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被卷进一个偶然的漩涡之中。

1957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未久，蒋石在台北召见曹秀清。几乎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北京派人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台湾和大陆同时等待着杨振宁博士的归来。这个以1971年一架漆着五星红旗标记的波音747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为结尾的故事，便是这样开始的。

1956年，战犯管理处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明首先想到他的妻子曹秀清。这位虽然比他大两岁但是来自貂蝉的故乡的女士，不仅替他生了三个女儿三个儿子，而且以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法政讲习所毕业生的资历在杜聿明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期间，分别担任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校长和军人眷属工厂厂长。杜聿明爱她，与其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倒不如说她是曾经与他同舟共济的忠实伙伴。为了她，杜聿明从来没有娶妾的念头；为了她，杜聿明一直保存着“破镜重圆”的夙愿。自从曹秀清在大陆解放前夕携儿带女飞往台湾之后，杜聿明七浴中秋月色，每每遥望南天，轻声呼唤“月富”（曹秀清的奶名）。

然而，杜聿明只能给大女儿杜致礼写信。这位将门闺秀，无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944年，她在西南联大附中念书，1946年，转入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1947年、受宋美龄保荐，到美国深造。杜聿明只要想起这位只身漂洋过海的女儿，总免不了一阵捶胸顿足。他后悔为什么已经与女儿同行到了上海，偏偏为了替蒋介石卖命而退掉了自己去美国治病的那张飞机票。他诅咒为什么对蒋介石尽到了责任而却对女儿失去了义务。他不太担心她的前途，唯独担心她的婚姻。他甚至梦见他的大女婿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国土上作恶多端的美国水兵。当然，杜聿明多虑了。虽然杜致礼早在1949年就结了婚，但是她的丈夫是她在西南联大附中时的老师——杨振宁。

杜聿明的信是带着他的千叮万嘱离开中国的，他的信又是带着中国政府的千叮万嘱到达美国的。由于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杜聿明的信由功德林转到外交部、由外交部转到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由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转到英国伦敦，由伦敦的一位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由普林斯顿研究院的一位数学家转到与他同一个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手里。

对于杜致礼来说，她关心的是她的父亲尸骨安在的问题。所以她接过信，并不觉得这封信与每日收到的众多的信札有何不同，她甚至没有看一眼信封从而发现这封信是给她的。她左手拿着信，右手与她的儿子下棋。一会儿，杨振宁回家了。她把信递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却把信递给她。杜致礼看见满纸虽然不够标准却是笔迹异常熟悉的中文草书，当着丈夫和儿女的面，情不自禁一场大哭。她当晚含着眼泪，给她在台湾孤岛上的母亲写信。起句是：“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尽管对“老朋友”三字心领神会，但她毕竟是肩负着台湾政府的重托，于1958年春天前往美国普林斯顿的。

较曹秀清稍早启程的是周恩来派来的杨振宁当年的老师张文裕（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张文裕于1957年秋天走进功德林。在功德林的会客室单，张文裕告诉了杜聿明当时还未见报的关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直到此时，方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自从他戴着脚镣走进新中国的大门以来，在时代的严峻的冲击下，他的政治头脑里的枷锁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个中国人，究竟怎样才算无愧于炎黄子孙，早在康泽对他提示之前，他就有了最后的答案。所以，在任何偶然的旋涡之中，他将迈出必然的脚步。迟疑么？此时他迟疑了一下——他在揣测陌生的杨振宁的容貌时，想起了他熟悉的杨振宁赖以生长的国土。

杜聿明用毛笔对准了他的鼻梁，不，对准了他的心窝，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杜聿明感到为难的是信封上的落款。按照战犯管理处的规定，他们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在多年的意识里，杜聿明自我地把“功德林”与“监狱”在文字表达上的含义等同起来，他不愿意让被灯火与镁光映照得浑身发亮的女婿在登上斯德哥尔摩高台上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岳父此刻却生活在印象中的黑洞洞的监狱里，从而避免在杨振宁的心头对他的祖国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他决定启用过去在北京的住家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也许正是对方体察出了此中的衷情，杜聿明很快收到了杨振宁的复信。末句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未久，杨振宁到日内瓦讲学，他的父亲杨武之（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奉命前往日内瓦与儿子会晤。启程之前，杨武之同样来到功德林，向他的亲家索取给自己儿子的信札。杜聿明的文笔是简练的，可是这一次他重复了“民族”二字。

在炎黄交给每一个子孙的考题中，杜聿明此时虽然圆满地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但是他没有因此退出考场。像发现同学在考试中舞弊似的，为了证实自己成绩的可靠性，他把康泽对他的暗示向战犯管理处做了汇报。不过，他没有披露康泽的名字，因为他以为那样的做法是卑鄙的。他的检举揭发实际上是通过一项建议达到目的的：“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这关系到我们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下。”

杜聿明的建议最终从姚处长的口里说了出来。这就是被国民党战犯们称为“第二次大辩论”的命题。在第三者看来，在新的浪头的冲击下，八角楼无疑成为新的旋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