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80年前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不仅对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应该珍惜这份宝贵的教育遗产，充分发掘其合理因素，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服务。

（一）生活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营养来源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是目前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要建立这样一个教育理论体系，除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教育事业的新鲜经验以外，还必须从中外古今教育家的思想中去吸取营养，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无疑地应作为重要营养来源。

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理论，生活教育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蕴涵着不少合理因素，它的现代大教育观、主体教育论、生活课程论、实践教学法和终身教育论等，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分。

1.“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现代大教育观

生活教育的基本主张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通过生活来进行，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而且，“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1]主张冲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的一切伸延到大社会乃至大自然中去，促进“封闭式”的教育逐步向“开放式”的教育转变，使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密切结合，培养真正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让教育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种把教育深深植根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教育观，无疑是对传统的把教育与学校完全等同的“小教育观”的彻底否定。它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新型的现代大教育观。这种教育观，从横向上看，打通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使社会成为一所新型的“大学校”；从纵向上看，将个体受教育的时限从短暂的学校教育阶段延展到个体的终生，主张个体的生活教育就是个体的终生教育，其核心是社会化的教育和终生化的教育，而这两点正是现代大教育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时，应该充分地吸取和发展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现代大教育观。

2.培养“真善美的活人”——主体教育论

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陶行知从反帝反封、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总任务出发，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受教育者的特点结合起来，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提出了培养“真善美的活人”这一主张。培养“真善美的活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和谐发展，用陶行知的话说，要做一个“真善美的活人”必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一是具有主体意识、独立个性、开拓精神和创造才能的“活人”。为了培养这种“真善美的活人”，他非常重视受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重视学生的个性全面发展，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主体性的提高，强调“心、脑、手并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2]由此可见，培养“真善美的活人”，既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教育目的论；又是一种具有现代理论特质的“主体教育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的、全面的教育。它符合弘扬人的主体性、提高人的素质的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思想营养。

3.“教育以生活为中心”——生活课程论

传统教育以文字和书本为中心内容，这些文字和书本主要记载寓剥削阶级统治术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知识、圣人之言和祖先遗教之类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文化知识，绝少有科学的内容和与生产有联系的内容，严重脱离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实际，旨在培养统治集团所需要的统治人才和驯服的民众。陶行知有鉴于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教育以生活为中心”的主张，认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应成为教育的内容。说得更明确一些，人民大众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一切方面都是教育的内容。“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3]。教育内容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来安排。他把社会生活划分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五方面，并相应提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五种教育内容。他并不一概否定文字和书本的作用。但他认为文字和书本只是工具，是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文字和书本也是给人用的。所以，他主张“用书”而不主张“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的这种独特的“生活课程论”，固然容易忽视知识的逻辑顺序，产生某些负面效应，但它对于纠正传统教育只重文字和书本不重社会生活实际的严理弊病，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使教育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目前，因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较深，我们现在的课程论还有浓厚的书本中心的倾向，忽视生活的教育作用，忽视在生活中进行教育，忽视教育与生活的内在联系，陶行知的“生活课程论”正可弥补其不足，使之逐步合理而科学。

4.“教学做合一”——实践教学法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教学论。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方法将教、学、做分作三项不同的事情是不对的，教学做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他以“做”为中心，把教与学统一起来，主张“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要做上学的是学生。”[4]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真学。教与学不能分离开来。他还指出，这种“做”不同于狭义的“做”，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5]，是人类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具体说来，“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还包括文艺等精神活动[6]。

这种“做”不是盲行盲动，而是在劳力上劳心。它具有行动、思想、新价值的产生三个特征。在他看来，这种“做”不排斥传统的讲授、谈话、练习、考试等方法，它只要求将这些具体方法统一在实践上，要求教与学都要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去追求真知识。

“教学做合一”的目的在于培养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双挥的人，它克服了传统教育重教而不重学、重知而不重行、重教师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主体作用的不足，有助于加强教与学的结合，学与用的结合，教育与产生劳动的结合，劳力与劳心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促进人的智力、体力和谐发展。可以断言，这种“实践教学法”将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现有的教学论思想，将教学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5.“教育与人生为始终”——终生教育论

传统教育将人生划分为彼此分离毫不相关的三个阶段，即学龄前、学龄中和学龄后，而且它在学龄中（即通常所谓的学校教育阶段），又有初、中、高阶段的划分，每一阶段皆有毕业的时期，逐级上升。

