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军之将话战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启口。如果说梁培璜、林伟俦对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同邱行湘一样不感兴趣，那么他们三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津津乐道。

梁培璜作为国民党临汾防守司令，谈到了临汾战役的情景。他说，他凭借临汾高十四米、顶宽十余米、底宽三十米的城墙，构成三道防线，配备各种火炮五百多门，自以为“固若金汤”，却不料解放军重兵压境，以十万之众对付他的两万人马，尽管他奋力死战，到底是寡不敌众。他惊叹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如此规模的攻坚战。

梁培璜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优秀的将领。他是河南人，没有山西将领的习气，比起功德林一位未来的客人、另一个阎锡山的老将、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孙楚，更显得锐气逼人。所以邱行湘安慰他道，临汾失守，不能怪梁培璜才力不济，正像他邱行湘失守洛阳，不能怪他没有经验一样。

林伟俦作为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谈到天津战役的种种。他说，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成立指挥所后，催促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筹备构筑天津城防碉堡工事。上官云相说：“美军走了，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没有坚固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当年夏间，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他（时任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为迅速完成工事，由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主持，按照各碉堡大小图形和护城河的宽深土方多少，进行投标雇工承包建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八十四华里，挖了一道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墙内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一千多个。陈长捷从西北调来天津任警备司令后，又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林伟俦又说，他没有想到解放军发展如此迅速，从少到多，从无到有，装备成了优势，炮火力量强大；更没有想到天津会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总以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一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认为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所以在1947年开始建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就是以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的。所以解放军开始总攻天津时，一举就突破了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线。

邱行湘听得很仔细。1945年9月美军在天津登陆后，接着空运他所在的国民党九十四军接收天津。一到天津，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就召集了第五师、第一二一师两个师长研究修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的计划。作为第五师师长，邱行湘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也有与林伟俦、杜建时以后规划相同的部分，当时因美军驻天津，方案尚未实施。邱行湘认为，他在天津的方案可以不比林伟俦高明，但是应该比他在洛阳的方案低劣。

邱行湘即使在战败之后也十分欣赏他在洛阳战役中的布置。此时他说，青年军士兵既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又不足，他不得不特别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强。他刚到洛阳时，对洛阳的守备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两三公里），还是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门、邙山，则决心不守（而蒋介石的意见，是要他必须守龙门、邙山的），以免分散兵力。起初，他认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没有宽广的射界，难以发挥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撑点，一门突破，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场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宽广的操场作为依托，又能独立支撑。但因为西工没有既设工事，又为时间所限，他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较有作战经验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采取“小而坚”的办法，在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为解放军隔断之后，保证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撑的条件……

说来说去，三人的脑袋最后挤在一起，在林伟俦手中的画了红线的文字面前默默无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三人的脑袋分散开来的时候，邱行湘告诉梁培璜、林伟俦一个小笑话：1931年陈诚率十一、十四两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入赣“围剿”苏区，结果究了三个月，一仗未打。而部队疟疾流行，损失过半。十一师副师长周至柔对邱行湘说：“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吸。我掉队是为了吸烟；觉可以不睡，屎不可不拉。总指挥（陈诚）掉队是为了拉痢。”

邱行湘现在认为，国民党军队不是没有人才的。陈诚要算一个人才，蒋介石要算一个人才。之所以蒋介石永远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之所以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有洛阳战役就有“洛阳营”，有临汾战役就有“临汾旅”。有四平街战役就有“四平街连”，有襄阳战役就有“襄阳特功团”……那是因为在这些骁勇将士的后面，屹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由思想和意志建造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