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研究比较教育需要精通外语，最好能掌握多种语言，才能收集第一手材料。但是学习外语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非常困难。我自己也有这种体会。我小学和初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占领下过来的，本来可以很好地学习日语，但因为对日军的仇恨，我们在上日文课时常常逃学。没有想到后来会与日本朋友密切交往。自1980年至今，我已访问贵国二十多次，但不能用日语和朋友们交流，实在感到多有不便。

我的英语也不好，虽在中学时代学过，但在苏联读大学时主要学俄语，所以也把英语荒弃了。这对我后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影响很大，使我不能对比较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在当今国际化时代，外语学习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课程。我国长期以来外语教学也不尽如人意。一是师资缺乏，二是方法陈旧，学生到中学毕业，外语还不过关，或者是只会阅读，不会对话，我们称之为“哑巴英语”。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特别重视外语教育。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家要求小学就要开设外语课，全国小学一般从三年级开始开设外语课，发达地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开设外语课，课时逐年增加。许多学校都聘有外籍教师，直接用英语授课。同时在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中，外语是必考科目；研究生考试也必须考外语。通过一系列强化措施，再加上外语师资水平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近年来学生的外语水平确有提高。当然从全国范围来讲，发展也不均衡，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就比较差。

近些年来国际交往频繁，学生间的来往交流，如夏令营、冬令营等各种形式的交往，都给外语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想，学习外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外语环境，要能够应用练习。如果学了不用，很快就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经学过两年德语，但因为“**”就中断了，以后就都忘记了。所以要让年轻人与外国人多交往、多应用。

池田

听到您介绍贵国外语学习的情况，竟然和日本的情况如此相似，我感到意外。一般来说，日本中学生会花许多时间在英语学习上，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许多学生即使能够阅读英文，但在实际的听说方面还是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小学也进行英语教育，以图改善现状。也有许多关心孩子外语学习的年轻家长在孩子很小时就开始通过去私塾等方式给予孩子学习外语的机会。但国内担心早期外语学习影响母语学习的声音也不少。只是在国际化加速的时代，与外国人顺畅交流的能力显得不可缺少，更何况是想要培养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人才呢？正如顾先生指出的那样，提供“使用外语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日本是岛国，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少。常常有人指出由于日本人缺乏语言的使用环境，所以无论如何努力学习，语言能力也难以提高。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许多大学进行了新的尝试。1999年，创价大学成立了“世界语言中心”。在这里，日本人和留学生原则上不用日语，而是通过英语、汉语等各种语言进行语言学习和异文化理解。当然创价大学向世界各国派遣的留学生也有很多，特别是我们与贵国的许多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开设了双学位课程，这是一种可以同时获得北京语言大学和创价大学的学士学位的项目。通过两年的留学经历，学生们的语言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今年（2011年）春天，我们已经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

另外，美国创价大学还设有向西班牙语、汉语、日语三种语言圈派遣三年级的留学生的项目。学生不是纸上谈兵地学习，而是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下生活，通过与当地人和当地文化的直接接触，在实践中习得语言。这一项目在学生中大受好评。

令人欣喜的是，在创价大学迎来的贵国留学生中，竟然有能用比日本人还流畅的日语进行翻译的学生。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来日时，中方的翻译和我的翻译都是创价大学的毕业生，这使我们可以借机重温故交。[80]

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也在不断改变之中。教育方法也不能够蹈袭原有的了，还需要根据学生的希望提供新的课程。开创未来的使命落在学生身上，我们有责任为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丰富他们的心灵而不断地创造和努力。

[1] 本章内容曾刊载于《东洋学术研究》第49卷第2号、第50卷第1号（2010年11月、2011年5月）。

[2] “羊虽千匹，不及狮子一头。狮子至，则羊即逃遁。与其有成千臆病之小善人，不如有一有勇敢之善人可成就大事。人才者，非数量也。”辻武寿編『牧口常三郎』第三文明社、27頁。

