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干科学的实验，他常把他的化学药品带到学校去，而且是欢喜动手，对于先生上的功课，觉得枯燥无味，不大注意，所重意的只是他自己愿意玩的化学把戏，那时美国的教师也像今日中国教师一样的古板，过不了三个月，便以“坏蛋”的罪名，把爱迪生开除了。爱迪生幸亏有一位好的母亲。她说我的蛋并不坏，指定家中之地下室给爱迪生做实验，只吩咐他不要把毒药放在厨房饭厅里去。她自己教英文、历史、地理、化学实验，让爱迪生自习，爱迪生因有一位了解自己的贤母，所以仅仅受了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也能成为一位现代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幼年的故事，给了我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科学要从小孩学起，二是科学的幼苗要像爱迪生的母亲一样爱护才能保全。[20]
“第二，是法拉第之幼年生活”，也给陶行知很大的启发。法拉第是发电机原理的发明者，他幼年在一个书店里做徒弟，他订书订得慢，别的徒弟到利波老板那里去告状。利波对众徒弟说：你们有所不知，法拉第是一面订书，一面吃书。书订好了，头脑也吃饱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像他那样用功，我也可以宽容。当法拉第装订一部百科全书，翻到电气一章，只有两面，他看完觉得不够味，说我将来要写一本电气的书。法拉第的科学生活虽得力于进了皇家学院以后，但当他做徒弟的时候，倘使遇不着利波老板的识拔宽容，这根科学的幼苗早已被人摧残了。没有法拉第便没有爱迪生，也就没有普照世界的电光。
除了这两个早在陶行知心头萦绕的远因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回国以后，又增加了三个新的近因。一是法国邮船上的见闻：
1938年我从埃及坐了一艘法国邮船回国，出了红海，看见一位四岁光景的外国小孩在甲板上跳舞，细看才知道他是配着的开放的留声机片跳舞，他是很快乐的在甲板上活跃，因为留声机放着一支快乐的曲。我异想天开，竟要求换一张悲哀的片子，看这孩子表情有何变动。当这悲哀的片子一响，孩子立即变容，如泣如诉，好像是失掉亲爱的人一般的舞去。我再问有革命的片子否？开留声机的朋友说，马赛曲如何？我说甚佳，马赛曲一开，小孩立即拿着拳头冲锋，作种种战斗表演，甚至做出向客人进攻之姿势。我看了以后，下一判断，小孩之音乐天才，四岁后可测验，测验确实，便应及时培养。
二是湖北临时保育院之所见：“汉口沦陷前二十天光景，我们看见一位害瘌痢的小朋友在那儿指挥许多小朋友唱歌，我请了一位音乐家教给他音符和拍子，他三天竟能将一支不曾听过的歌用音符记录下来。一个没有音乐才干的人是三年也不见得能学会”。三是在重庆临时保育院所受之感触：
1938年11月，参观临时保育院，院长告诉我常有达官贵人大学教授来院挑选干儿子，当着难童说，这个秃子不要，这个麻子不要，这个嘴唇缺的不要，那个长得好我要。这些失掉父母的难童于今还要受这难受的刺激，听到令人愤慨。当时我表示我若来选，只问他有无才干。倘使有才干，虽是秃子、麻子、缺嘴都要。我不要他们做干儿子，只是为民族培养人才的幼苗。[21]
这五个印象在陶行知的“脑子里各各独立存在了很久”。当他第二次回到香港时，忽然这几个意思凝聚起来了：“几年来普及教育中的遗憾须求得补偿，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它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22]这样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就明朗了。在“1939年1月的一天晚上正一时，我就草拟育才学校创校计划与预算”，“请张仲仁（一麟）先生领导创立董事会，并且得到赈委会许俊人（世英）先生之同意而实现”，育才学校校董会于3月在香港成立，张一麟任董事长，由赈委会负担全部经费。拨给开办费45000元，经常费每月3000元，陶行知于是用全部时间投入到育才学校的创办工作。为了在重庆立足，他与社会各界开展了广泛的接触，并专门给宋美龄写了信，请她支持[23]。
陶行知苦心“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陶行知的这个美好理想在育才学校得到较为完满的实现。
为把育才学校办成培养人才幼苗的一所理想学校，陶行知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各项开办工作，亲自制定了《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他在香港筹募到经费以后，立即到四川，与生活教育社的战友王洞若、戴伯韬（白桃）、帅昌书（丁华）、魏东明、陆维特等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商量，要求他们一道来创办育才学校。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1939年5月，在四川省重庆市北碚清凉亭成立育才学校筹备处。由王洞若协助陶行知制订办学计划，请马侣贤负责筹募经费和租借校舍，请陆维特、孙铭勋、张望等组织选拔测验组。经保育院的领导机关——战时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同意，选拔测验组于1939年夏天分赴各地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以智力测验、文化考查及特殊能力的考查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择优选拔儿童入学。各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1939年7月20日，这所培养人才纳苗的少年专科性质的新型学校——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北温泉诞生。8月初，迁到草街子凤凰山上的古圣寺正式上课。头一批到校学生40余人，开课时有学生71人，到年底增加到近百人，第二年增加到152人。以后每年都陆续有新同学增加，也有从外省不远千里闻育才学校之名而含辛茹苦跋涉而来的。
育才学校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陶行知明确提出：“育才学校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抗战建国需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便须“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24]。他认为：“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共同参加。而这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参加，不可由单个的团体孤立的建树起来。否则，又会变成孤立的生活，孤立的教育，而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精神。”[25]陶行知借用孟子的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他认为，“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事”是“团结整个的中华民族，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小集体要成了这个大集体的单位才不孤立，才有效力，才有意义”，他反对把学校作为培养只求个人“升官发财”的“人上人”[26]。为此，他要求育才学校的教学密切结合社会实际，把培养学生的人生观放在首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重德育。他要求实施“智仁勇合一的教育”，培养“智仁勇兼修的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他强调“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他把道德看作是“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27]。为帮助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取消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公民”“社会”课，而开设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还专设劳动课，结合形势，举办时事讲座。育才学校在各项工作中，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终成为革命人才的摇篮。