这实际上将人生抛开了一大半，严重忽略了入学前和离校后的学习和再学习的问题。换句话说，即重视学校教育，忽视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这种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严重的形式化和划一化，脱离人民大众的实际社会生活，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陶行知批评这种单一的教育制度是“短命的教育”。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算完事的。它应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包括贯穿于人的一生不同阶段的学前、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继续教育等，应是一种“整个寿命的教育”[7]。他从“生活教育”的观点出发，认为“生活即教育”，生活与教育是同一过程，人生有多久，教育也应有多久，教育“差不多从出世到老，与人生为始终”[8]。他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9]又说：“教育最重要的成就在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我们要对众人养成的态度是：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10]只有推行“终生教育。培养求知欲。学习为生活；生活为学习。只要活着就要学习”[11]“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12]。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教育与人生为始终”的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就提出来了，这比现在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早一位提出终身教育思想的人——法国教育理论家保尔·郎格朗（Paul lengrand）要早20年左右时间！我们完全可以说，陶行知是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伟大先驱。他的终生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对世界教育理论发展的划时代的贡献，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陶行知教育学说的一部分精华，还不能完全反映其全貌。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尚需要对陶行知教育学说进行更为深入地发掘和探讨。

（二）生活教育能为当前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陶行知教育学说不同于许多一般教育家的理论之处，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行动）教育学说，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它不仅在理论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它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营养来源，又能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笔者认为，为了搞好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同时，还应充分学习和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具体说来，陶行知教育学说的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和吸取：

1.借鉴陶行知“教育立国”的思想，充分认识到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陶行知一贯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早在金陵大学的时期，他就在其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系统阐明了教育与建设共和国家的关系：“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与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13]留学美国期间，他在1916年2月16日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的信中也表明：“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14]回国后不久，1918年10月，他就在南京高师教育研究会上指出：“夫国之盛衰，视乎教育。”[15]1921年10月，他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这一观点[16]，把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来认识。1925年8月，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讨论中国教育政策时指出：“国家运用教育以达立国之目的。”[1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26年11月演讲“我们的信条”时，公开宣布“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18]。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他对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视。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方面，陶行知不仅以他的远见卓识给我们以启迪，还以他的不懈努力给我们以表率。我们要学习和借鉴陶行知的“教育立国”的思想，牢牢树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观念，采取切实措施（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政治经济地位等），保障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2.借鉴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思想，使教育与社会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思想，强调生活与教育的一致性，认为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通过生活来进行，教育决定于生活又反过来促进生活的发展，主张教育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思想在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范畴。它的思想内核，已被党的教育理论所吸收，并融合和体现在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之中，成为党的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即教育”思想启示我们，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过进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因此，任何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脱离人民大众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教育，都在改革之列。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相适应。根据其需要，改革旧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中心是围绕着一个怎样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当前各种教育问题的存在和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过去对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认识不足，从而导致教育与生活、学与用脱节。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重新认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牢牢树立“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观念。

3.借鉴陶行知“社会即学校”思想，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开放的大教育体系

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思想，主张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教育的范围；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这种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始终从整个社会着眼来考虑教育问题，一切以社会实践为依归，强调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在积极改造现有学校教育的同时，努力把社会办成一所全民的大学校。

从“社会即学校”的观点出发，我们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大规模的教育活动，不仅要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而且要促进社会成员受教育。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到机关干部、待业青年等都要受教育，还要大办幼儿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使广大社会成员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用现代化科学知识武装头脑，做好本职工作。教育的形式不拘一格，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各行各业不仅可以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日制学校，也可办各种各样的半日制学校；可以办脱产学习的正规学校，也可以办不脱产的业余学校；可以办长期的培训学校，也可以办各种各样的短训班；还可以办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刊授大学、自修大学等等。通过这些教育活动和办学形式，形成一个既包括家庭教育、学前教育，也包括初、中、高等的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还包括电大、函授、刊授、自修等多种形式的职后成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现代大教育体系。

4.借鉴陶行知“全面教育”思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全面教育”是生活教育的重要观点。陶行知明确指出：“全面教育。心、脑、手并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19]他把德、智、体、美、劳视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主张培养德才兼备、“手脑双挥”，有生活力、创造力，“善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人。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可谓异曲同工。