[3] 参见第一章第七节。

[4] 『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3、29、34頁。

[5] 第一篇第二章「教育学の価値的考察」の四。『牧口全集』第五卷、27頁。

[6] 参见第一章第六节。

[7] 第二卷·第三篇「価値論」第五章第一節。『牧口全集』第五卷、325～326頁。同篇第一章の一。同書214頁。

[8] 馬越徹『比較教育学——越境のレツスン』（東信堂）等文献。

[9] 胡昌度（1920—2012），中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大家。1962年至198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后为名誉教授。著有China：Its People，Its Society，Its Culture （《中国：人民、社会与文化》）和Chinese Education under Communism（《共产主义下的中国教育》）等。

[10] 平塚益德（1907—1981），教育学家。曾任九州大学教育学部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部教育局局长、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等。著有《平塚益德著作集》全五卷、《平塚益德讲演集》全三卷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在1990年为纪念第一任会长平塚益德的业绩，设立了以奖励青年研究者为目的的“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

[11] 『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35～238頁。

[12] 邓小平（1904—1997），中国政治家。1978年，他提出了至今仍在坚持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两次会见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1974年12月和1975年4月，均在北京）。

[13] 列奥尼德·赞科夫（1901—1977），苏联教育心理学家，以研究残障儿童、低学年儿童为专长。主要研究记忆与发展的关系，提出的教学法（发展性教学法）旨在促进全班所有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智力、情感、意志、素质、性格、集体主义等的发展。瓦西里·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其半生都在乌克兰的乡村中学当校长，致力于将所有的学生培养成为能为美所感动，享受求知的乐趣，拥有自信心、自豪感和自尊心，合群乐群的人。为了实现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他与学生一起到森林和原野中去，在飞鸟、蝴蝶、云与风之中发现自然的秩序与合理性，在实地中确认教科书中抽象的原理。学生则把自己的感想画成画或编成童话互相展示。苏氏还通过制作肥料、饲料以及手制交通工具模型等将认识世界（学习）与改造世界（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应致力于将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和谐教育”。其著作《把心献给孩子》等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让·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为了解人的智力及思维的发展过程，用临床方法对儿童的语言、世界观、因果关系认识、空间概念、判断与推理、道德判断、数与量的概念等进行了研究，其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理论”非常有名，使发展心理学得到划时代的发展，对教育学、哲学、生物学、数学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杰罗姆·布鲁纳，美国心理学家。1915年生。以提倡“发现学习”而著称。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这一“斯普特尼克冲击”袭击美国，使美国开始重新审视科学和教育，并于1958年制定《国防教育法》。1959年，布鲁纳当选为讨论改进教学方法的伍兹霍尔大会主席，大会在他的主持下，以最后报告为基础出版了《教育过程》一书。该书提出，要重视学习内容的“结构”即“事物之间联系的方式”，发现此前所未能发现的各种关系结构会带来发现的喜悦，并成为对自我能力的自信，从而进一步唤起学习兴趣。因此应设计引发学生兴趣的有魅力的课程，因为对学习材料本身的兴趣才是最好的激发动机的方法。其结论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无论学科的基础如何，无论哪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通过某种形式都是可教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教学理论”。他认为除了分析性思维以外，直观性思维也很重要。布鲁纳认为个人需要和动机激发对知觉亦有重要影响，这一新观点心理学（new look psychology）也很有影响。本杰明·布鲁姆（1913—1999），美国心理学家。其掌握学习理论（masterly learning）认为几乎所有学生（95%以上）可通过一定的方法完全掌握学习内容。如果不能习得则非因为个人素质，而是没有在学习上花费足够的时间，如果不能通过学习过程中的测验（形成性评价）达到学习目标，可以进行再学习、补充学习或通过个别方式进行学习调整（如调整教学方法或调整学习基础），如此进行集体教学和个别指导的反复。布鲁姆认为，以往认为全班只有几分之一的学生能够完全习得学习内容是一种固定观念，它使学生学习意愿下降，压抑学生和教师的能力。范例教学法是1952年在西德举行的图宾根会议提出来的。这种教学方法要求从学科的本质性内容中精选出教材，并通过深入学习这些内容，使学生掌握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学科结构。在战后的西德，“教材的过度供给”造成了学生学习意愿的下降，图宾根会议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而召开的。会议的观点是：与其不断地扩充教材，不如将教学内容的本质彻底地挖掘出来；考试时，与其考对固定知识的记忆，不如以增进理解力为目标。有学者指出，会议关于“过剩的填鸭式教学导致精神窒息，教育要恢复人的生命力”的观点与存在主义教育是密切联系的。范例教学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挥了世界性影响。

