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提出应对儿童创造力实行“六大解放”。

陶行知认为，认识到儿童有创造力，就应该进一步将其解放出来。否则，就会使儿童创造力这种巨大智力资源埋没在未经开垦的广袤的沃土里。这不仅是教育工作者的严重失职，也是对民族、对国家宝贵财富的重大浪费。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解放儿童的创造力呢？陶行知提出了“六大解放”的建议：

一是解放儿童的眼睛。陶行知认为，传统的封建教育给儿童戴上了一副封建的有色眼镜，使他们脱离社会实际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无益于社会的“小书呆子”。所以，他指出，不要让儿童“戴上封建的有色眼镜，使眼睛能看事实”。[24]应该培养儿童对大自然进行观察，对大社会进行分析，在大自然、大社会的怀抱中，陶冶性情，锻炼意志，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译的一道题为《打开眼睛看看》的诗里就有这样的诗句：“打开眼睛看，看人怎样干？苏联真伟大，个个是好汉。工人打胜仗，浑蛋都滚蛋。自由又平等，大家好吃饭。”[25]他将这首译诗献给全国的儿童们，正反映出他对儿童解放眼睛，观察世界，成为改造社会新一代的殷切期望。

二是解放儿童的头脑。陶行知认为，儿童的创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想层层裹头布包缠了起来。要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先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迷信要不得，成见要不得，曲解要不得，幻想要不得，幻想是反对现实的。那么，对于“这种种要不得的包头布”应该如何处理呢？他向人们发出了战斗号召：“要把它一块一块撕下来，如同中国女子勇敢的撕下了裹脚布一样。”[26]“这种种要不得的包头布”就像“女子的裹脚布”，多么生动的比喻！多么生动的思想！多么深刻的思想！继而，他进一步分析说：“自从有了裹脚布，从前中国妇女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骨髓裹断，肉裹烂，裹成一双三寸金莲。自从有了裹头布，中国的儿童、青年、成人也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似乎非把个个人都裹成一个三寸金头不可。”[27]人们的头脑被裹成了“三寸金头”，多么可悲的结局！为此，陶行知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指出：“如果中华民族不想以三寸金头出现于国际舞台，唱三花脸，就要把裹头布一齐解开，使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可以突围而出。”[28]在这里，陶行知所谈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儿童，他已推而广之，包括青年、成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了。他将解放头脑、发挥创造力与儿童的未来、与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反映出他具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这种解放头脑的战斗呼唤发出之时，正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最后关头，这便使之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性。

三是解放儿童的双手。陶行知认为，人类自从腰骨竖起，前脚变成一双可以自由活动的手，进步便一天千里，超越一切动物。自从这个划时代的解放以后，人类乃能创造工具、武器、文字，并用以从事于更高之创造。假使人类把双手束缚起来，就不能执行头脑的命令。我们要在头脑指挥之下用手，使用机器制造，使用武器打仗，使用仪器从事发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弊病是：“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是不许动手，动手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29]要根绝这个弊端，就必须解放儿童的双手。陶行知还以爱迪生的母亲关心爱迪生成长的故事为例，说明长辈们不要轻易否定了儿童的创造力。他说：“在爱迪生时代，美国学校的先生也是非常的顽固，因为爱迪生喜欢玩化学药品，不到三个月就把他开除了！幸而他有一位贤明的母亲，了解他，把家里的地下室让他做实验。爱迪生得到了母亲的了解，才一步步的把自己造成发明之王。那时美国小学的先生不免也阻碍学生的创造力的发展。”他呼吁，“我们希望保育员或先生跟爱迪生的母亲学，让小孩子有动手的机会。”[30]应该培养儿童手脑并用，从事生产实践，从事科学研究实验，从事发明创造。他在《手脑相长歌》一诗中写道：“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31]应该指出，陶行知“手脑相长”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两大分工后，尤其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和树立，造成了人脑或手的才能的偏废，导致了人的智力和体力的片面发展。而在未来的社会里，教育对于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尽管陶行知早期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的“手脑并用”的观点并不出自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分工的理论，但他的“手脑并用”的观点毕竟已含有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因素。很清楚，陶行知的“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是革命的、进步的。

四是解放儿童的嘴。陶行知认为，中国一般习惯是不多说话，儿童没有言论自由。大人说什么，小孩就听什么，就照着做。久而久之，使儿童养成一种盲从陋习。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儿童应当有言论自由，有话直接和先生说，并且高兴心甘情愿和先生说。首先让先生知道儿童们一切的痛苦。”[32]小孩子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他指出：“小孩子得到言论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33]他写了一首题为《每事问》的诗，阐发了这个道理：“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34]在这首诗中，他将发明创造的起点，归结于“问”，强调了“问”在一切发明创造中的重要地位，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问”的作用。