育才学校的组织机构与师资队伍。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专业知识强、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教职员工队伍，是陶行知办育才学校成功的重要经验。陶行知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与他长期共同奋斗的生活教育社的战友，作为骨干办学，建立起校务部（方与严为主任）、总务部（马侣贤为主任）、研究部（王洞若为主任）与生活指导部（帅昌书为主任）等精干的校级领导机构，又请了当时堪称第一流的专家担任各个专业级的主任与教授。他们不仅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而且多是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志士。先后来校担任教学的：音乐组有任光、贺绿汀、姜瑞芝、李凌、任虹、范继森等，戏剧组有章泯、水华、舒强、沙蒙、刘厚生、舞蹈组有戴爱莲、吴晓邦、盛婕，美术组有陈烟桥、张望、汪刃锋、许士祺、丰子恺、王琦、叶浅予、华君武等，文学组有艾青、力扬、魏东明、陆维持、徐荐等，社会组有孙铭勋、廖意林、苏永扬、屠公博等。还请来许多名流、作家如翦伯赞、田汉、何其芳、吴玉章、邓初民、周谷城、秦邦宪、萨空了、徐迟、姚雪垠、黎国荃、陆诒等来校兼课或讲学。学校还办了“林间讲座”，特邀郭沫若、夏衍、曹靖华、刘白羽、周而复、周扬、邵荃麟、艾芜、戈宝权、沙汀、程今吾等去演讲。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充分显示出陶行知的善纳众流、气度宏大的办学才能与育才学校的兴旺。后来学校还派学生到设在重庆的中央乐园和音乐学院去学习、请教。名师出高徒，有了这批优秀的园丁，才使凤凰山上繁花似锦，育才学校培养出了大批人才。
育才学校地处穷乡僻壤，物质条件很差，怎么能留得住这么多的名人来校服务呢？这除了当时处在抗日战争大背景外，还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聚集在陪都重庆有关。他们把投身育才学校，培养有为少年，视为献身民族救亡的实际行动，政治觉悟是这批师资的内在动力，而陶行知的善用人才，能团结大家共同奋斗，使育才的教职员工都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才智。
育才学校的实验内容与措施。（1）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并重。为了“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28]，陶行知在创办育才学校时就确定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按学生的特长分专业编组，给以不同的专业教育。开始设立音乐、戏剧、文学、绘画和社会科学五个相当系科的组，后来又增设了自然科学组、舞蹈组与普通组。各专业组吸收有一定特长或条件的同学，普通组则吸收智力较高，但一时尚未发现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一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其特长时，即转组学习，给以特殊培养。
陶行知在长期的生活教育实践中，已日益明确了生活教育采取“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不应放松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相反，不论何种专业，都应学好四门共同必修课：课文、数学、外语和科学方法（相当于思想方法论）。他认为这四门基础课是掌握现代科学、开发现代文明的“四把钥匙”，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认真学习的。所以学生又按文化程度编成不同年级，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哲学常识、音乐、体育等文化必修课（基础课）。除了共同必修课，又视不同专业规定专业课程，名曰特修课，还开设第二外语，成立各自的科研兴趣小组。如文学组开设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著选读、习作。音乐组开设弦乐、声乐、键盘、视唱。自然组开设科学新知识、物理、化学、代数、几何、解析几何、动物、植物、制作（木工）、天文学。根据自然组的需要，尤重外语学习。德国科学发达，所以确定德语为第二外语。社会组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等。每天上午一律为普通基础课，下午先两节是专业组活动，第三节是统一的劳动课。把特殊教育与基础教育统一起来，使学生对特殊的知识技能的了解与掌握，扎根在对人生、对世界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宇宙、人类历史发展的知识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上。
育才学校分专业培养人才，但“和传统的人才教育办法有所不同”。陶行知认为：
传统的人才教育，一般地是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然后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办法是不作这样严格的时间上的划分，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开始时便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所以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智能之基础。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般基础教育与专科基础教育之过早的区分，但根据我们的办法，这是及早防止一般基础学习及专科基础学习之裂痕。我们要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一元的看法。倘若幼年的达尔文对于生物浓厚的爱好是发展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的条件之一，那么今天提早发展儿童之个别优异倾向，实在有其理由。倘若中国近年来文化工作之脱离广泛社会实际生活，和技术专业家之缺少正确的认识可以作为殷鉴，那么，今天便在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中予以统一，防止那样的分裂倾向，实在有其必要。[29]
由于陶行知在培养专业人才一开始即重视基础知识和系统理论，并使二者正确结合，所以培养出来的，以后成名的专家，都是基础雄厚、造诣高深的人。