[14] 引自『中国の人間革命』（1974年、毎日新聞社刊）中所收录的「大河のごとレ』。『池田全集』第百十八卷，29頁。

[15] 『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99頁。

[16] 前掲『対話の文明——平和の希望哲学を語る』186頁。

[17] 周敦颐（周濂溪，1017—1073），被朱熹称为“宋学之祖”。宋学（宋明理学、新儒学）离开训诂注释而对古典进行主观解释，哲学地将其体系化，重视成为圣人的实践。周敦颐还主张所有人皆可成圣人。程颢（程明道，1032—1085）与程颐（程伊川，1033—1107）兄弟是他的弟子。兄如“春风和气”，弟如“秋霜烈日”。兄通过直观把握万物一体的“理”（即自然之根本），而弟则将其理论化。两人并称“二程”，其诗文、语录在明末被辑为《二程全书》六十八卷。杨时（1053—1135）师事“二程”，其弟子罗从彦（1072—1135）又教李侗（1093—1163），朱熹是出于李侗之门。张载（张横渠，1020—1077）也曾与“二程”相识并拜于门下，他主张无形之“太虚”与有形之“万物”都是气之变化，主张“气—元”说。参见第五章第三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为学大要篇九五）中的最后一句，在日本因出现于天皇的《终战诏敕》（即“投降诏书”，或称“玉音放送”）之中（“欲开万世之太平”）而有名。周敦颐、程明道、程伊川和张载四人被称“宋四子”。朱熹和吕祖谦（1137—1181）又从他们的著作中精选出六百二十二句编成《近思录》（1176年），共十四章。在日本，《近思录》成为朱子学的基础而被广泛阅读。

[18] 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19] 关于科举制的起源，学术界说法不一，此处取范文澜的说法。

[20]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中有“里”和“乡”。通常一百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乡（也有其他说法）。“乡举里选”是指地方责任人（乡的责任人一般是“三老”）推荐乡和里中的人才，进而从中选拔官吏的体制。西汉时期，汉武帝要求郡的长官须每年均推荐一名有德者，以利于选拔人才，这便是汉代察举制度。人才评价的科目起初包括孝廉、贤良、方正、直言、文学、计吏等，后来逐渐发展为主要重视“孝廉”。察举制本是发掘人才的制度，但推举者是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因此被推举者与推举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关键，推举者与被推举为官吏的人形成了持续的互利关系。为消除这种弊端，做到选拔的公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将人才分为九个层次序列。这一制度旨在将人才选拔变地方主导为中央主导，将人事标准由道德为主改为能力为主，但始终难以避免先推荐再选拔这一体制因素，因此隋代以后被比较公正的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代替。

[21] 引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黒川洋一編『杜甫詩選』岩波文庫、28頁以下。

[22] 《鲁迅全集》第一卷，2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3] 《儒林外史》是中国清朝时期的白话长篇小说，作者为吴敬梓（1701—1754），共五十回。“儒林”即儒者圈、儒者的世界。小说对科举制度的矛盾、它所导致的悲喜剧、读书人的腐败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因此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小说并无不变的主人公，而是由很多逸事构成的“连环体”。顾明远先生所说的是其中“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头发白了也还是一介贫穷的书生，总被岳父奚落。五十四岁时终于考中“秀才”，但却未能当上相应的官。为了考“举人”，他向岳父借前往考场的路费，虽又被责骂，但他一举考中。结果范进却高兴得精神失常，被打后才恢复正常。岳父在他中举后态度—百八十度大转弯，表扬他以前就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中国古典文学大系43 儒林外史』稲田孝訳，平凡社刊の「第三回』26頁以下。

[24] 後藤末雄『中国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2』矢沢利彦校訂、平凡社·東洋文庫、182頁。勒纳尔（1713—1796），法国启蒙思想家，文艺记者。著有《两印度史》（全称为《欧洲人在两印度的殖民与贸易——哲学的政治的历史》，共十九篇，1770年）。该著作详细介绍了非欧洲地区的文物、地理、历史与文化氛围，并通过这些考察反思欧洲社会。当时该书成为畅销书，但因书中包含对宗教狂热和专制主义的批判而成为禁书，勒纳尔自己也为避免逮捕而逃亡。他是为法国革命做准备的一位思想家。