陶行知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是有借鉴价值的。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着只重智育，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生产劳动的现象。培养出来的一些人，或是思想品德不合格，或是身体不好、毫无艺术情趣，这样的人难以胜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像陶行知那样，重视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强调情操与知识并重的教育。“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20]。通过这种整体教育与全面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独立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

5.借鉴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加强理论联系实际

陶行知把教学做视为一件事，以“做”（实践）为中心，把教与学统一起来，主张“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21]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的基本精神是强**与学、学与用、知与行的结合，这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可以说就是一回事。尽管陶行知当年提倡的教学做合一的内容和具体做法于今天不尽适用，但其原则精神仍可借鉴。为了纠正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各级各类学校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贯彻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在一般的干部或科技人员、教学人员，就应该干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学什么；边工作边学习，在工作学习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职业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特别要重视教学做合一。在初等教育和普通中学中，系统地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时也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否则不仅不能提高教学质量，也影响今后学习专业的成绩，因为他们学习普通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还是为了将来的‘做’。在各类专门的高等院校里，实行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做，有利于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独立工作的能力。在各种业余学校补习班或专门技术训练中，则按照不同情况有的侧重，有的侧重文化知识的学习或复习提高（这里当然有做，比如独立地完成作业提高解题能力等），有的即以做为中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学到科学技能，才能学到熟练的技术。”[22]总而言这，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地开展教学做，有助于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借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加快扫盲速度，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独创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式和形式。它是由小孩子教师，“负着普及教育之使命”。它不是“把一班小学生交给一个小先生去领导”，不是用小孩去代替传统班级的教师，也不是关在学校内由“大同学教小同学”，“他的职务是教人去教人。”一个小先生教会两个人识字，这两个人又去教其他不识字的人。这样，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教人去教人”，普及教育的力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23]。陶行知创立“小先生制”的目的，在于尽快普及教育，以实现其“教育为公”“文化为公”的伟大抱负。

笔者认为，陶行知的“小先生制”特别适用于目前我国的扫盲工作。由于我国人口太多，底子太薄，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大加发展普通教育事业，但现在仍有一定数量的文盲半文盲，对民族生存竞争构成严重威胁，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在扫盲工作中，如果仍走传统路线，靠少数人去进行，那是绝难奏效的。只有运用“小先生制”，才有可能比较迅速地完成扫盲任务。

从中国的国情和国力出发，大走群众路线，用穷办法来办教育，过去在老解放区运用“小先生制”来扫盲，曾经收到明显效果。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子是可行的。现在我们的条件比当年好得多了，可以而且应该取得更好的成绩。只要我们把现有的两亿多在校学生精心组织起来，利用假期或其他比较空闲的时间参加扫盲，肯定会取得比当年更好的效果。

7.借鉴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深化农村教育改革

陶行知非常重视农村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是著名的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5%。“中国的级村教育关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但是，中国现在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完全不能适应乡村生活的需要。为了“使乡村教育适应中国乡村生活的需要”，他建议让教育与农业、与科学、与银行、与卫生、与交通等“伟大势力”携手，共谋改造之策[24]。他还提出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以乡村教师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以乡村自治作为改造乡村的组织保证，不仅要“农业、教育、科学”等携手并进，而且要“把政治、经济、教育打成一片”，通过这些来造就中国乡村“新生命”，进而“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陶行知的上述乡村教育思想对于我们目前深化农村教育改革极有启示作用。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教育改革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把它放在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位置上来思考。同时，要努力解决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问题，使之与农村的生活、劳动相结合，这就是说，除了文化教育之外，还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而且，要把农村教育与农业、科学、卫生、交通、银行等部门紧密结合，进一步总结和推广近年来在教育改革中产生的各种新鲜经验（如安徽的“农科教多位一体”、山东平度县的“三教统筹”、四川合川县的“政富教合一”和广汉市的“创业教育”、山西柳林县前元庄的“村校一体”等），用科学技术等伟大力量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8.借鉴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大力发展教师教育

陶行知第一个把师范教育与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称“教育是立国的根本”，而师范教育乃“国家托命”之所在，“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25]。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师范教育的任务和作用，提出“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师范教育要为教育界培养教育行政人员、各种指导员、各种学校校长、职员和各种教员，并由此而提出学校“要什么教员就该培养什么教员”“教育界的人才要什么就该教他什么”“谁在那里教就教谁”三条原则，并且从师范教育自身特点出发，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都提出新的见解。他还主张以乡村师范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以乡村教师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以乡村自治作为改造乡村的组织保证，等等。