育才学校培养人才幼苗，对开始显示某些特殊才能的青少年儿童，因材施教，实行人才教育，但与有些人对育才学校办学方向的曲解是完全不同的。陶行知为此特别指出，“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以阐明其办学的特点：一、不是培养小专家；二、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三、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育才学校之创立，只是生活教育运动中一件新发展的工作，它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绝不是专为这特殊教育而产生特殊教育，也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做特殊教育。育才学校自始至终的实践，都贯彻了陶行知的这一办学宗旨，既发展了培养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又进一步推动了普及教育，充实了生活教育运动的内容。
（2）注重知情意合一的教育。育才学校还注重知情意合一的教育。陶行知针对“中国数十年的新教育是知识贩卖的教育”这个弊病，而赞成“有心人曾慨然提倡感情教育，知情意并重的教育”，但他又批评那种把知情意三者“割裂的训练”，孤立的感情教育。他说：
书本教育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获得许多知识，神经质的教师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地获得丰富的感情，专制的训练也许可以使一个人获得独断的意志，但我们何所取于这样的知识，何所取于这样的感情，何所取于这样的意志？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现在我们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
（3）注重创造教育。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中就作过设计，把育才学校作为“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一种创造性的实验。1941年6月出版的《战时教育》第6期、7期、8期合订本上，他发表了《育才二周岁之前夜》的长篇论文，提出“集体创造”的主张。他说：“集体创造的目的在运用有思考的行动来产生新价值。我们虽不能无中生有，但是变更物质的地位，配合组织，使价值起质的变化而便利于我们的运用。这也构成普通功课之一部分，使学生在集体创造上学习创造。”他将这年6月20日到7月20日定为“集体创造月”，并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要求师生们用脑又用手，“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问之气候”，迎接二周年校庆。8月1日，陶行在又在育才学校宣布“创造年”开始，制定了《创造年计划大纲》和《育才创造奖办法》，提出了“一切为创造，创造为改善生活、提高生活”的号召。
这个时期，陶行知撰写了许多鼓励大家发挥创造性的文章、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育才十字诀》《创造年献诗》和《创造宣言》三篇。陶行知认为在一个有志者来看，“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这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在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育才学校出现了一片浓厚的创造气氛，学生激发起创造的兴趣，发挥了创造的才能，出现了创造的成果。靠全校师生自己动手，克服了物资供应上的种种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起了露天舞台、深湾游泳池、林中讲座、环校马路等。在学业的创作上，有儿童文学、剧本、歌曲、舞蹈、美术、史地材料、自然科学实验、科学仪器工具等方面的创作百余种，全校掀起创造风。1941年，学校还设立了“育才幼年研究生”制，吸收幼年研究生27人。他们在各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有的从地下发掘的残碑断砖、和尚坟墓中考证了古圣寺的历史，有的研究苏德战争，写出了长达20万字的论文，受到翦伯赞教授的赞扬。
（4）注重集体生活。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育才学校的成功之处，也是育才学校的最大特色之一，是整个学校生活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有机的整体，形成了奋发向上的优良校风。这也是陶行知对生动活泼的集体生活的理想的试验与实现。
陶行知认定要用集体生活来达到他的创造教育的理想与计划，全校师生共同创造合理、进步、丰富的生活，形成优良的学风与校风，建设理想的成才环境，并通过这种集体生活来教育儿童，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在陶行知看来，这种集体生活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在民主方面，启发学生的自觉、自动、自治，生动活泼地发展个性；在集中方面，注意组织生活与严肃整齐，注意教师的辅导，防止散漫与自流。陶行知有一句名言是“办学如治国”[30]，要求有好的政治气候与社会环境。一个学校的理想环境是革命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环境，一种井然有序的环境。他要求“阵有阵容，校有校容，有其内必形诸外”，他认为军风不正必吃败仗，校风不正就会把青年引入邪路，出不了人才。按照“生活即教育”的原理，“育才学校的生活与教育是统一的，它认定劳动生活即是劳动教育，用劳动生活来教育，给劳动生活以教育；它认定健康生活即是健康教育，用健康生活来教育，给健康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政治生活即是政治教育，用政治生活来教育，给政治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文化生活即是文化教育，用文化生活来教育，给文化生活以教育”。“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来说便是一种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育才学校的政治教育笼罩着整个集体生活。”[31]全校师生在健康、进步的集体生活中潜移默化，共同提高。
育才学校的这种生气蓬勃的集体生活的具体实施有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自治。育才学校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设主席及文化、康乐、卫生、劳动、服务五个干事。1940年，自治会成立校生活委员会，设生活团正副团长及五个部：自我教育部、社会工作部、服务部、卫生部、康乐部。以组为单位编为中队，设中队长及上述性质相同的五个干事（股）。中队下编为若干分队（自治小组），自治会的所有干部，都由学生民主选举。
全校学生在自治会主席及各干事的领导下，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组内的生活则由中队长与中队干事领导。为了健全民主生活，通过民主方式制定了奖惩办法。但在方式方法上不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采取说服、谈心、批评、表扬、介绍好的典型等方式。学生有了过失，一般均由自治会处理，教师不包办；学生自治会不能解决的，才交给教师处理，以至训导委员会或校长解决。学生如犯了重大错误，需要处分的，则先弄清事实，分析产生的原因，加以说服、启发自我反省，有了一定认识，然后才给予适当处分，使有关的学生心悦诚服。在处分方式上，废除了体罚与开除。奖惩办法规定，学生犯最严重的过失（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必须离开学校的集体生活，也只是调换环境，分配到新的地方去锻炼，给以反省、改过的机会；或者干脆就到陶行知住的地方，由他个别教育。这种做法与别的学校开除不同，学校仍与被调换环境的同学保持联系，如有明显的悔改表现，便可回校学习。