[25]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1841），德国教育学家，被称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在其《普通教育学》中，提出对教育目的的伦理追求和对教育方法的心理学追求。即教育的目的在于品性的陶冶，为此需要“教学”（智育）、“训练”（德育）以及对此两者的相关条件进行调整的“管理”。其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包括经济的、思辨的、审美的、同情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兴趣等），培养学生积极追求这些兴趣的人格，从而将被当作教学手段的“兴趣”，成为了教学的目的。他还要求教育不被政治利益所左右，认为教育只有是每个人为了自己陶冶品格才是对国家有益的。赫尔巴特的学说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弟子齐勒尔（1817—1882）、赖因（1847—1929）等人还发展出了赫尔巴特学派。去德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学习了赫尔巴特的理论后，回国宣传赖因的五段教学法（预备、提示、比较、总结、应用），给予明治时期的日本教育界很大影响。赫尔巴特理论又经日本传到中国，赫尔巴特学派一度在中国教育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26] 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95頁。

[27] 夸美纽斯（1592—1670）生于捷克，被誉为“近代教育学之父”。他提出存在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教育，在其著作《大教学论》的开头，他就表示要揭示“向所有人教所有事的普遍的方法”。他非常重视观察实物的直观教学法，也考察了根据自然秩序和儿童成长过程进行教学的方法。他经历了宗教斗争和三十年战争的苦恼，认为要实现世界和平除了正确的教育以外别无他法。这一思想也反映到现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当中。裴斯泰洛齐（1746—1827）在卢梭的影响下，在瑞士各地为孤儿和贫穷儿童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认为智能、身体、道德的和谐发展是教育的目的，为此就应通过小麦栽培、纺织等手工劳动来使孩子全面发展。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介绍过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尔》和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等（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96頁）。

[28] 收录于「随感録六十六、生命の路」伊藤虎丸訳、短評集『熱風』。『魯迅全集』第一卷、学習研究社、449～450頁。

[29] 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30]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作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在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领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在认识论上，他认为除了天生的缺陷，概念和真理都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工具主义），同时每种观念都需要通过贯彻它的行动的有效性来检验真伪（实验主义）。杜威重视儿童生活经验的教育理论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31] 陶行知（1891—1946），1914年自费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1916年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教授。他为组建新教育团体“新教育共进社”（1919年）、“中华教育改进社”（1921年）做出了贡献。1923年，他离开大学，在北京以“平民教育推进社”为基地进行平民教育活动。他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故为培育农村小学师资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年改称晓庄学校）。他始终致力于中国的民众教育和农村改造事业，毕生进行生产教育的实验，并在战时创建了孤儿学校等教育机构。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见第四章第一节），提出了“小先生制”（让学龄儿童做老师，教那些不识字的孩子与成人）。他作为诗人也很有名。

[32] 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写了他亲眼所见的中国形势，并说看到有很多青年人参与其中，这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这里孕育了中国的新文化和新社会。杜威还给美国的The New Republic和Asia杂志投稿，多次发表对中国的评论，这些评论多收录于其著作Characters and Events（共两卷，1929年出版）之中。杜威在评论中说，“五四运动”“意味着中国从被动的接受状态向积极的攻击状态转变”（《中国学生的反叛》，The New Republic，1919年8月6日）。他还呼吁世界重新认识中国（G·ダイキューゼン『デューイの生涯と思想』三浦典郎·石田理訳，清水弘文堂，296頁以下），他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中国这样，成为值得研究、预测、考察和思索的知识背景。”（《年轻的中国与古老的中国》，Asia，1921）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竹内好这样写道：“‘五四运动’时，学生们游行的时候口袋中还带了洗漱用具，这让杜威非常感动。他看到学生们都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所以评价说，从学生运动中，看到了新精神和新时代的萌芽。”“杜威当时说，表面上先进的日本很脆弱，不知何时就会散架。中国的现代化是内发的，也就是根据自身的要求而产生，所以是强固的。在1919年的时候杜威就这样预测。”（「方法としてのァツァ』，『日本とァツァ』ちレま学芸文庫，453頁。）