陶行知“师范教育”方面的理论，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参考。我们要把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振兴中华的高度来认识，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师范教育，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调整师范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更好地体现出师范学校的特点和优点，把师范教育的重点转向基层，面向广大农村，以培养更多适应农村教育需要的教师，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各级各类师范学校，都要特别注重培养师范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懂得教育规律、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此外，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

9.借鉴陶行知“政富教合一”思想，把教育与政治、经济打成一片，进行社会整体改造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既是一种现代教育理论，又是一种社会整体改造理论。1929年，他就明确提出了“教育就是社会改造”的观点，认为“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26]。次年，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既承认‘社会即学校’，那么，社会的中心问题便成了学校的中心问题。这中心问题就是政治经济问题。……晓庄所办之自卫团、妇女工学处。现在向省政府建议设置之试验乡以及十九年度计划中之生产事业，都是想把政治、经济、教育打成一片，做个政富教合一的小试验。”他还明确指出：“政富教合一的根本观念是要将政富教三件事合而为一。”如何使它们合起来呢？“要叫他们在‘遂民之欲达民之情’上合起来”“在教育的立场上说，我们所负的使命：（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27]。

从“政富教合一”的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把教育、政治、经济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不能孤立地进行某一方面的改革。在制订教育改革方案或推行教育改革过程中，都不能忽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应该把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章配套地进行，使三者相互推动、共同发展。一句话，要树立社会整体改革的观念，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改革得以稳步、协调、顺利地进行。

10.借鉴陶行知坚持从国情和国力出发，正确对待中外古今教育经验的基本改革原则，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我们开展教育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在这方面，陶行知以其亲身实践，给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

陶行知在其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国力出发，正确对待中外古今教育经验。他批判地继承了中外古今许多有益的教育经验，既反对“沿袭陈法”的不适应时代的封建传统教育，但又不是虚无主义地反对其固有的优点；既反对“仪型他国”的不切合国情的“拉洋车”洋化教育，但又不是笼而统之地排斥外来有用的东西。他主张对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28]一切以是否切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为依归。他还认为“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常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同时我们又认定这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随伴着竞进。”[29]这就是说，教育既要考虑本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国情”），又要顺应时代和世界的发展趋势（“世情”），坚持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国情”和“世情”的统一。陶行知本人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就是以海纳巨川、吞吐百家的博大胸襟和恢弘气度，博采古今中外诸家之长而熔铸成的。它既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又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我们今天从事教育改革，需要很好地学习和发扬这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精神，借鉴陶行知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对待中外古今教育经验的基本改革原则，反对传统陈腐的观念和全盘西化的主张，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借鉴生活教育学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教育事业的新鲜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任何一个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陶行知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们对待陶行知的教育学说，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而不能停留在简单模仿陶行知的想法和做法的水准上。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许多基本原理和方法，具有普遍借鉴的意义。但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其若干具体做法业已过时。我们今天应根据新的情况来加以取舍，并力求有所发展和创造。只有这样，才符合陶行知教育学说本身的精神，使生活教育适应时代，推动时代，更好地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服务。

[1] 陶行知：《生活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633～63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 陶行知：《全民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 陶行知：《生活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63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8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 陶行知：《教育生活漫忆》，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62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6]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9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7] 陶行知：《普及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76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8] 陶行知：《新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2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9] 陶行知：《生活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63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0] 陶行知：《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80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1] 陶行知：《全民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2] 陶行知：《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78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3] 陶行知：《共和精义》，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5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4] 周洪宇译：《陶行知致J.E.罗素函》，载《高教研究与探索》，1991（2）。

[15]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教育研究会上的演讲》，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7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6] 同上书，第166页。

[17] 同上书，第555页。

[18] 同上书，第651页。

[19] 陶行知：《全民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0] 陶行知：《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1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1]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8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2] 何祚：《认真研究与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载《行知研究》总第11期，1984.5。

[23] 陶行知：《怎样指导小先生》，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656～65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4] 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3～6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25] 陶行知：《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致石民佣、费锡胤等》，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161～16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6] 陶行知：《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2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7] 同上书，第211～212页。

[28] 陶行知：《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9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29] 陶行知：《〈新教育评论〉创刊缘起》，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56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