集体的组织生活，处处保持严肃、整齐的校容，什么东西应摆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摆，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陶行知提出，凡是两件以上的物品（如鞋子、衣服、面盆等）放在一起时，都要让它们排起队来。整齐的校容，对于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文化生活。育才学校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写读进修会、讨论会、辩论会，组织各种晚会、朝会、名人演讲、办壁报、道德修养。如朝会上的“精神早点”，内容生动活泼，每周有一中心，由各组学生轮流担任，其作用在使各组交流学习心得。各组在值周中又围绕中心出若干小题目，每天一个，分头准备专人报告。如社会组讲中国的党派问题（分为各党派的政治主张、发展历史、代表人物等），自然组讲爱迪生（有爱迪生的历史、爱迪生的母亲、爱迪生的研究精神、爱迪生的发明——电影、留声机等小题），文学组讲报告文学（有什么是报告文学、怎样写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品介绍等小题）。通过这样的朝会，不仅推动了全校的学习空气，而且有助于各组学习成绩的提高。又如晚会，有故事晚会、诗歌朗诵会、化装表演等，都是很吸引人的。
第三，康乐生活。当时战争年代，物价高涨，育才学校经济困难，无钱购买运动器械。他们就用穷办法，用最少的钱置办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来开展活动，如掷手榴弹、攀绳束、爬竹竿、跳绳、跳高、跳远、到温泉游泳等。还组织各种文娱活动小组，开展经常性的活动，还有计划地组织远足旅行等活动。
第四，卫生生活。陶行知对学校的卫生生活很重视。他认为，集体生活首重健康，一分预防胜于十个医生。健康之堡垒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制造扑灭病菌的工具，如苍蝇拍、捕鼠器、纱罩、蚊帐、消毒器械等；第二道防线为实施环境卫生，如井水、厕所、厨房、饭厅、阴沟、仓库、家畜栏、垃圾堆，均作为重点清卫场地，以控制病菌的孳生蔓延；第三道防线是靠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这道防线包括营养、运动、防疫注射、生理卫生。三道防线都无法抵挡，肉搏也告失败，只好通过治疗，入后方医院医治。为了保持全校环境的清洁卫生，各组分工包干，经常打扫，并定期举行大扫除。推广公筷、公食。开始两人合用一脸盆，互助倒水不把毛巾入盆，以防沙眼等疾病的传染，后来改为一人一只面盆。陶行知撰写的《育才卫生二十九事》则是全校师生的卫生宪章。
第五，劳动生活。劳动不仅是同学们学习生活的需要，也是建设学校的需要。育才学校能在荒山古庙上创办起来，全靠师生们的一双双宝贵的手。他们整修了学校周围的道路，又新修凤凰山上一条路。将学校面前山上树林里修筑的小径加以开辟利用，取名为普式庚林，成了全校师生最喜爱的地方。在山地上种植蔬菜，后又开垦荒地，师生中还开展评选劳动英雄的活动。各组种地分工包干到人，集体劳动，劳动干事负责检查督促。生产收益二八分成，八份交公，二份归己。生产有指标、定任务，不能达到标准的则由学校收回土地。学校如有运输任务，也由同学量力分担，学校把节省下来的工资给学生“打牙祭”，改善伙食[32]。
（5）课堂教育与校外教育、社会活动相结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育才学校有了多方面的发展，“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得到了进一步贯彻。有计划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是育才学校整个“教学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陶冶青少年革命情操、培养学生“生活力”的重要途径。
为使课堂教育与校外教育、社会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育才学校有计划地定期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触实际，并规定每个星期一下午，有时加两个晚上，学生须分批去搞社会调查，开展群众工作，让学生养成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感情与习惯。具体方法因时而异，多数是去附近农村，也有去工厂的。更多的是到附近农村去，分头访贫问苦，送教上门，送医上门，治疗小病小伤，教农民、小煤窑工人及他们的子女识字、唱歌，讲抗日道理，打扫卫生。同学们亲切地称这些活动为“走亲戚”。“走亲戚”对同学们帮助很大，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育才学校还组织见习团去工厂、农村、艺术团体、科研单位等调查、实习，最后，以见习成绩向全校及社会汇报。
校外活动更有影响的是各组结合专业、发挥特长，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绘画组的同学们在“为老百姓而画”的响亮口号鼓动下，背起画夹到民间去，“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学画”[33]。他们成立了“育才美术团”“儿童美术团”，举办“抗敌儿童画展”，得到了各界的好评，重庆《新华日报》于1942年1月12日在第2版还作了专题报道。冯玉祥将军专门定了《小艺术家赞——为育才学校儿童画展而作》加以赞扬。
音乐组经常到校外举行演奏会，据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从1940年到1946年6年中仅在重庆即举行了14场音乐会。戏剧组的活动也很出色，他们常到外地公演。每次演出，从前台到后场，从布景到灯光、效果，一切由学生自理。这样的演出，对育才学校的师生来说，既是政治上生动的自我教育，也是有益的艺术实践，从“做”中学习。舞蹈组虽然建立较晚，但不甘落后，演出不少进步的歌舞剧。文学组更是全校创作、宣传活动中的骨干，他们先后组织了“佚名社”“榴火社”“浪花社”，开展文艺创作、举行诗歌朗诵会，配合抗日宣传。社会学组同学成立了，在城市、集镇作街头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为一支救亡宣传的轻骑兵。自然组的同学，也进行了富有专业特色的社会活动。他们运用学到的知识，开展了凤凰山林木普查，给各类树木逐棵挂上牌子，标出学名、俗名、差别、特性和用途等，然后请专家与老农鉴定。同学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建立“鸟类迎宾馆”“昆虫招待所”“植物园”“水族馆”等，对动植物的习性分类研究。他们还研究从凤凰山到北温泉十几公里区域的植物与土壤，为种植业提供可靠数据，直接为农民、为农业服务。他们还举行兴趣盎然的“谈天会”，观察星斗，共同探索太空的奥秘。他们还开展科普宣传，通俗讲解自然科学的历史，如爱迪生的历史，他怎样发明电影、留声机等等生动故事。育才学校的女同学，还帮助附近村落成立“妇女合作社”，有组织地制鞋、缝衣，送到城市出售，开辟生财之道，还帮助妇女扫盲读书。