[33] 克伯屈（1871—1965），杜威的弟子，他的“项目法”（project method）是对其师经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具体化。他主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提出、计划和实施对自己有价值的体现所有精神的课题，通过学习这些课题，不仅掌握知识与技能，而且形成自我控制力，即会判断、关注和实施那些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其理论不主张强制，而是重视学习的内发性。在中国经俞子夷（1885—1970）等人的介绍，曾在江苏省进行实验。杜威访华后，中国的教育者均有学习将所学的杜威理论具体化的方法的极大热情。1927年3月，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等人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克伯屈访华，克伯屈在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地进行了演讲。克伯屈的思想在大正时期也曾介绍到日本，至今仍对在暑期等长假期中进行的“自由研究”和“综合学习”具有影响。帕克赫斯特（1887—1973）的“道尔顿制”是根据学习内容的难易准备课程，学生每月学到哪里都会根据学生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来决定，学生要和教师签订“学习契约”，由学生自主执行。在这种“个别学习”的同时，学生们还要互相介绍自己的学习进度，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其目标是培养“以自我责任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帕克赫斯特作为小学教师曾在偏僻地区的学校教授复式班级，曾苦于不知如何指导年龄和学习基础各不相同的孩子，道尔顿制就是她开发并不断改良的教学方法。由于这一方法是在马萨诸塞州

[34] 道尔顿的学校开发的，故得此名。在中国，舒新城（1893—1960）曾在学校中做过实验，1925年帕克赫斯特本人也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而访华，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采用道尔顿制的学校遍布八个省。帕克赫斯特也曾数次访日，对日本大正时期的自由主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创价教育学体系》中，对于“项目法”和“道尔顿制”也多有介绍。

[35] 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03頁。

[36] てい談「人間教育ヘの新レま潮流ーデューィと創価教育一』。教育月刊誌『灯台』（2009年12月号—2011年7月号連載。）

[37] 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3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38] 胡适（1891—1962），1910年留学美国，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主张废除难懂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前往美国，1957年回到台湾，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也非常著名。蒋梦麟（1886—1964），1908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杜威，在杜威访华的1919年，与陶行知等人一起联合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成“新教育共进社”，创办《新教育》月刊，并任主编。1920年初推动教育改革运动，后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努力促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内迁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移居台湾。

[39]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1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40] 朱其慧（1876—1931），熊希龄（1870—1937）夫人，社会活动家。曾致力于创办救助受灾人士、孤儿、贫困人士的香山慈幼院（1920—1948）。晏阳初（1890—1990），识字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人。1916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1918年渡法，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持联合国后方而输出到欧洲的中国劳工担任翻译和救助工作。这些“苦力”通过识字教育学会了给家里写信，这一变化也感动了晏阳初，他感受到“苦”中有“力”，从此决意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于1920年归国，并先后创办多所平民学校，领导了平民教育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移居台湾，其后定居于菲律宾。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社成立后，朱其慧任理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陶行知任理事会书记。

[41] 伊万·安德烈维奇·凯洛夫（1893—1978），苏联教育学家。莫斯科大学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1946—1967）、教育部部长（1949—1956）等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主张是教育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他编写的师范大学教科书《教育学》指出，教育与政治是不可分的，应该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服务。他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受到教育界的热烈追捧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也随之树立了教育为党的路线服务的观念。凯洛夫的“五段评价法”对学生成绩与表现的评价分为1分（差）至5分（优），这也被引入中国。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对立的，因此中国也开展了对杜威教育学的批判。但随着中苏对立，凯洛夫的理论又作为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而遭到否定。

[42] 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38～244頁。

[43] 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是综合开发学生的个性与人性的教育。详见第四章，特别是第四章第三节。

