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学习型社会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赫钦斯（R.H.Hutchins），1968年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他出版了《学习型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这本书。此后，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就在国际上流行。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学习型社会提出的背景。20世纪有两大教育思潮对世界教育起了重大影响，一是终身教育思潮，二是全民教育思潮。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两大思潮的由来和它们的影响。

（一）终身教育思潮

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又译“终生教育”，主张教育应贯穿于人的一生，而不是一次就完成。终身教育一词始见于1919年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见于教育文献。1965年12月，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大力提倡终身教育，并于1970年出版《终身教育引论》一书，对终身教育的背景、意义、目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对终身教育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两个文件奠定了终身教育的理论基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终身教育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成为20世纪后半叶各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对终身教育的理解不一，较为普遍的认识是，终身教育乃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它包括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既有正规教育也有非正规教育，既有学校教育也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终身教育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人们把它作为成人教育的同义词，为成年从业人员因生产的不断变革而进行的各种职业培训，后来发展为惠及人的一生的各种教育形式和整个教育过程。《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最初，终身教育只不过是应用于一种较旧的教育实践即成人教育（并不是夜校）的一个新术语。后来，逐步地把这种教育思想应用于职业教育，随后又涉及整个教育活动范围内发展个性的各方面，即智力的、情绪的、美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修养。最后，到现在，终身教育这个概念，从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包括整个教育过程了。”

终身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有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组织的不断变化，并由此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人们不断学习以适应这种变化。正如《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所说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得知识和训练有了全新的意义，使人类在思想和行为上获得许多全新的内容和方法，并且是第一次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

我国对终身教育的认识较晚，我给大家讲一段故事，说一个笑话。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相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恢复我国的席位。1974年我国正式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我作为教育方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根据“**”中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去“反帝反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和联合国大会一样是一个马拉松会议，长达50天（现在为了节约经费，已经缩短到20天）。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在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月以前就集中学习，阅读有关材料。当时我负责教育委员会的材料。教育界就我一个人。那届大会刚好要制定教科文组织中长期教育规划。有关教育的提案有100多条，提案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美等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并要求立项援助。发展中国家很穷，文盲很多，儿童没有受教育机会，要求立项。第二类是发达国家，要求关注青年的失业问题，为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立项。关于成人教育，我还有所认识，如我国扫盲、业余补习学校（职工学校、农民夜校）等。但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成人教育也有所区别。我国的成人教育往往是学历补偿教育，为没有上过学的工农补习文化，达到小学毕业、中学毕业的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主要是岗位培训、继续教育。至于什么叫终身教育，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周围的教师也都不知道什么是终身教育。于是按照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认为，既然终身教育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发达国家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终身教育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于是在分委会讨论时，我就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提案，而对终身教育就置之不理。等到表决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我也不敢反对，因为不了解，只好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还是我国的盟友，其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常常转过头来看我，看我举手他就举手，看我不举手，他也就不举手。

在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在互相交流中，有一位澳大利亚代表问我，中国是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但当时自以为立场很坚定。实际上反映了我自己的闭目塞听，才闹出了这样愚蠢的笑话。

1976年“**”以后，我们才看到前面我讲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委员会1972年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由华东师大邵瑞珍先生等翻译，但直到1979年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全面阐述了终身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深远的意义。

实际上，1965年，法国学者朗格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成人教育大会上就以终身教育为主题做了学术报告。他认为，数百年来，一个人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前半生用于受教育，后半生用于劳动，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教育应是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中继续着的过程，因此，要有一体化的教育组织。今后的教育应当是，随时能够在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刻，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他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终身教育的原则。他说：“人凭借某种固定的知识和技能就能度过一生，这种观念正在迅速消失……现在教育正处于实现其真正意义的进程中，其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宝库，而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个思想一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许多国家都立法推进终身教育，如法国就于1972年立法。

1980年，在准备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高教局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干部举办的教育讲座时，我查阅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发现马克思在100多年以前就有终身教育的思想。马克思说：“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他又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他还指出：“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片面发展的人。怎么能做到全面发展？那就要学习，工人要接受教育，要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工人不仅体力得到发展，脑力也得到发展，才能够适应大工业机器生产的不断变革。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终身教育这个词，但他这些话语中不是包含终身教育的思想吗？因此终身教育不仅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教育思想，而是十分先进的、有远见的教育思想。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并很快流行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因此我把它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思潮。

可惜我们对它的认识可以说落后了30年。我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到终身教育概念的是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随后，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才正式提到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并且两处提到终身教育。

我在想，《资本论》第一卷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时就读过了。在苏联时我又读过一遍，回国以后讲教育学时总要讲到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的论述，也总要引用《资本论》的论述，为什么我就没有读懂呢？现在想起来，这也并不奇怪，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中，看不到生产的变革，不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意义。例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还提到：“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我当时就不理解，党教育我们一辈子在一个岗位上做一个螺丝钉，怎么可以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发生革命性转变，许多工人下岗转业，才真正体会到大工业生产的变革，并由此而造成的大批工人下岗流动。下岗工人再上岗就必须重新学习、参加职业培训，这不就是终身教育吗？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进入了学习化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才能使个性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终身教育向终身学习的概念发展。终身学习更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和主体性。终身学习已经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一部分。

终身教育的思想也是在发展的。开始只是一种理念，在实践中人们也常常把它与传统的成人教育联系在一起；后来逐步认识到它的深远意义，把它扩展到整个教育，直到后来它演变为终身学习的概念。终身学习更体现了学习者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学习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的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全民教育思潮

1990年3月5日至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泰国宗滴恩召开了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有162个国家和地区、31个政府间组织、135个非政府组织的1350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两个主旨文件，提出在20世纪末要达到三大目标：（1）改善和普及初等教育，使世界80%以上的14岁青少年的文化水准达到国家规定水平；（2）世界成人文盲率降到1990年的一半，使男女识字率相等；（3）为青年人和成人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开设扫盲班、技巧训练班和其他专业课，以满足他们不同类型的学习需要。

基本学习需要包括人们为生存，为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为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为充分参与发展，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为做出有见识的决策，以及为继续学习所需的基本学习手段和基本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

全民教育大会的核心是教育的民主化和普及化。会议推动20世纪末各发展中国家的普及教育，特别是九个超亿人口国家的教育普及。我国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参加了会议，我国是签字国之一，承诺20世纪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表了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即（1）学会求知；（2）学会做事；（3）学会共同生活；（4）学会发展。报告认为：“终身学习是打开21世纪光明之门的金钥匙。”

我国的学习型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