五是解放儿童的空间。陶行知认为：“从前的学校完全是一只鸟笼，改良的学校是放大的鸟笼。要把小孩子从鸟笼中解放出来，放大的鸟笼比原有的鸟笼大些，有一棵树，有假山，有猴子陪着玩，但仍然是个放大的模范鸟笼，不是鸟的家乡，不是鸟的世界。鸟的世界是森林，是海阔天空。现在鸟笼式的学校，培养小孩用的是干腌菜的教科书。我们小孩子的精神营养非常贫乏。这还不如填鸭，填鸭用的还是滋养料，让鸭儿长得肥胖的。”因此，“我们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社会中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35]他还进一步指出：“创造需要广博的基础。解放了空间，才能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仙在之创造力。”[36]“扩大了空间，才能各学所需；扩大了空间，才能各教所知；扩大了空间，才能各尽所能。”[37]

六是解放儿童的时间。陶行知说：“一般学校把儿童的时间排得太紧。一个茶杯要有空位方可盛水。现在中学校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一连考几个学校，有的只好到鬼门关去看榜。连小学的儿童都要受着双重夹攻。日间由先生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拼命赶考，还有多少时间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呢？赶考和赶路一样。赶路的人把路旁风景赶掉了，把一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赶掉了。除非请医生，救人，路是不宜赶的”。[38]“考试没有这样的重要，更不宜赶，赶考首先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赶走了对父母之关怀，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甚至于连抗战之本身责任都赶走了。最要不得的，还是赶考把时间赶跑了。”[39]他明确表明了自己对过多考试的态度：“我个人反对过分的考试制度的存在。一般学校把儿童全部时间占据，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到成人时，即使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40]为此，他大声疾呼：“创造的儿童教育，首先要为儿童争取时间之解放。”[41]

陶行知对“六大解放”有一个总结性的表述：“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天，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可以尽量发挥出来。”[42]陶行知的这段文字，以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形象地表述了他的儿童创造力要实行“六大解放”的思想。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抨击了传统教育的弊病，揭露了反动政府的专制，表明了他反对独裁、主张民主的政治倾向。

陶行知提出，培养儿童创造力，应注意做到“三个需要”。

陶行知认为，在儿童的眼睛、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都解放出来后，还必须对解放出来的儿童创造力予以适当的培养。怎样才能做到适当的培养呢？这就要注意做到“三个需要”：

一是“需要充分的营养”。他说：“小孩的体力与心理都需要适当的营养。有了适当营养，才能发生高度的创造力，否则创造力就会被削弱，甚而至于夭折。”[43]这一点说的是培养儿童创造力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充分的营养”是培养和发挥高度创造力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儿童就不会有强壮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就会使被解放出来的创造力在萌芽之际就被扼杀。

二是“需要建立下层的良好习惯，以解放上层的性能，俾能从事于高级的思虑追求。否则必定要困于日用破碎，而不能够向上飞跃。”[44]这一点说的是要注意使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注意训练儿童的思维能力。有了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经常地思考问题，儿童的大脑就会越用越活，越用越灵。对于异常复杂的问题，也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是“需要因材施教”。他以种植松树和牡丹所施肥料不同为例，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对于不同教育对象，要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松树和牡丹花所需要的肥料不同，你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牡丹会瘦死，反之，你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松树也受不了，会被烧死。同样道理，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死于枯萎[45]。这一点说的是培养儿童创造力的正确方法。“因材施教”是中国古代一条著名的教学原则，两千多年前，大教育家孔子在教育实践里，就注意对不同的受教育者提出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宋代的两位著名教育家程颐、朱熹都说过：“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一词正来源于此。在这里，陶行知将“因材施教”这条教学原则与培养儿童创造力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因材施教”的目的不仅仅要使学生学习更好，获得更多的知识，还要使学生产生一定的创造力。这样，陶行知就给“因材施教”这古老的教学原则注入了新鲜血液，赋予它以新的、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而使之更富有生命的活力。应该指出，这是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一个贡献。

此外，陶行知还向人们强调指出：“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46]他在这里所说的“民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治上的民主，二是教育上的民主。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最终贯彻。对于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来说，这两种民主都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一方面，要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创造民主的环境，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都有从事科学研究实验的自由，都有从事发明创造的权利。另一方面，教育工作与受教育者之间一定要有民主的关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循循善诱、耐心启发，因材施教，切忌动辄对受教育者施以强制和暴力。那样只能培养出唯唯诺诺、墨守成规的庸人，培养不出富有丰富创造力的天才。总而言之，“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而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47]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疾呼“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的口号时，正是1944年底。其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一方面消极抗日；另一方面又在其统治区域内压制民主运动，厉行专制统治。陶行知向人们强调指出这一点，不仅在教育上要引起教师的注意，更重要的，它还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与其说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种学术见解，毋宁说是对于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强烈抗议。这正好说明陶行知在其后十年的斗争生涯中，在政治上，“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将其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普及大众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英勇斗争，不屈不挠，终于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七）教育实验思想