[44] 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45]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对查理的专制和农奴制的非人道予以了强烈的批判。1862年被捕，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其间著有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以渴望独立与自由的女性巴甫洛芙娜为主人公，描写了民众的悲惨现实，并预示反抗专制的新人即将诞生，从而鼓舞了革命。此书虽遭禁，但不久就在社会上流传六百万部，列宁非常喜欢这部著作，甚至自己也写了一本同名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契诃夫（1860—1904）、普希金（1799—1837）、列夫·托尔斯泰（1828—1901）都是沙皇时期的文学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1905—1984）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在俄国南部的家乡顿河地区从事写作，描写了在激**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中受苦的民众生活，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短篇小说《人的命运》等，于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池田大作先生1974年9月16日曾在肖洛霍夫莫斯科的家（位于一个公寓楼的四层）中与其会见。那时肖洛霍夫在老家的村中疗养，但仍专程赶回莫斯科与池田先生会见。特列季亚科夫画廊（1856年开馆）是俄罗斯美术宝库，藏有包括古代俄罗斯美术作品在内的美术作品，从11世纪到现代的作品总计13万件。

[46] 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224～22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47] 『創価教育学体系』第三卷·第四篇『教育改造論」第六章（乙）第一節「教育研究所の価値』『牧口全集』第六卷、132頁尔から。前掲『牧口常三郎箴言集』137頁。

[48] 森本達雄訳「モケァ」。『タゴール著作集』第二卷（詩集Ⅱ）、第三文明社、116頁。

[49] 日本教育史的主要文献还包括：梅根悟监修·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世界教育史大系1日本教育史I』講談社，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の研究』玉川大学出版部，斉藤昭俊『日本仏教教育史研究一上代·中世·近世一』国書刊行会，海後宗臣『日本教育小史』講談社，井上光貞他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 律令』岩波書店。

[50] 前掲『日本教育小史』25頁。“才”指学问与才艺。“容貌”不仅是指面容，而且包括整个人透出的教养与品格。如《真假鸳鸯谱》（「とりかヘばや物語」）中，称赞主人公之一的若君（其实是姬君）时，说“才贤……其琴笛之音响绝天地之态乃世所稀有。读经、唱歌、诵诗之声……御才与容貌均优，故而传世。”（『新编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39 住吉物語 とりかヘばや物語』小学館，174～175頁）

[51] 法門申さるべ专様の事」、『御書全集』1272頁。括号内为注记。

[52] 关于镰仓幕府的成立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1180年说。源赖朝在与其祖先有因缘的镰仓建立居所（大仓御所），设立统率关东武士的侍所，他被称为镰仓殿（武士集团的代表）（东国支配权的确立）。2.1183年说。朝廷保证赖朝从东国（东海道、东山道）的庄园和公领地获得官物和年贡（朝廷对东国支配权的承认）。3.1184年说。设立负责行政的公文所（即后来的政府），设立了负责司法的问注所（行政、审判机构的设立）。4.1185年说。平家灭亡，在各国设立守护、地头职，获得任免权（全国性军事、警察权及平氏旧领地支配权的获得）。5.1189年说。消灭奥州藤原氏（对抗武家势力的消灭）。6.1190年说。赖朝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此为律令制中常设武官的最高职位），后来很快辞职。开设政权机构得到公认（统治机构合法性之取得）。成为日本国惣追捕使，取得各国惣追捕使的任免权。成为日本国惣地头，获得各国地头的任免权。7.1192年说。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对全国武士的军事指挥权得到公认）。8.1221年说。胜于承久之乱（掌握治天权，完成对全国特别是对西国的支配），幕府分阶段地不断形成并最终确立。诸说之中，看重1185年设立守护、地头的学者为多。

[53] 前掲『日本仏教教育史研究一上代·中世·近世一』、89～90頁。

[54] 如井原西鹤（1642—1693）的《日本永代藏》（卷五之四）中便这样写道：“如公家应善敷岛之道（即作和歌），武士应善弓马之道，町人应善细致之算用，如称量不差秋毫那样精于簿账。”谷脇理史他校注·訳『日本古典文学全集40 井原西鶴集三』小学館、229頁。

[55] 在甲午战争以前，清朝的北洋舰队规模东方第一，有定远、镇远等七千吨级的当时世界最大级战舰。但炮弹等装备较差。日军则主要是巡洋舰，但新式舰的速度、舰队的运动、炮击的速度与准确性都较清军要好，故取得胜利。