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破除了先生教死书、学生读死书的沉闷空气，培养了学生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思想方法，增强了同劳动人民的亲密联系，还大大提高了学习兴趣。学生在教学做合一的生活中，感到的不是枯燥无味，空洞无物，而是生动具体，饶有兴味，越学越有趣，越学越有劲。这样的学习生活，使青少年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知情行意的培养高度统一。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在继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之后创办的又一所新式学校。陶行知在该校从事的生活教育实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理论方面来看，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突出集体生活和政治教育，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并重，这都较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正在克服此前的某些不足，进一步深入轰轰烈烈的抗战生活，与时代的任务与前进的人群相统一，业已步入一个新境界，变得更加丰满成熟。
从实践方面来看，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注重培养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青年，培养勇于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生命的革命战士，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育才学校从1939年开办到1946年陶行知还健在时，共招收学生410人；他们后来的去向，据不完全统计，去延安革命圣地的有22人，去中原、华北、苏北、皖南、浙东、云贵等根据地的有76人，去川东华蓥山同江姐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有23人，参加《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工人，在成渝一带参加地下革命斗争的有13人[34]。总计有140多人走上直接的革命工作岗位，占总数的1/3强。此外，有许多同学也都在不同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有些人在艺术、科学、文教部门经过长期磨炼，成为出色的专家与领导干部。当年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同学现在已成为北京、上海音乐学院重要教师、音乐界重要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其他组的情况也是桃李芬芳。此外，在农村识字小组、音乐俱乐部等处接受育才学校教育的人总数达2000人[35]。
（四）社会大学的生活教育实验
社会大学是陶行知成人业余教育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它验证和发展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对于办一所大学，陶行知早有考虑。早在1936年，陶行知就提倡要办一所“民族解放的大学校”，这所大学校要比中央大学“大二三十万倍”。它不需要花几百万元钱去建造像武汉大学那皇宫一般的校舍，所有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可以在为这个大学校的分校。这实际上就是无形的社会大学。由于当时全民族正处抗日救亡的“国难”之中，因此，当时陶行知没有具体考虑如何筹办。
抗战胜利后，国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事。当时，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为了促进重庆的民主运动的开展，陶行知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等团体，每周星期六在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举办民主讲座，周恩来同志也曾去讲过形势和任务问题。许多来听讲座的进步青年，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青年们的要求，由金秀堤、周西平、陈作仪、王性容等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青运的刘光作了汇报。刘光很支持，要大家团结起来想办法，组成学习的团体。1945年12月，当金秀堤等向陶行知汇报青年要求组织起来学习的心愿时，陶行知具体地提出创办一所以培养在业青年为主的文科夜大学的设想。陶行知说：“有这个计划已经十年了，但过去政治条件不允许，现在政协成功了，可以办了。”[36]不久，由陶行知和方与严召集茶话会，专门研究筹办社会大学的问题。陶行知在会上阐述了办社大的意义和方法。会后，就由金秀堤、翁维章、李企实、章增扬、徐健等出面，在一次民主讲座上提出筹办社大的倡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由于各方面的积极支持，整个筹备工作只进行了20多天，于1946年1月15日，在重庆市管家巷28号院内开学了。在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冯玉祥、张澜、沈钧儒、史良、饶国模、任宗德、周宗琼等到会讲了话，周恩来也亲自出席。当时有学生197人。
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陶行知认为，办好一个大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热心的教授，要有好学的学生，要有正确的办学宗旨。对此，他借用四书上的一句话，加以修改，赋予新的内容。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37]在社大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阐述了“明民德”的内涵：
要使人民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捣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的宗旨[38]。
社会大学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培养既愿意接受大众领导，又能领导大众的人才。换言之，就是培养能为大众服务的人，使社会上各种人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关于社大的教育方针，李公朴与陶行知商议后提出，以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四项为社大的教育方针。李公朴具体解释：人格教育是以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的建立为中心，而这又是四项教育的重点、核心。知识教育以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为主。组织教育就是培养和发展每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技术教育着重自动的、集体的学习方法。
