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董纯才同志

董老（董纯才）离我们而去已快一年了，但他那慈祥的面容，谆谆的言辞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常常激励着我努力奋进。当我在教育科研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有时感到厌倦，想稍事懈怠的时候，想起董老，想起他的教导，就觉得羞愧，便又重新奋起，继续去耕耘前辈未竟的事业。虽然不可能像董老那样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大的贡献，但能够发一点微弱的光和热，才觉得无愧于董老的教诲。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在大学生时代，就读过董老的文章。他阐述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那么深刻，介绍苏联的教育经验是那么详尽，使我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充满信心。当时我想，如能见到董老，和他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将是何等快事。但那时我还仅仅是一个在教育系读书的青年学生，那种想法未免天真。

但是这种愿望居然实现了。这是1979年的春天，也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代表出席了这两个会议，并且作为中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代表，被选进了中国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会。德高望重的董老被全体代表选为会长。于是我就有了机会亲聆董老的教诲。中国教育学会在董老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国老中青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迎来了教育科学的第一个春天，从此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新时期。12年过去了，教育科研已经硕果累累，其中倾注了董老多少心血和汗水，我想他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含笑欣慰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董老的领导下编纂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董老为教育卷的编写费尽了心血。他亲自主持编委会，亲自讨论重点词条。记得1983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编委会讨论“教育”这一重点词条时，董老就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董老经历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领导过新民主主义教育，因此对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有亲身的感受和深厚感情。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宝贵经验和优秀传统，应该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继承和发扬。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主任，曾邀请他到师大做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报告。他的报告受到教育系师生的欢迎。

董老十分支持教育实验工作，他认为没有实验，就没有我们自己的经验。1979年在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上，我曾向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希望重视教育实验的意见书。会后我又找到董老提出要在北京市办一所实验学校的建议。董老对我的建议十分重视，亲自驱车找到当时北京市委以及教育部，商谈创办实验学校的事情。后来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办成，但通过这件事充分说明董老对教育事业的热心，对教育实验的重视。

董老领导我国基础教育工作几十年，对发展我国基础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很早就主张中小学实行“五四三”学制。他认为：小学生的智能潜力很大，现在并未使他们这种潜力充分发挥；小学由五年改为六年没有科学依据，应该继续小学五年制的试验；初中阶段是青少年成长最快的时期，应该加强教育，初中延长到四年，有利于少年的成长，有利于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有利于学习较完善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利于引进职业技术教育。根据董老的意见，我校从1983年开始搞“五四”学制的试验，同时着手编写“五四”学制的教学计划和教材。至今这个试验越来越扩大，已经在山东诸城、烟台，湖北沙市以及黑龙江密山等地扩大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董老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是教育工作者的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董老的精神，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用我们的努力工作来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

[1] 原载《董纯才纪念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