[56] 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的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9月21日（农历八月六日）约一百天内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年为戊戌年，故称“戊戌新政”或“戊戌变法”。变法是“变成法”之略，成法即为祖宗以来的政治模式。变成法即改变政治制度等在内的整个国家体制，致力于实现现代学制、军制、议会制度、运输通信、农工商的振兴等。此前，中国曾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推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清朝失败，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也凸显出来，更为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变法因反对派发起反击，西太后（1835—1908）发动“戊戌政变”而失败。支持改革的光绪帝（1871—1908）被幽禁，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等逃往日本。主张君主立宪的改革派中的谭嗣同（1865—1898）等六人被处死。

[57] 森有礼（1847—1889），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文部大臣（1865—1889），发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这句话引自森有礼向阁议提出的教育意见书，该意见书指出：“人民护国之精神、忠武恭顺之风，亦为祖宗以来渐磨陶养，尚未至于堕地，此为一国富强之基，乃无二之资本、至大之宝源。”（「閣議案」、『森有礼全集』第一卷、宣文堂書店、345頁）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本国的富强，要通过国民教育培养爱国心作为士气，并以此修学磨智，进于文明，促进生产，克服障碍，加速国势之进步，他认为培养这种精神力量的最大资源就是日本人民自古以来的“护国精神”与“忠武恭顺之风”。森有礼在文部省对直辖学校的校长所做的演讲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为了国家的教育”的思想：“各学校在学政上非为学生其人，乃为国家，对此应始终铭记。”“从事学问教育之职，其本尊即在国家，以国家为本尊之心志浅乏之人，没有作为教育职员的资格。”（明治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同全集同卷、663頁）

[58]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陶冶道德品性，而这些品性由五种理念所引导，即支配自我的“内在自由”与“完整性”理念和支配与他者关系的“好意”“正义”与“公平”理念。但这种个人主义的赫尔巴特理念引入日本时被赋予了国家主义色彩。对此，牧口常三郎在《创价教育学体系》中写道：“有国民才有国家，有个人才有社会。个人的生长与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的繁荣、丰富与发展，相反个人的缩小即令国家衰微，令其势力减退。”（第二篇「教育目的論」、『牧口全集』第五卷、114頁）表示他一贯反对“为了国家的个人”的思想。

[59] 『牧口全集』第五卷、8頁。

[60] 参见第四章第一节。

[61] 阿倍仲麻吕（698—770）在唐共三十六年，于753年被许可回国，当时许多诗人为他写了送别诗。包佶、赵骅、王维的诗都已收录于《全唐诗》。其中王维的诗也被收录于《唐诗选》，其《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最为有名。秘书晁监即晁姓秘书监之意，因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晁衡（亦作“朝衡”）。秘书监是阿倍仲麻吕的官职，是宫廷中秘书省（图书馆）的长官，据推测此前他也做过与文字相关的官员，因此与诗人交友甚多。阿倍年轻时（二十七岁左右），储光羲曾赠诗，题中说：“贻洛中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这里说的朝衡任“校书”，指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即皇太子的图书管理员，负责图书的校正、刊行与保管。阿倍本身作为诗人也得到了认可，他在归国之际送给友人的诗《衔命还国作》也被收入《全唐诗》。送别阿倍后，李白又听说阿倍在归国途中遭遇海难而死，便写了《哭晁衡》表示哀悼。当然这是误传，阿倍的船漂到安南（越南）后，阿倍放弃回日本而最后回到长安。有的学者认为他与杜甫也相交至深。

[62] 菩提仙那（Budhisena，704—760），奈良时代的渡来僧。出身于印度的婆罗门，年轻时入唐，传说在中国五台山感受到文殊菩萨的灵验。在长安遇遣唐使，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与佛哲（邑国即现在越南出身）和道璿两位僧人一道于736年（天平八年）来到日本。受到行基（668—749）等人的欢迎，进入平城京的大安寺指导弟子。751年（天平胜宝三年）成为僧正，第二年开始担任东大寺大佛开眼供养的导师。也被称为婆罗门僧正、菩提僧正。