社会大学的实验条件与组织机构。根据陶行知提出的“自己来发起，自己来筹款，自己选校董，自己选校长”的办法，民主集议决定请冯玉祥、张澜、沈钧儒、钱国模、任宗德、史良、陶行知、李公朴诸人为校董，公推冯玉祥为董事长，推举陶行知为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兼教务长（李去昆明后，由方与严继任教务长），又在常来听民主讲座的青年中，选金秀堤、周西平为教务工作人员，翁维章为部务工作人员。在中共的支持和各界进步人士吴玉章、郭沫若等的赞助下，很快聘齐了一批教授。在重庆社会大学任教的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许涤新、王昆仑、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何思敬、徐荇、宋去彬、杨晦、胡风、何其芳、骆宾基、黄芝岗、力扬、艾芜、曹靖华、潘菽、孙起孟、李公朴、陶行知、方与严、孙铭勋、陈翰伯、张友渔、宣谛之、章汉夫、于刚、潘天亮、田汉、巴金等人。还另有许多著名人士也到重庆社会大学讲学。邓颖超也被请去讲了妇女问题，秦邦宪、邓发、冯玉祥、黄齐生、于怀（乔冠华）等也作过专题讲座。
关于社会大学的入学与招生问题，陶行知说过，只要能听讲又能记笔记，便有入学资格。在正常情况下，学生是来一个，收一个；来两个，收一双；来一千，收一千；来一万，收一万。陶行知说，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全世界二十万万二千万，如果愿意这样干，都欢迎入这个大学堂。重庆社会大学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原则来招生的。学生多为职业青年，有小报童，公共汽车售票员，在码头上干苦力的小力夫，剧团里的小演员等。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每个学生的入学都要有一位政治上倾向进步的人士作介绍，以避免国民党特务分子混入。不过，进入社大要履行一定的入学考试手续。考试内容为：（1）论文一篇，题目是“民主世界与新中国之创造”；（2）中文自传一篇；（3）英文自传一篇；（4）口试（政治审查方式之一）。对一些有志为民族解放而求学的青年，考试分数略微放宽。对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严加审查。据了解，当时重庆市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为控制社大，专派两名特务前来报名。由于这两人是一位国民党要员介绍的，不能明加拒绝。陶行知及其同仁就用巧妙的方法，让他们参加考试，要求他们用英文写一份详细自传，并作一篇作文，这两个人对英文一窍不通，只得灰溜溜地走了。由于入学审查严格，保证了社大同学政治上的可靠性，为后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打下了基础。为了统一编班，一般要求新生具有高中毕业水平，以便入学后，能按大学一年级课程上课。
学校的经费有三个来源：一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拨付开办费；二是由陶行知或以“生活教育社”名义出面募捐；三是向学生收一点学杂费，每人每期两万元（在当时可以买三四十碗面），确有困难的可以减免。学校的开支也很节省。教师基本是尽义务，许多教师将每小时一千元的讲课费（时称“车马费”）也捐给了学校。办事工作人员也都由学生们自己担任，无须另外开支。
校舍是借育才学校绘画组的几间教室，作分系上课用。另外，用毛竹篾席夹了一个可容四五百人上全校通课的“礼堂”，名曰“奎杓堂”，此堂也兼作育才学校的学生饭堂。
社会大学的实验内容与措施。重庆社会大学是陶行知成人业余教育思想的一种实践，也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这不仅表现在学校的筹建原则是立足于实践中自己创造，自己动手，自己筹款，简便易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他们除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十分重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1）学制
社大的学制主要有三个特点：①按学生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分系。一期分四个系：政治经济系、文学系、教育系和新闻系。原拟办民间艺术系，因报考学生不多，遂并入了文学系。第二期因抗日战争胜利，大批公私单位复员和裁撤，工作变动，所以学生流动很大，减少了教育系。第一期入学学生中，计政治经济系74名，文学系54名，教育系40名，新闻系29名。②上夜课。社大学习是每天晚上6时半至9点50分，上4节课。社大实际上是个夜大学。③修业期限，原拟每学期16周，全部修业8个学期，共计两年8个月。第一学期因受胜利复员影响，提前两周结业。
（2）课程设置
社大的课程分类：一是公共必修课，各系都要学，采取上大课的办法进行；二是各系专修课，当时因热心的教授很多，都是知名学者，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不免重复和庞杂，但各位教授讲授的内容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仍很受欢迎；三是专题讲座，即把原“生活教育社”举办的星期六“主讲座”改为社大专题讲座，后因华岗教授离渝，他在星期二讲授《中国近百年史》的时间，改作专题讲座时间。专题讲座有全校的，也有各系办的，非本校学生有一定的介绍、证明关系也可以参加听讲，听众有时达到四五百人。
现将第一期的公共必修和各系专修课的课程、授课教授和课时，整理列表，见表7-1。
表7-1 社会大学第一期各系的课程表
续表
专题讲座的老师和专题有：秦邦宪的《辩证唯物论的几个法则》，邓发的《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工业和劳工政策》和《欧洲职工运动》（出席世界职工大会后的考察报告，田汉的《西南地区的文化活动》，于怀（乔冠华）的《国内局势问题和国际局势的关系和影响》，柳湜（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的《边区民主教育的新气象》，郭沫若的《我怎么研究古代史》等。冯玉祥、沈钧儒、章伯钧等也都来做过专题报告。
第二期继续任教的有张友渔、于刚、罗克汀、艾芜、邓初民、力扬、何其芳等，增聘的教授和所开课程（包知顶替离开教授的课程）有林辰的《中国文学史》，丁易的《语文学》《新闻写读》，李光诒的《新闻采访》，田伯萍的《新闻编辑》，张友渔的《新闻学概论》与《时事分析》，孟超的《戏剧选读》，屈楚的《戏剧概论》，聂绀弩的《文学概论》，沈起予的《西洋文学史》，李紫翔的《民主政治与民主宪法》。其他如柳倩、熊复、田家、王亚平、陈白尘、郭则沉、梁漱溟、马哲民、洪沛然、于在、甘祠森、何鲁、老舍、漆鲁鱼等老师也授过课和作过专题报告。
从上述课程设置的内容和授课教授的阵容可以看出，社大教学的知识性、战斗性和针对性是很强的。教授们在讲授中都很注意联系实际。如许涤新在讲授《经济学》中，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邓初民在讲授《中国政治问题》中，着重阐释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基本观点，联系分析了当时旧政协的有关问题。何思敬在讲授《宪法》中，着重批判了国民党的《五五宪草》，等等。不仅使同学们提高了基本理论知识，也更认清了当时时局中的各种问题。
社会大学的课程不限于这些专业课，还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并把这种实践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早在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陶行知就说过，民族解放大学校可以说从生到死，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它的主要一门功课，就叫“民族解放教学做”，也可以说是“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这门功课所包括的内容，都是以民解放的实际行动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的过程，这些“便是这个大学校的课程”[39]。
