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战犯管理处在战犯内部成成立了管理机构——学习委员会。当选的学委会成员是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任学习委员，宋希濂任文娱委员，曾扩情任卫生委员。

全体国民党战犯分为十三个组。

第一组组长是邱行湘。组员有：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廖耀湘、杨伯涛、陈林达等人。

第二组组长是宋瑞珂。组员有：王耀武、黄维、覃道善、方靖、沈醉等人。

第三组组长是陈长捷。组员有：杨光钰、徐远举、文强、庞镜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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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同在戊字胡同内。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三组与第四组分别门当户对，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甬道；第一组与第三组、第二组与第四组又分别紧紧相连，中间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

战犯们集体生活在一个天地里。这个地上，开着红梅；这个天上，飘着白云。红梅白云之间，时时刻刻回**着轻松愉快的类似哼唱的旋律。

第八组组长郑庭笈兼管澡堂。战犯们每个星期洗一次澡，每次都由郑庭笈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是广东文昌人，“洗”字说成“死”字，所以他在庄重地发布完命令之后，常常引起人们的笑骂，因为他分明说的是：“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人们回敬道：“你要死就死去吧，我们不想死。”受人们欢迎的是王耀武。王耀武是总值日，每天早晨由他通知起床。他是山东泰安人，“起床”说成“吃糖”，人们自然美得咂嘴了。大家略感敬畏的是沈醉。早操由沈醉喊口令。他是湖南湘潭人，平日口语略带乡音，一旦走上操场，便是纯正的国语，而且节拍准确，声音洪亮，令人马虎不得。

周振强长得较黑，加上他在功德林负责管理几十个火炉的烧煤，每个火炉应该供给多少煤球，他总是事前用秤分好，常常弄成大花脸，所以人们称他为周老黑。周振强曾经当过孙中山的卫士，以后孙中山保送他进黄埔一期。毕业以后，又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一次因为忘了替蒋介石提皮包，被蒋介石重重抽了两耳光。人们一见到他，总喜欢故意问一句：“蒋介石是不是打过你？”周振强则瓮声瓮气地咕哝道：“打过就打过。现在还提这些事情干什么！”周振强几乎是功德林国民党战犯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所以又常常被人们推荐出来读报纸。每当读到“贪官污史”（贪官污吏）、“云花一现”（昙花一现）、“以化传化”（以讹传讹）时，人们又建议把他推荐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去。

邱行湘负责送饭。饭、菜、汤、水四大铁桶，每桶有三十公斤。邱行湘长期挑两大桶，杨伯涛、郑庭笈、沈醉、王凌云等人先后挑过另外两大桶。开饭的时候，胡同里的一张长木桌上，摆着十三个组的分别用来盛饭盛菜的碧绿的二十六个大瓦盆。由邱行湘和另一位挑饭者，把饭菜按十三等份分好，然后各组领回去再分到每个饭碗菜碟。趁饭热汤鲜，应该吃饭了，却偏偏有个不同凡响的王陵基。王陵基与蒋介石同年岁，清朝末年学过法律，以后又进过日本陆军学校，结果学来学去，最终成为四川刘神仙的大徒弟。他吃饭之前、先把饭菜放在桌前，然后在一尺高的大通铺上“坐禅”——双手合掌，二目紧闭（其实他二目睁开也看不见多少东西，他是高度近视，平日戴着眼镜），口中念念有词——直到念累了，他才抢过碗，大口大口地吃。

范汉杰比王陵基小不了几岁。这是一位桥牌迷。他与杜聿明、宋希濂刘嘉树、刘镇湘是老牌友。只不过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把军队输给了共产党并不生气，而把牌输给了国民党同僚却经常发火，甚至出口伤人，迫使范汉杰不时退席。若是刘镇湘未输一局，范汉杰便会奉陪到底。人们是希望他最后离去的，因为每次散场走到门口，他都会给大家留下一两句被人们称为“凑趣”的语言。现在他又走到门口了。胖胖的刘嘉树把身体一侧，对高高的范汉杰鞠了一躬，然后说：“请你走前头。你比我岁数大，你是我们的头。”范汉杰把颈子一偏、大声说：“头！——哪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头，没有一个头还行吗？现在的头，是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今时代的头！”众人连连喝彩：“说得好，说得好！”范汉杰把颈子朝另一边一偏，更大声说：“说得好没有用呀，我们要跟着走呀！”

李仙洲是国民党将领中鼎鼎有名的“山东三李”（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之一，也是功德林国民党战犯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进黄埔一期时，便是当了父亲的人。此时他告诉大家，他在功德林已经具备了“三德（得）”，那就是：吃得、拉得、睡得。

功德林的夜晚，保持着白日的温度。就在全体国民党战犯进入梦乡的时候，管理员们轻轻推开了房门。他们用温度计来测量空气的温度，数据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恰到好处。因为他们——共产党人——的体温分分秒秒地调节着从夜晚到白天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