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关外参观的时候，悄悄摘下一片枫叶，夹在他那本封面题有“得心应手”四字的学习笔记中间，带进功德林（十八年之后，文强获赦释放，他将这片枫叶带出功德林，至今保存完好，视若金银，深藏于寓）。毫无疑问，这片枫叶上面也是题有文字的。能题多少字呢？就算一人四字吧，十人四十，百人四百……区区一片树叶，岂能容下功德林二百多位国民党将军的隆情厚意！

学习委员会第二次发起致毛主席的感恩信，推宋希濂、曾扩情、梁培璜、文强为起草人。四稿择优录用，文强文之为强。缮写者未经荐举，邱行湘当仁不让。

毛主席：

我们蒙受党和政府的教养，深深地体会到，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两大革命的基本上完成，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国家建设日益繁荣，国内民族大家庭的空前团结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从艰苦奋斗中的伟大成就。我们虽仍处加速改造中，无时无刻不以重做新人、在毛主席教导下而感到自豪。

然而，发生在大参观前的匈牙利右派暴乱和中国大陆上的反右斗争，毕竟冲淡了此刻功德林的气氛。八角楼上空升起的红霞，转眼化作降落在人们头上的黑云。柏树兀立霜晨，桐叶飘落黄昏，冬天提前叩响了胡同的门窗。

国民党将军们在讨论通过感恩信的前几天，确也坐卧不安，心神不定。高墙内外的空气是相通的。军人的命运与文人的命运本应不同，但是他们担心共产党因为同一个“敌人”的概念而把反击的炸弹再一次投掷到他们的头顶。他们忧虑了几天，也思考了几天。可是情形完全不同于另一件事情的发生。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之日，国民党战犯们在这里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唯愿天下从此大乱。虽有冷静者三思而后行，更有冲动者屈指而先算：朝鲜三千里，南北各一半；中国一条江，南北重开战。这样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右派提出要轮流坐庄，共产党不得独占江山。国民党战犯虽有冲动者窃以为喜，更有冷静者拍案而起：国民党八百万正规军队且败在共产党之下，几个文人又如何坐在共产党之上？再说打仗也要讲究师出有名，“秀才造反”岂能如此出言不逊！于是，这封感恩信继续写道：

我们最能明辨和愤慨的，是右派分子对肃反成绩的诬蔑中伤，由于我们都是反动派中的罪大恶极者，早已死有余辜，而竟蒙受改造，在教养中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不但个人身受其惠，连同家属亦无不在党和政府的照顾之下，从无歧视地随着整个社会的改造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因而我们不但是身受其惠的人，也是驳斥右派分子有意诬蔑中伤的见证人。

国民党将军们被动地退出了军事战场，却主动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并不存在通过踩在右派分子头上而去翻越没有电网的高墙的恶劣心计，他们怀揣的只是站稳脚跟才能走路的谨慎心理。多年来为真理所感召的东西，不仅不容易产生动摇而招致毁灭，反而出于改造生活的职业习惯，他们善于将自己日积月累起来的精神资本，最大限度地投入到意识再生产当中去。也许新的产品未必符合整个社会的要求，但是至少满足了他们新的希望的需要。譬如说，既然生活已经展示了化友为敌与化敌为友的辩证逻辑，那么在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刻，正是他们跳出“敌人”的范畴的时机。鉴此，这封感恩信最后写道：

我们敢以热烈的心情，坚定的意志，向党和政府及你提出三项保证：第一，我们要和一切右派分子划清敌我界限，严格地检查和批判我们在整风运动中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来自觉自动地争取改造好，成为新人；第二，在反右派斗争的行动中，我们抱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来写述右派分子的材料，提供作参考；第三，我们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它的复辟思想就是拥美拥蒋、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根源，因而我们早具决心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尽一份力量。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7.8.7于北京功德林一号

国民党将军们从讨论通过感恩信的当天起，终究恢复了心理的平静。柏树本有霜色，梧桐正该落叶，功德林依旧是功德林。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外，取型于日本改良监狱的功德林，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国民党将军们饱蘸心血写下的全部文字。他们在这里完成了人生的战略突破，他们从这里开始了生活的战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