然作为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规定活动范围是必须的。管理员在荒坡周围每隔三十米插一面小红旗，宣布了“不要走出警戒线”的新的狱规。不过，小红旗迎风招展不到一周，便被插旗者连杆拔去，连站在山顶上的警戒人员，亦最终消失在犯人的视野之中。不苟言笑的迂夫子曾扩情手舞足蹈地对人说：“共产党对我们连画地为牢、桐叶为牢也不用了，我们改造得与人民之间只隔着一张纸了。”——一张纸是不能称作包袱的。

国民党将军们分乘三辆大卡车，由功德林来到秦城农场。他们带来了成吨行李，却没有带来一两包袱。长期的理论学习不仅使他们对共产党的任何措施都很容易作出最能适应心理的合理解释，而且为了表示理解，他们正在等待一个具有考验意义的时机。至于他们对于劳动本身的理解，恐怕目前还停留在狭隘的心理状态之中。不错，他们已经懂得了稼穑之艰，可是这种情感并没有和生存（生命）发生过直接联系而有别于劳动人民。实际上，功德林的劳动基本上是在以下意义之中得到国民党将军们的承认的：劳动是一种权利的享受，一种信任的表达。譬如说挑水送饭，食堂离高墙仅有几米的距离，而且那里从来不设警戒；反之，不劳动是一种惩罚的手段，一种危险的信号。譬如说关在单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仅与高墙外的生活水火不容，亦与高墙内的生活格格不入。然而，生活在召唤，时代在召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此项对他们依然适用，因为在服从的后面，已经加上了真理的前提。

这是一支经过整编的军队。国民党将军们在登上大卡车之前，接受了一次体格检查。按照身体健康状况，管理处将他们分别组成四个生产小队。以下是分队名单：

第一队：

队长：邱行湘

队员：杨伯涛、刘镇湘、黄淑、徐远举……

第二队：

队长：陈金城

队员：罗历戎、沈醉、周振强、庞镜塘……

第三队：队长：韩濬

队员：宋希濂、陈长捷、陈林达、杨文瑔……

第四队：

队长：李益智

队员：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文强……

国民党军队讲究扩编。四支部队方才整编就绪，却由于几个老将军不甘解甲而在五云山下的阵地上最终出现五支人马

第五队：

队长：李仙洲

队员：范汉杰、曾扩情、王陵基、孙楚……

秦城农场以外数十公里的功德林，现在被国民党将军们称作“大本营”。留守在这里的是黄维、康泽、杨光钰、汤尧、孔庆桂等诸位将军。他们并非不愿驰骋疆场，只因身体的缘故，他们需要养精蓄锐。

三辆战车于公元1958年10月抵达秦城。古刹废墟烈焰熊熊。高墙冰冷，高炉火热。国民党将军们置身于大跃进年代的炽烈的包围之中。他们的脸膛被映红了，他们的胸膛被映红了。更见那满山红叶，朝云暮霭，各路兵马麇集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