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丁字胡同的单间里，还有一位没有露面的战犯。这就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先后统率过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他是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一期生，中等偏高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型，尤其是精干迥异寻常的神情，大有古儒将风度。直到被俘的前一天，他才在换上了士兵服装之后，刮去了嘴唇上的心爱的小胡子。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从陈官庄移到陈庄，随后在陈庄立不稳脚，慌慌忙忙带了十三个随从后退到张老庄村口时被俘的。他开头自报职务为“一个军需”，自报姓名是“高文明”，尔后又拾起砖头，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最终在他的副官的证实下，他承认了自己。

他只承认了自己的名字，他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早在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的时候，解放军攻克沈阳之后，杜聿明开始撤离葫芦岛之前，他就交代工兵参谋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指令葫芦岛的自来水水塔及码头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掉。

尽管这样，共产党仍对杜聿明保留了余地。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在接到这份文告时，还多少有些犹豫。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却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仍拒不服罪，动辄拍桌子打板凳，以至于1950年11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非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不可。

杜聿明是带着满身罪恶连同满身病患踏进新中国的大门的。

他患有四种病。不过他自己知道的只有三种：胃溃疡、肺病、肾结核。第四种病是他进功德林后被管理处的李科长发现的。那是一天杜聿明正在洗澡时，李科长发现他双腿打战，忙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其实他感到腰胀腿痛已经多时了，他不愿意知道是什么病，更不愿意治疗，他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令杜聿明站起来，双脚靠拢，终于发现杜聿明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第二天，不管杜聿明愿意不愿意，管理处用小车送他去复兴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脊椎结核。管理处没有告诉杜聿明关于他的第四种病——从当下来说，不让他获得慢性自杀的更多的条件：从往后来说，不让他获得漫长生活的更多的苦恼——反正在他的**安放了一个石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杜聿明横着眉毛躺下了，由于舒服——生理舒服减去心里不舒服的剩余部分——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杜聿明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又熟读《孙子兵法》，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战略眼光。1948年10月，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几成把握，蒋说有六成，杜聿明引《孙子兵法》对蒋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说少于共军，杜聿明又引《孙子兵法》对蒋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结果，以营口为后方全力攻锦州的廖耀湘兵团终遭全军覆没。

杜聿明1948年底离开葫芦岛，由锦西机场逃回北平后，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曾有过一次私下交谈。傅问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情况，杜作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人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正因如此，杜聿明在此次回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见空中飘雪，他认为天都哭了，国民党王朝即将完蛋。他为他心爱的王朝的灭亡感到深切的悲伤，于是立刻驱车由住地东城弓弦胡同二号直抵北海公园游览凭吊。他一直跑到白塔上俯览全城名胜中南海、景山、故宫，照相留念，感叹嘘唏，黯然神伤。

军人是闻不得火药味的。朝鲜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到功德林里的时候，杜聿明居然从病榻上走下来，破天荒地主动找共产党人说话了。他告诉李科长说，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云云。杜聿明又下断语说：“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

杜聿明的这个断语虽然下得留有余地，但是较之功德林里多数战犯的估测，毕竟要正确得多。如果说杜聿明的军事眼光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话，那么他的政治头脑是否也能够经得起时代的严峻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