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曹昱和我说起明恩溥120年前著的那本《中国人的性格》,她说对照那本书看今天的中国人,很多方面性格变化不大,但是有一个方面变化很大,那就是对外国人的态度。当时的中国人“轻蔑外国人”,而现在的中国人则“崇拜外国人”。

所以我先取下书架上的那本《中国人的性格》,看看百年之前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明恩溥说:“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其他民族一样,把他们看作野蛮人,并且用对待野蛮人的方式对待他们。”

首先中国人看不上外国人的服装:“中国人审视我们的服装时,他们觉得一无是处,可供挑剔的地方却也不少,更不用说嘲笑了。”中国人觉得外国的衣服太**,不实用,不得体。

然后是语言:“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这种多不胜多的场合,让中国人备感优越。一个外国人,哪怕会用现代欧洲每一种语言流利地进行交谈,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只要他听不懂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苦力讲的话,这个苦力也会因此而鄙视他。”

“外国人对中国风俗的无知,是造就中国人优越感的又一个原因。”

还有:“普通中国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做的事,外国人却做不到,这就使得中国人看低我们。我们无法吃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无法忍受太阳暴晒,我们无法在拥挤、吵闹和气闷的地方睡觉。我们不会用橹去摇船,不会‘吁、吁’地使唤骡子干活。”

更重要的是:“外国人不能适应和遵守中国的观念和礼仪,……难以用中国的方式鞠一个中国的躬,……举止轻浮,即使有精力,也不会有耐心花上二十分钟,不紧不慢地踱方步……比较一下中国官员与外国来访者的服装、风度、举止:前者是长袍飘逸、行为优雅,后者则是举止笨拙、跪拜生硬。”

即使外国人“在机械设计方面占有优势”,中国人也会认为是奇技**巧。“尽管外国人心中藏着各式各样机械方面的秘密,却完全没有能力欣赏中国道德的伟大。”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我认为有些可能是任何一个民族刚刚遇到很异己的民族的一些自然反应。人的心理,一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于自己习以为常的语言、服装和风俗,人们可能会觉得谁都应该知道。一旦遇到对这些基本的日常的事情都不知道的异族人,就会感到对方很可笑。看到对方奇异的服装,怪里怪气的语言,也会感到很可笑。这里面有一种自大,就是觉得自己的语言服装和习俗是正确的,而别人的好像不大对劲。但是这种自大可能是任何民族都有的,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自恋心理——人人本能地都会认为自己是比别人更好的。

除此之外,才是当时的中国人格外多的自恋。正如明恩溥所说:“中国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受这些民族的奉承。这些奉承虽说是危险的,但因为情有可原,也就十分有效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都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满足自己的要求之时,他们就更深信自己民族不言自明的优越。”我相信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在中国人看来一直是不言自明的。中国人认为道德上有孔孟之道的教导,当然在道德上是更优越的。只有自己是“礼仪之邦”,懂得礼法规矩,这些根据中国人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事情。女人的衣服太暴露,更是不道德的事情。奇技**巧,在中国人看来,是匠人的工作,当然是比较低一等的事情。而只是奇技**巧优越,礼仪上却落后的外国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是“蛮夷”而已。

不过,在这个作者写书的时间, 1890年前后,中国已经输掉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已经占领过北京。因此,中国人的自信已经受到过很大的打击了。但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心里还是不服气,认为这些蛮夷不过是船坚炮利而已,我们大中华的人一旦有了坚船利炮,那还是比蛮夷强太多了。这种又不服气,又的确不得不承认对方长处的矛盾心理,会让中国人格外地要显示对外国人的轻蔑——仿佛一个世家子弟对暴发户说,“你有钱了不起吗?你也就是有几个臭钱而已”。这其实是一种心理补偿带来的比较虚假的优越感。

而实际上在明恩溥写中国人轻蔑外国人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了。这种转变是从官员开始的,他们首先开始重视外国人。外国人不再被说成和看成是蛮夷,而有了一个更中性的名称“洋人”。正因为如此,才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说法。为什么是官先开始转变对外国人的态度呢?原因可能会有很多,我看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官员更了解外国人。官员要和外国人打交道,而多数百姓生活中接触不到外国人。因此,对外国的那些长处,官员是知道的,而百姓未必知道。外国技术的优越,官员比百姓清楚,如果不清楚,外国人会打到让他们清楚。另一个原因和中国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有关,那就是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还是汉族的文人,但国家政治权利的拥有者,却主要是满族的官员。当然也有汉族官员,但是汉族官员的地位相对比较低(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地位比较高的汉族官员了,但是还是低于满族的官员的地位)。满族官员对于中华文明,认同毕竟不像汉族那么高。因此,对汉人的所谓礼义廉耻等道德的优越感,他们也是并不那么在意。满族也很重视礼节、规矩等,但是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的道德品质上,却没有原本汉族那么强调。在面对汉人的时候,满族官员的态度更有“强者为上”的感觉,而遇到比自己还强大的西方人之后,他们也就比较容易转化为更高看他们的心理态度。

多少年过去,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崇拜逐渐增加。民国中,一批精英人物被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些人带来了国外的新的知识和理念,当然,也带来了对外国人更尊敬佩服甚至崇拜的态度。洋人既然是他们的老师,当然他们会或多或少“崇洋”。而这些人物回国后,往往占据了文化界和其他各界的制高点,成为对中国人极为有影响力的角色。因此,崇拜洋人的心态也就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成为更多人的心态。

从心理学角度看,民国时期,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理想化的盲目自信被打垮了。按照心理学规律,当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被打掉之后,往往人的心理会有一个反应,那就是过度地贬低原来被理想化的东西。中国人在文化的理想化被打掉之后也是一样,一些文化界的人会感到中国“处处不如人”。通过教育和传播,这种思想逐渐渗入全社会的潜意识,成为所谓“崇洋媚外”的心态。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外国人的名字“外宾”。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又有了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一度断绝了和西方所有国家的联系。

那时来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其次就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的人。

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当时苏联人是“老大哥”,是中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对象。

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按说大多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去“崇洋”的,但是,实际上这些国家的人也同样得到了中国人的“高看一眼”。出于“联合小国一起反美”的需要,政府也格外重视每个友好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外国人也在中国得到了非常优厚的待遇,成为真正的“外国贵宾”。因此在这时,并没有哪个国家的外国人是不重要的。这样的态度,使得民间也受到影响,中国人进入了对“外宾”高看的时代。

不过,新的变化也在发生。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开放国门,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留学海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中国人和外国人真实的、大范围的相处越来越多,出现了学英语热、出国镀金热。但是,逐渐地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开始更合理,不是盲目崇拜,也不是轻蔑贬低。大家开始区别对待不同的外国人,知道有些是很优秀的,有些也只是国外的混混而已。

因此,有了相对更中性的对外国人的称呼,“老外”。

未来,我想,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心态会逐渐正常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