陶行知十分重视教育实验。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特别是其实验方法论）影响甚深的他，1917年回国后，便撰写并发表了《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试验教育的实施》等等，将教育实验（他习称“教育试验”）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活动提倡，并且亲自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陶行知是现代中国最早提倡教育实验的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实验方面的经验和理论，值得今人重视。

教育实验是“发明之利器”。陶行知对教育实验的作用极为重视。在他看来，教育实验“设统系，立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之于规范之中。远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故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他进而断言，“试验虽不必皆有发明，然发明必资乎试验”[48]。

陶行知在考察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之后，对实验方法与科学发展之间乃至实验方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故欧美之所以进步敏捷者，以有试验方法故；中国之所以瞠乎人后者，以无试验方法故。征之世界进步，试验方法既如此，不可废也，则其应用于教育界者，又何若哉？”就教育来说，它为“群学之一种，介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之间。故其采用试验方法也，较迟于物理、生物诸学。然近二百年来，教育界之进步，何莫非由试验而来？”“是故试验之消长，教育之盛衰系之。”[49]由此可见，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教育盛衰都与实验方法有密切关系。

教育实验应着眼现实，解决本国实际问题。陶行知认为教育实验不能从纯理论出发，应该将理论的探讨与本国实际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收到实效。在他看来：

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者。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若能实行试验，则特别发明，足以自用；公共原理，足以教人。教育之进步，可操左券矣[50]。

陶行知所开展的教育实验，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本国教育改革中的现实问题。他在从事平民教育运动时，发现中国教育的难点和重点不在城市，而是乡村。因为“中国的乡村教育关系到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只有普及了乡村教育，才能真正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普及乡村教育又必先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乡村教师。所以他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通过乡村师范教育的实验，解决“中国今日教育最急切的问题”。正是由于陶行知十分注重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社会实践的需要，随时间、地方、条件的变化而进行各种类型的教育实验，才创造出各种新的教育模式，如晓庄师范——乡村师范教育模式；山海工学团——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模式；育才学校——人才教育和创造教育模式；社会大学——成人业余教育模式等[51]。

教育实验须有“缜密的计划”，不可草率从事。陶行知认为，教育实验是一项严肃的事情，事关教育的成败。事先必有“缜密的计划”[52]，作通盘考虑。对要解决的问题，要“知其要”，即要清楚地知道教育实际工作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以及如何逐步实施，达到实验的目的。如果“计划不确，方法无定，朝令暮改，偶而尝试”“无缜密的计划……不是真正的试验了”[53]。

陶行知从事的各项教育实验，对此十分注重。无论是晓庄师范，还是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都在事先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缜密的计划”，对实验的各个环节作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同时，又能在实验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实验设计和方案，以求最佳实施效果。

教育实验“要得人”“要有组织”，要建立基地。陶行知认为，教育实验“第一要得人”[54]，即要有懂实验、会实验、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的教育家来主持，那些“凭空构想者”“武断从事者”“不了了之者”[55]是搞不好教育实验的。其次，教育实验还要有组织，依靠团体的力量，大家的智能，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才能做得好。此外，还要建立实验基地，作为实验的场所。他认为实验基地就是实验学校。他对当时没有为“试验教育原理而设的”实验学校很不满，批评说“现在所有的学校，大概都是按着一定的格式办的，目的有规定，方法有规定。变通的余地既然很少，新理安能发现？”[56]他建议，今后凡是师范学校及研究教育的机关，都应当注重实验的附属学校；地方上也应当按着特别情形，选择几个学校，做实验的中心点。他还特别强调师范学校应和附属小学“格外密接”，认为“附属小学不但是实习的地方，简直是试验教育原理的机关。……是‘教育学的实验室’”[57]。

陶行知开展教育实验，首先是找好一批有抱负、有理想、敢于创造、甘于奉献的人来做自己的战友和助手，如晓庄时期的赵叔愚、张宗麟，山海时期的马侣贤、张劲夫，育才时期的孙铭勋，社大时期的李公朴等。这些人是他事业上的同志，生活中的挚友。除了个人，他对团体在实验中的作用也十分看重。早年他从事教育改造运动，便依托中华教育改进社来进行，后来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民主教育等教育改革实验，便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乡村教育先锋团、普及教育助成会、国难教育社和生活教育社等团体，作为他开展教育实验的组织依托。他对教育实验基地的建设也极为关心。他特约许多中小学和幼稚园作为实验学校，从事教育原理的实验工作。他还以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作为其乡村教育、普及教育、人才教育、民主教育实验的实验基地，不断的验证、丰富和发展其生活教育理论。