重庆社会大学也同样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学习和社会革命的实践。例如，社大新闻系的学生除学新闻学概论、编辑学、采访学等专业课程外，还参加社会调查、时事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一些专题辩论，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写作采访等实习。虽然重庆社会大学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战时首府，学生的实习受到很大限制，但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尽量为社大的同学提供实习的条件，如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民主同盟的《民主报》，都为社会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发表消息、通讯、文章、影评、剧评的条件。那时，《民主报》有些领导人，虽有国民党这样或那样委员的头衔，但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编辑、记者都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特别是那些报纸的副刊，往往是掌握在共产党地下党员手中，相互暗中联络，就成为社会大学学生发表调查报告、政治经济论文和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渠道。
尤其重要的是，同学们都积极参加了当时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除了许多同学各自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地下斗争之外，社会大学作为一个集体，是站在当时民主运动的前列的。社大一成立，就组织同学们参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中的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1947年初，又参加了“抗暴运动”的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有十多人被敌特毒打致伤，更有政经系的韦德富同学因此被捕，后牺牲在匪特“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随后组织一些同学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筹集经费，采购军械、医药、电讯器材，支持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学参加各期《挺进报》的发行和收听消息，编刻、印发的工作。他们协助中共川东地下临委清理组织，做好迎接解放的各方面的工作。
（3）学习与考核
社大实行“自学为主、教授为辅”，提倡“学、教、做”结合，强调“主动、实践、集体”。各系均编成学习小组，实行学习互助，开展课堂讨论，进行专题研究。当时，专题研究比较风行，题目都是结合实际选定的，如“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哲学问题”、“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等。此外，校、系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有读书研究组、笔记组、时事研究组、戏剧研究组、音乐研究组等，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各系都办有壁报，每周一期，刊载同学们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报告。社大第二期新闻系还办有油印的《社大新闻》。它交换学习情况、反映同学中的动态以及对当前政治上有关问题的表态。社大也有社会实习，如新闻系就是到《新华日报》去实习的。
学期终结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核考试。①对本学期的每门课程，根据“学、教、做”结合的精神，写出心得，说明学到什么，教给了别人什么，做到了什么，作一个学习总结。②问题回答。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翻阅资料，允许交换意见，留给撰写时间，但要求写自己的真正认识。③各小组写出小组学习总结，作为集体的答卷。④组织集体专题研究。每个专题组织2～7人不等，自选题目，自由组合，分头准备，集体研究，写成报告。⑤每人写一篇一学期来的学习、生活的态度和作风上的自我反省。
采取这样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同学们都很有兴趣，很自觉。虽然同学们在白天沉重的工作负担之余，夜晚上又有浩繁的学习任务，但大都进行得生动活泼，表现得生龙活虎，感到“日新又日新”，收获很大。
社大这样性质的学校在重庆出现，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异端”。它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关怀和热情支持；另一方面遭到国民反动派的极力破坏。这两种力量在社大身上表现出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尖锐的斗争。
反动派是不甘心社会大学存在的。早在成立之初，1946年2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就“训令”重庆市教育局“视察”社大。3月7日视察大员一来，就左右挑剔，一说社大不像大学，二要社大履行立案手续，三要社大筹备基金。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有社大“设备简陋”的批语。对此，陶行知说，说“简”则有之，我们承认。只有简才容易行。特别是在中国，不需要一些东西，如住房、基金、立案之类的阻挠，要新的大学之道，“君子办之，何陋之有”？[40]把他们顶回去了。
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内战之后，对社大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下了毒手。1947年3月1日，国民党政权查封《新华日报》包围中共四川省委的次日，又武装搜查育才学校城区办事处并查封了社会大学。国民党政权就以这样卑鄙无耻的手段扼杀了仅仅存在一年零一个半月的社会大学，社大的生活教育实验也随之而终止。
社会大学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由陶行知创办的一所革命的新式学校。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当时重庆人民革命的民主运动的一座堡垒，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尽管其存在时间不长，但对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陶行知在社会大学的生活教育实验，提出了两种社会大学理论（即有形的社会大学与无形的社会大学），具体论述了有形的社会大学的内容，包括夜大学、早晨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电播大学等。这是对生活教育理论中“社会即学校”思想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对于当今中国推展非正规教育，使更多的适龄青年有求学深造的机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大学的生活教育实验，也推动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不少师生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幸存下来的人，终于迎来了解放，并参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
