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 记者 杨桂青

2008年9月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邀请8位来自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参观中南海，并进行座谈。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中提到，长期以来，我国广大教师特别是广大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师为祖国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充分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当年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我们也不会忘记，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先后提出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提倡教育家办学”。有一流的教育，才能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教师节的到来，使我们对教育家办学的思考具有了新的含义。何为教育家，何为一流教育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行知对一流教育家的阐释及其教育实践，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下面有请主持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与座谈嘉宾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副教授但昭彬，长江大学副教授陈竞蓉和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专业博士生李高峰。

主持人周洪宇开场：9月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邀请8位来自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参观中南海，并进行座谈。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中提到，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作为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学习。

陶行知是一流的教育家，8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他对这三种教育家都不满，认为他们都不是一流的教育家。真正的、一流的教育家应该是有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教育家。虽然过去了多年，陶行知的看法并未过时。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先后提出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和“提倡教育家办学”。呼唤教育家产生，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我认为，欲成为一流的教育家，必须立宏伟之志，建显赫之功，作传世之言，树崇高之德。

立宏伟之志

主持人周洪宇：要成为一流的教育家，首先要立志，立宏伟大志。古人说，有其志必成其事。这在陶行知的成长过程中有什么体现？

但昭彬：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家，首先就在于他少小立志，拯救中华，“为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陶行知的人生志向，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性的变化。首先是医药救国，与孙中山、鲁迅等人一样，少年陶行知开始确立的人生志向便是行医，救死扶伤。其次是文学救国，陶行知因在广济医学堂受到歧视而愤然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就读，兴趣开始朝文学转向，欲以文学刷新国民精神风貌。再其次是政治救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催生了陶行知政治救国的梦想。最后是教育救国，陶行知留学美国后，深感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富强，深受进步教育运动的熏陶和影响，深切认识到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及力量，便开始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在1915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毅然选择美国的教育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他获取“更高级学位（博士）”的理想之场。入读该校后，他曾明确地表露了这种教育救国的志向：“我的毕业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因此，“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主持人周洪宇：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陶行知经受了哪些考验，抵制了哪些名利**？

但昭彬：从陶行知的经历来看，为此他一生有四次极不容易的推却。

第一次是坚辞大学教授之职。这位留洋多年的大学教授，毅然决然放弃每月500大洋的优裕生活，脱下西装革履，穿上草鞋布衣，投身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把整个心献给“四万万四千万的农民”。

第二次是婉拒大学校长之职。1924年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聘请他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这一高职，他婉言谢辞。1928年他的母校金陵大学又有聘他为校长之美意，他又婉转推辞，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教育阵地。

第三次是推脱教育厅长之职。1927年，冯玉祥将军诚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他推却不就。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李宗仁邀请他做省教育厅长，被他推脱。

第四次是婉拒总干事之职。1938年10月间，他赴亚、非、欧、美宣传抗日归来，即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出席蒋夫人宋美龄为其主持的接风宴。宋美龄再三要求他留下担任三青团总干事，陶行知用极其真诚坦率而又巧妙的方式予以辞谢，依然以“回国三愿”作为最大志愿。

四次抉择与四次推却，表明陶行知“为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人生志向是何等高远。这也正是陶行知作为“人民教育家”的本色所在。

建显赫之功

主持人周洪宇：古人说，志不立则无以立功。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家，就在于他不仅有献身教育之志，而且有投身教育之行。他究竟建有怎样的显赫之功呢？

李高峰：陶行知一生“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寻觅曙光”“不做书生的教育家”。

陶行知一生开展了七大教育运动，一是发动平民教育运动，二是推行乡村教育运动，三是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四是发起国难教育运动，五是投身战时教育运动，六是从事全面教育运动，七是倡导民主教育运动。

作传世之言

主持人周洪宇：欲成为“一流的教育家”，仅建显赫之功还不够，还要作传世之言。陶行知会通古今，学贯中西，述而且作。他主要留下了哪些“传世之言”呢？

陈竞蓉：陶行知既反对“沿袭陈法”，又反对“移形他国”，在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思想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六大理论。

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其三大基本原理。陶行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构建新的教育体系，将学校教育的范畴横向延伸，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最外延，主张把整个社会作为学校，整个生活作为教育，强调学校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反对脱离生活实际。

二是民主教育理论。反对教育脱离大众，仅为少数统治者服务，坚持教育必须属于人民、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幸福。倡导教育为公、机会均等。

三是全民教育理论。针对国弱民贫的现实，陶行知提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治愚与治穷相结合的全民教育理论。他曾说“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四是全面教育理论。教育要培养的是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具有创造精神的人，要“心、手、脑”并用，真、善、美合一。全面教育是针对教育对象个体而言，属微观层面。

五是全程教育（终身教育）理论。陶行知认为，教育必须贯穿人生的始终，主张不同阶段的教育应从纵的方面相互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系列。

六是创造教育理论。在20世纪初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陶行知就提倡做“创造的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先后发表《创造的教育》《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宣言》和《创造年献诗》等，指出教育者“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树崇高之德

主持人周洪宇总结：大家刚才从立志、立功、立言这三个角度，对陶行知作为中国的一流教育家所做出的贡献作了客观中肯的评价。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这是他不断进取、开拓创造的内在动力。

陶行知身上具有优良的品质，一是诚实，他不仅待人真诚，而且做事笃实。二是无私，他信奉孙中山的“大公无私”，不计个人之得失，不营个人之私利。三是自信，没有自信，就会“怕难、怕苦、怕孤、怕死”，就会“埋没了一生”；有了自信，就会“放大胆量，单枪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四是刚毅，主要表现在他的“大丈夫精神”上，“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在陶行知身上，激**着五种伟大的精神。

一是博爱精神。首先体现在他的爱国精神上，他认为“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爱国必须爱民，由此他爱学生、爱平民、爱工人，“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从爱国爱民出发，他爱教育，决心一辈子献身教育，立志要用教育来救国救民。他更爱“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由此他成为一个“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二是奉献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陶行知献身精神的生动体现。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不顾劳累，奔波海外，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支援。回国后又不顾危险，抨击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呼吁和平，为中国的民族命运、民主进步和教育改革付出了毕生精力。

三是求真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为人与教人的终极旨趣。他一生，求真、善、美，反假、恶、丑，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重真才实能，不浪得虚名。在教育上，他通过调查、研究、实验等真功夫来验证教育理论和实践，从而提出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理论。

四是务实精神。他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他根据中国教育的实际，适时地提出并实施的七大教育运动，即是体现。

五是创造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他从国情出发，从实践着手，创造了一整套以生活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理论。他开拓性地创办了一批内容与形式全新、多层次、多轨制、多形式的幼儿园、中小学、师范学校、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他从办学的指导思想、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材和教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为中国教育创造了一批新的典型；他不仅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探获了一条新路，而且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开拓和创造精神的人才。

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有既志存高远，又求真务实；既总揽全局，又细处入手；既德正学高，又自强弘毅；既富有创见，又勤于实践；既善于借鉴，又勇于创造；既立足本土，又放眼全球。简言之，既立志立德，又立功立言，方才可能成为一流的教育家。

[1] 本文系《中国教育报》记者杨桂青的约稿，刊发于2008年9月11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