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刘佛年教授

想起刘佛年教授，在脑海中出现的第一形象是一位谦和的学者，默默地自己在读书，默默地在指导学生读书。“润物细无声”正切合刘老育人的风格。刘老是我国老一辈著名教育家、教育学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大批人才，正可谓桃李满天下。但他却是那样的谦和，那样平易地对待学生，对待青年。正是“润物细无声，桃李自成蹊”。

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北京主持编写《中国教育学》，我曾见过他一面，但当时未能有机会向他请教。“**”以后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想请学者来讲学，想到的第一位就是刘佛年教授。1979年春天，正值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刘老从上海赶来参加会议，我们就把他请到教育系，与一部分教师座谈。我们向他请教，教育系怎么办。他谈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有一条，他认为，从教育系的培养目标（中师教师、教育研究者、教育行政人员）来看，教育系最好招收有过教学经验的教师来学习，应届高中毕业生缺乏教育实践，难以学懂教育理论。当时我还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认为，当过教师往往只是中师毕业生，科学文化知识基础太薄弱，难以胜任将来的教育研究工作。但是后来我越发感到刘老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教育系在“**”后招收的第一、二届学生大多经过知青上山下乡的锻炼，有的当过几年教师，他们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教育理论的学习就比较容易理解，现在他们大多数成了教育理论研究或教育管理部门的骨干。而刚出高中校门的应届毕业生读教育就困难得多。从多年的实践来看，教育系的理论课程最好放到研究生阶段去学习，即在学生有了较宽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有一些教育实践经验再学教育理论会更好些。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接触更多了，或是中国教育学会开会，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审博士、硕士授权点，或是各种座谈会。每次开会他都那样谦和、民主、宽容。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表鸿篇高论，更没有气势压人的霸气，但他轻轻几句话却总是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记得1990年在成都召开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讨会，邀请刘老出席指导。那时他已年近八十，但仍欣然应诺前往。当时会议主题是教育功能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教育除了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外，还应该具有发展人的功能。但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人本主义”，对教育发展人的功能的讨论，大家思想上有顾虑。但刘老却说：谈教育怎么能不谈到人呢？短短的一句话，拨开了大家的疑虑。

1985年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张承先会长提议编写一部教育大辞典，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编纂这样大型的学术性工具书，本应由教育界最有权威的刘老担任主编。但他说自己老了，要年轻一点的人担任，他竭力推荐我来担任。而我深感自己学术水平不高，才疏学浅，不堪胜任，希望他能出任主编，我可以作为他的助手，帮助他做一些组织工作。但他极力地鼓励我，支持我，并对辞典编纂的方针、原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那天晚上讨论到深夜一点钟，我在他的热情鼓励下，终于鼓起勇气承担了主编的任务。在后来十多年的编纂过程中，刘老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大到体系的安排，小到某个词目的释义，我们都会去请教他。可以说，这部大辞典能够顺利出版，是在以刘老为总顾问的所有顾问的关怀下完成的。

刘老治学严谨，他的好学精神，是年轻人的榜样。他虽身为校长，但从来没有忘记读书，没有忘记了解国际教育的新动向。有一年我到华东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资料室查阅资料，发现每本外文书后面都有刘老借阅过的记号，不仅使我惊讶不已，而且从心里产生出一种钦佩之情，同时也感到很羞愧，深感应向刘老学习。

刘老对青年人爱护备至。我们是他的学生辈，但我每次去看他，总把我当客人对待。夫人王老师总要拿出点心来，还要请我们吃饭。有一次我到上海住在上海师大招待所，他与夫人竟然到招待所来看我，送我礼品，使我深感不安。

刘老是我国教育界的学术泰斗，但他虚怀若谷，平易谦和。他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 原载《师表——怀念刘佛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