[1] 朱泽甫：《陶行知年谱》，第9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2]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3] 陶行知：《农夫的身手》，载《乡教丛讯》，第1卷，第15期，1927年8月1日。
[4] 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第112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5] 邓宗琦、熊贤君：《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1）。
[6]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7]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6～65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8] 辛元、谢放：《陶行知与晓庄师范》，第5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9]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0] 王琳：《忆晓庄学校——兼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见《过去的学校》，第45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
[11] 《金海观教育文选》，第5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12] 陶行知：《今后中华民族的使命》，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2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3] 克伯屈：《我对晓庄之感想》，见《陶行知研究》，第449～45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14] 陶行知：《普及什么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63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5] 陶行知：《古庙敲钟录》，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6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6] 陶行知：《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9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7] 朱泽甫：《山海工学团诞生前后》，见《陶行知一生》，第23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18]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9] 陶行知：《致育才之友书》，见《陶行知文集》，第72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0] 同上书，第729页。
[21] 陶行知：《致育才之友书》，见《陶行知文集》，第727～72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2]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6～3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3]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意——致宋美龄》，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66～36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4]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5]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6] 同上书，第378～379页。
[27] 陶行知：《每天四问》，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7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8] 陶行知：《育才学校创办旨趣》，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9] 陶行知：《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66～36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0] 陶行知：《不能用人之长，便是自己之短——致马侣贤》，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9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1] 陶行知：《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2] 丁华：《育才学校的新教育——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创造》，见《陶行知一生》，第279～28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33] 陶行知：《为老百姓而画》，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4] 吕长春：《育才学校的优良传统》，见《陶行知研究》，第151页。
[35] 陶行知：《育才学校的创办》，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5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6] 《社会大学的创办经过和它的实践》，见《社会大学》，第28页，昆明，昆明北门出版社，1984。
[37] 陶行知：《社会大学运动》，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8] 《社会大学的创办经过和它的实践》，见《社会大学》，第29页，昆明，昆明北门出版社，1984。
[39] 陶行知：《民族解放大学校》，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0] 陶行知：《谈社会大学》，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9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