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楼下的八条胡同里，回响着国民党将军们挺进的脚步声。康泽虽然依旧如老僧人入定默默无语，但是他以手代足，凭借笔尖在稿纸上的沙沙作响，参加了人们追逐时代的合唱。

在历史的舞台上，康泽堪称一位拉幕人。

我们的后代想知道“复兴社”的缘起吗？康泽会告诉他：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震撼了国民党统治政权。坐在“国民党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惶惶不安，苦心焦思。他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去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康泽、贺衷寒等十余人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就好了。”会后，中国的所谓“格柏乌”便组织起来。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关于组织的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结果，蒋介石选用了“复兴社”，并写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作为“复兴社”之政治纲领。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为“复兴社”拟定的宣传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因此，在如何认识“复兴社”这个组织方面，康泽这样提示人们：它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

我们的后代想知道“蓝衣社”的由来吗？康泽会告诉他：那是1932年，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他的秘书刘健群在南京颇受蒋介石的赏识，随即被任命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筹办“军委会政训班”。刘健群由康泽等人介绍参加“复兴社”以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主要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限制党员的财产等等。对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置可否，但是刘健群擅自印发给学生。同年10月，这个政训班训练期满，蒋介石宣布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配合各军师，宣传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刘健群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的那本小册子。以前华北方面已经风闻南京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而且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刘本人则乐得以此赫赫有名。于是，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待“复兴社”南京总社得知情形，命刘收回小册子，已为时晚矣。

……

历史是不能虚构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康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功德林的案头上撰写的材料，一般都具有交罪的性质。用今天的观点去记录昨天的史实，或者说用认罪的语言去叙述犯罪的行动，不免因为文字上的刻意褒贬而容易导致史料失真的危险。然而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康泽正是为了挽救这种危险，而开始了他勤奋的工作的。

在这一点上，康泽有钢铁般的原则。当年在井陉河畔一个村后的窑洞里的时候，共产党干部把载有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在被俘第三天头上写的广播稿的《解放日报》递给他，提出了希望他能写一篇类似的文章的要求，康泽回答说：“要我无缘无故地骂蒋介石，做不到！”

在这一点上，康泽有橡皮的战术。当年在功德林甲字胡同的时候，有人故意在他面前讨论蒋介石究竟是不是“拖油瓶”出来的“郑三发子”，并且说：“北伐时期，听说康泽随蒋介石曾经在郑州南面的驻马店下车，走到一个村头，蒋介石向人打听郑氏人家还有何人。蒋介石叫康泽和邵力子以及两个卫士就地等候，他一个人进了村庄。”康泽淡然一笑，发言说：“虚构加工是小说家的权力，传闻倘若成了真的，岂不是反而表明蒋介石饱经沧桑却未数典忘宗吗？”

原则的坚持与战术的使用毕竟是一种机缘，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康泽的职业是撰稿。他埋头伏案，默默无语，他狂草疾书，沙沙有声。是的，唯有甘于眼前的寂寞，才能有将来的事业，也才能维持住一种性格，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康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他以三千多件史料赢得了功德林“材料库”的美称，他以五尺多高的稿纸显露了人生的崛起。与过去的篇篇皮毛相反，康泽现在的文章内容翔实，有血有肉，一件件材料如同一块块砖石，可以从胡同顶端摆到监狱门口，从而铺平或展现了他的前程的道路。

然而，康泽却生活在矛盾的旋涡之中。半辈子不可告人的生涯，给他的秉性蒙上了一层不可捉摸的色彩。他忘掉了在“复兴社”一间小屋里的“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的誓词，却想起了在“励志社”一个大厅中蒋介石的“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的骂语。他试图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名义，为自己这个“无兵司令”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建立起一支队伍——他不能把钢笔当作长矛、稿纸当作盾牌发放给他的士兵，他要求每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把自己的胸膛当作抵抗共产党进攻的武器，如果这里也需要身先士卒的话。

康泽离开案头，坐到杜聿明的身边。康泽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因为没有他人的缘故，他这次说得很响亮：“我们都是黄埔学生，我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能做软骨头！”

杜聿明没有出声，尽管他也生活在矛盾的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