教育实验应善用科学方法。陶行知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探索或验证真理的科学活动，必须善用科学方法，才能收到成效。

什么是科学方法呢？他提出：“科学方法是有步骤的，是有线索的。”[58]从他所说的内容来看，科学方法包括观察法、试验法、比较法、统计法、测验法等。在他看来，观察法使人“观察愈力，则物感愈众”；比较法能剖析、洞察“古今中外之异同，因果是非之轨迹，同时并观，了如指掌”[59]；统计法“将千万的事实征集起来，分类起来，表列起来，再把它们的真相关系一齐发现起来，然后乃能下他的判断”；测验法“如治病的听肺器一样，可以看出病来。欲知病之所在，非测量不可”。统计法与测验法互相为用，“没有统计，也测不出来；没有测验，也统计不出来。”[60]各种科学方法都是“建设新教育的利器”，各有长短。只有根据不同情况综合使用，才能收到良效。

从事实验者应具备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教育实验是一个探索真理、创造未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未知的事物，也充满了各种困难和阻力。陶行知认为，一个成功的教育实验者必须具备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才能战胜困难，克服阻力，达到预期目标。在他看来，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指对任何问题都要想个透彻，多发疑问，不可武断盲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在进行实验时，要有“数目的观念”[61]，切忌犯“差不多”这个中国人的老毛病。所谓创造精神，就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62]。所谓拼搏精神，就是“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63]“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具百折不回之气概，再接再厉之精神”[64]。

陶行知本人便是具有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拼搏精神的杰出教育家。他在教育实验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力避盲从武断，重视运用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他还敢于探索新事物，每次实验都力求推陈出新，从实验中发现“教育之真理”，“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65]。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都是在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进行的新实验和新探索。尤为难得的是，他一生所开展的各种教育实验，都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面临着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阻力，但他从未犹豫退缩，始终以坚定的信心、昂扬的斗志去迎接挑战，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教育宝库贡献了一份厚重的礼物——生活教育理论。

[1] 陶行知：《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7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 陶行知：《普及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75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 陶行知：《民主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4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 陶行知：《我们的信条》，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6]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4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7] 陶行知：《小学理科——致吕镜楼》，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11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8] 陶行知：《关于科学教育——致庄泽宣》，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9]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9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0] 陶行知：《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1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1]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第15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2] 同上书，第4页。

[13] 陶行知：《全民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54～55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4] 同上书，第555页。

[15] 陶行知：《全民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6] 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4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7]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8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8] 陶行知：《生活教育之特质》，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9] 陶行知：《全民教育》，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0]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 《陶行知文集》，第74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

[22] 陶行知：《小先生》，见《陶行知文集》，第2卷，第63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3] 《陶行知文集》，第7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4] 《陶行知文集》，第78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5] 《陶行知文集》，第7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6] 《行知诗歌集》，第407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81。

[27] 《陶行知文集》，第7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8] 同上书，第751页。

[29] 《陶行知文集》，第75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0] 同上书，第752页。

[31] 同上书，第428页。

[32] 《陶行知文集》，第78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3] 同上书，第753页。

[34] 《行知诗歌集》，第12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81。

[35] 《陶行知文集》，第7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6] 同上书，第753页。

[37] 同上书，第748页。

[38] 《陶行知文集》，第7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9] 同上书，第753～754页。

[40] 同上书，第754页。

[41] 同上书，第754页。

[42] 同上书，第792～793页。

[43] 《陶行知文集》，第75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44] 同上书，第754页。

[45] 同上书，第754页。

[46] 同上书，第754页。

[47] 《陶行知文集》，第75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48] 陶行知：《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59～6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49] 同上书，第60～61页。

[50] 同上书，第94页。

[51] 侯怀银：《陶行知论教育试验》，载《教育科学研究》，1994（1）。

[52] 陶行知：《试验教育的实施》，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1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53] 同上书，第111页。

[54] 同上书，第111页。

[55] 同上书，第94页。

[56] 同上书，第110页。

[57] 同上书，第168～169页。

[58] 陶行知：《教育与科学方法》，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9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59] 同上书，第67页。

[60] 同上书，第295页。

[61] 陶行知：《教育与科学方法》，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9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62] 同上书，第113页。

[63] 同上书，第113页。

[64] 同上书，第95页。

[65] 同上书，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