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里，没有甘于寂寞的人。

刘镇湘在三角形地坝的荒土角落，静悄悄地晒了半天太阳，终于伸了伸懒腰，走进戊字胡同。他站在《新生园地》下面，用手托住腮，偏着脑袋，把刊头好一番端详，然后当着他人的面，勇敢地踮起双脚，伸出右手，拍了拍壁头上那匹枣红马的屁股。手碰着纸，纸碰着布，布碰着墙，发出几种声音。

当几种声音传进几个人的耳朵的时候，功德林里发生了比爆竹还响的争吵。宋希濂、郭一予、庞镜塘、曹天戈、邱行湘、文强等人，直端端地开进丙字胡同，质问刘镇湘：“你刚才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刘镇湘则毫不示弱，大喊大叫：“把你们搞墙报的都叫来，我也不怕！”

搞墙报的只差杜聿明一人了，刘镇湘的话刚说完，他便走了进来。杜聿明平日说话语调不高，此时更显得低沉，他接过刘镇湘的话说：“怕不怕是小事，对不对是大事。你今天就不对嘛！大家搞《新生园地》，都是好意，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拍马屁？”

刘镇湘低头不语，众人四下离去。

社聿明能征服刘镇湘，这中间自有道理。作为辽沈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这里的范汉杰、廖耀湘、郑庭笈等人都是他的部属；作为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这里的黄维、刘镇湘、杨伯涛等人也都是他的部属。杜聿明现在虽然失去了调兵遣将的权势，但是他的部属的绝大多数依旧保持着过去的至少是感情方面的服从。战犯大集中时，来自武汉的刘嘉树这样对杜聿明说：“我听我们那边的管理员说，杜聿明在北京表现很好，我想头等战犯早就枪毙了，有什么表现不表现可言。如今杜长官果然如是，吾人还有什么可说！”然而，与其说由于历史的因素促使杜聿明成为功德林的精神领袖，倒不如说由于现实的因素促使他成为战犯中的风云人物。

此时功德林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缝纫室设在己字胡同顶端的两间房子里。五部缝纫机成图案地摆在第一间房屋内。第一部摆在房屋当中，旁边坐着杜聿明；其他四部摆在房屋四周，旁边分别坐着王泽濬、梁培璜、沈醉和董益三。站在屋梁上朝下望去，五部缝纫机恰像一朵一蕊四瓣的海棠花，而那“嗡嗡”不绝的机器声，使人想到蜜蜂的劳动。功德林数百名战犯春夏秋冬、里里外外的衣物便是这里生产的。

杜聿明在功德林的最高职务是缝纫小组组长。他在缝纫室的核心地位，与他在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的核心地位一样，是由他的才能决定的。在缝纫小组近十名成员中，他是唯一会剪会裁会打会绗会修理机器的人。虽然没有参加过有关技术考核，但他敢于自信，他绝不会在裁缝五级师傅水平之下。这是真的。几年前他在上海的堂弟杜子丰（当年他在上海的办事处长）给他寄了一件长皮袍来，他嫌太长，也嫌太旧，决定翻新成一件短皮袄。于是，杜聿明在出任缝纫小组长之前夕，把他当年在他创办的国民党第五军军人眷属工厂缝纫车间学来的全部技术做了一次公开的展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身上脱下长皮袍，然后七手八脚地拆开，“刷刷”几大剪便上了机器，最后略加手工点缀，在半小时之内便将短皮袄穿在身上，大小合度，长短相宜，众人无不为之喝彩。

其实，杜聿明真正的特长还在于，他在他的职务上永远是最忠实、最勤恳的工作者。这可以追溯到他的过去。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队中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已经升到了团长的地位，仍然身体力行，事无巨细，常常钻到坦克车装甲车之下，一干就是半天。当时的国民党随军记者评价他说：“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研讨机械科学，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者矣。”（见《记杜聿明将军》）杜聿明现在果然获得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这是他在功德林的事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去缝纫室抱出一大堆平日裁剪衣物剩余的边角材料，又去保管室里找出一大捆用做菜架的木条，然后一屁股坐在胡同角落，弯腰屈腿，手足并用，扎了十多把拖把，整整齐齐地靠在壁头上；一个阴暗的黄昏，他听说邱行湘在菜园里用坏了唯一的那把喷雾器，于是拿了一把榔头前去修理。在几乎看不清路的情况下，他一阵东敲西打，便修好了要修的东西……

菜园的声音传进刘镇湘的耳朵，从此他就少了一些声音。他很少进戊字胡同，更不愿意在他的丙字胡同里，出现一支攻击的队伍。饭后百步之余，刘镇湘又蹲在他的荒土角落。蹲累了，就在地上坐一坐，坐够了，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屁股。他不敢拍响，因为缝纫室就在不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