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你们邀请我来参加会议。我与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是有感情的。回想15年以前，1989年你们在大连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成立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众所周知，那时的形势，让有些同志有点害怕。但是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张承先同志还是比较开放，很有远见的，认为应该支持中青年这种合理的要求，中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们。学会就让我来联系这项工作。我也认为，中青年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过去开会，总是老专家占据了讲坛，没有中青年专家讲话的机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的成立就给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讲坛。在研究会成立之前，做了几年准备，每年都由我主持年会，以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为主，也请一些老专家参加，效果很好。1993年就正式成立了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专业委员会，我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就由你们自己组织了，我就没有再参加，但我一直关心你们的研究会，也想有机会参加会议，向中青年学者学习。

来参加会议，总要讲几句话。今天我想谈谈学风问题。学术研究存在一个学风问题。学风是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说过，学风问题实际上是思想方法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学风不能说很好。当然，大多数学者是严谨笃学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学术界弥漫着一股浮躁的功利主义作风。大家只要到书店里去转一转，就知道教育书籍是最多的一类书，真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究竟有多少？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寅恪在哪里获得的博士学位，梁启超说，没有学位；校长又问，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没有著作。校长就说，既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怎么能当大学教授。梁启超说，要说著作，我的著作可算等身，但我这些著作抵不上陈寅恪的几句话有价值。于是陈寅恪就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国学大师之一，名垂青史。所以说，做学问不一定要出多少书，更重要的是要甘居斗屋，甘坐“冷板凳”，真正对一些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创新的见解，急功近利是做不出学问来的。

当前学风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食洋不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西方的学术著作，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食而不化，言必称希腊，则会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解决不了中国的教育问题。现在有许多文章内容确实很丰富，旁征博引，又是海德格尔，又是哈贝马斯，但使人不知所云。许多文章我是看不懂。所以看不懂，主要因为我的水平太低，但作者是不是也有点责任？你写出来的东西至少不深入浅出，不让一般教育理论工作者看懂。恐怕也不排除有些文章连作者自己也未必真正懂得。这就是食洋不化。我不是反对引用国外的理论，更不反对吸收先进的教育理论。但是学习总要消化，化为我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用自己的嘴巴说出来，总不能鹦鹉学舌，让人听不太懂。我曾经讲过，有四种类型的教师，一种是讲课深入浅出，一种是深入深出，一种是浅入浅出，最糟糕的是浅入深出，我认为最好的教师是深入浅出的教师。希望我们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写出来的文章，一般教育理论工作者都能看懂。

第三，要克服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的作风。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理论都是先从实践中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不论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还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讲义纲要》，都是为了解决实际教育问题。但是，我国当前有些学者为了追求所谓学术性，写的著作和论文脱离了教育实际，大谈玄而又玄的“理论”。我不反对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认为应该加强。但是这种基础理论是教育应用理论的基础，而非空谈。我国当前教育中的问题太多了，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去探讨。我希望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多研究一些当前教育问题，从学理上分析教育现象，给广大教师一种理性的启示。

另外，学术研究要提倡讨论争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才能繁荣。研究会开年会，开研讨会都是提供争鸣的平台。争鸣和讨论要心平气和，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宋代淳熙八年（1181）朱熹就曾经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优秀传统。

学术界要讲团结，讲宽容，讲海纳百川。我们要创造不同的学派，但切不可形成帮派。创造学派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繁荣学术。我国教育界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学派，还不能走入世界教育学界之林，这就需要创造有我国特色的教育学派。这个任务就落在你们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肩上。我们老一代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了，要靠你们了。

但不能搞帮派。不要分什么东派西派、南派北派。我们老一代教育理论工作者是很讲团结的。拿我个人为例，我虽然在北师大工作，但受到华东师大刘佛年、瞿葆奎、赵祥麟、张瑞藩等教授的提携和帮助。我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就是刘佛年教授竭力推荐的，而且张瑞藩先生屈尊做我的副主编。其他如河北大学的滕大春教授、浙江大学的王承绪教授、西北师大的李秉德教授等，我都把他们视为老师。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学问，全靠老一辈老师以及同一代的学者帮助支持才做了一点工作。我校王梓坤院士有一次说，一个人成名是“七分成绩三分捧”，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可以说五分成绩都不到，是大家吹起来的，同时身处北京，给了我很多便利条件和机遇。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老一辈学者、同代学者以及中青年学者对我的帮助和信任。我希望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更加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坚持，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努力。

[1] 原载《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