[63] 朱舜水（1600—1682），出生于浙江的儒学家。在明朝覆灭清朝建立的激**时代为复明而奔走，但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于1659年逃亡至长崎。安东省庵（1622—1701）听说他的大名后，也来到长崎并成为他的弟子，六年间将自己微薄俸禄的一半献给老师。朱舜水1665年成为水户藩的宾客，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将朱舜水邀请至江户，亲自施以门第之礼。后来朱舜水也常去水户，重视大义名分的他以“尊王攘夷”史观对于水户藩的重要事业《大日本史》的编纂方针以及“水户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朱舜水自己也始终秉持“拥戴明室之文明（即中华），攘除满洲人（清室）的夷狄”的大义名分，一生为反清复明而斗争。朱舜水在分析日本南北朝史时也以南朝为正统，还给为保护天皇而与东国武士的“夷”而战斗的楠木正成（1294—1336）写了表彰文。朱舜水死后，光圀根据朱的评价在楠木正成墓（位于现在的神户市湊川神社内）上刻下“呜呼忠臣楠子之墓”。通过赖山阳（1781—1832）编写的《日本外史》，楠木正成也成为勤皇的象征，这种观念与当时主张尊王攘夷的水户学的普及相得益彰，给幕末史带来了很大震动。

[64] 经学，即研究和注释儒教圣典“四书”“五经”的学问。“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为《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

[65] 嘉纳治五郎（1860—1938），日本的柔道家、教育家。为讲道馆柔道的创始人，为日本首度参加奥运会（1921年，斯德哥尔摩）和日本体育的振兴做出了贡献，被称为“日本体育之父”。是大日本体育协会（现为日本体育协会）创始人、第一任会长。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亚洲委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筑波大学）校长。创办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

[66] 秋瑾（1875—1907），清朝末年女革命家、诗人。1904年，离开丈夫和孩子独自留学日本，在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会学习。后在实践女学校学习教育学和看护学（一度归国后再入学）。1905年9月，参加孙文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成为浙江省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同年11月，日本政府强化了对清朝留学生的管理，引起留学生的反抗。罢课运动开始后，秋瑾主张全员回国。她本人回国后，创办了杂志《中国女报》，推动女性解放运动。她在浙江省绍兴开办大通学堂以作为革命据点，并组建“光复军”，但其起义计划遭叛徒告密，秋瑾被捕，于1907年7月，以31岁的年龄被处斩首。秋瑾的死刑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怒，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清王朝在秋瑾死后四年倒塌。鲁迅作品集《呐喊》（1923年）收录有以秋瑾为原型的小说《药》。夏衍创作的戏曲《秋瑾传》（1936年）于1983年被搬上银幕（谢晋导演的《秋瑾》，曾在日本公映，译名为『炎の女·秋瑾』）。

[67] “（光绪）新政”，1901年以后由慈禧主导的政治改革。它是清朝最后的改革，亦称“清末新政”。戊戌变法（1898年）之后光绪帝一直被幽禁，因此并非光绪主导的“新政”，只是光绪年间（1875—1908）的“新政”。新政具体包括教育改革、新军创设、殖产兴业等，是戊戌变法的翻版。义和团事件（1900年）后，列强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新政正是在这一危机下进行的，包括禁止缠足的法令（1902年）在内，新政颁布的各项法令加速了现代化。1905年，在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清政府更加速了改革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1908年公布《宪法大纲》，并承诺在九年之后开设国会。但1908年光绪皇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三年后的1911年，清朝的命脉因辛亥革命而断绝。

[68] 钱曼倩、金林祥：《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60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69] 在“光绪新政”开始后不久的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第一个现代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因当年为农历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但因反对者众而未能实施。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对其进行了大幅修改，并于1904年1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才成为真正实质意义上的第一个现代学制。当年农历为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模仿日本的学制，由从初等教育到大学教育之“正系”（纵向，即各级）和普通、师范、实业等各校的“旁系”（横向，即各类）构成。这一学制特别强调义务教育，也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的口号。与1872年（明治五年）日本的《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即《学制》序文）所提之“自今以后……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相类似。癸卯学制规定，设初等小学堂，满七岁入学，不入学者父母将受惩罚，府、州长官也将被追究责任，但实际中初等小学堂的数量和入学学童数均未能很快增加，这是因为当时资金不足，社会对教育的必要性也缺乏意识。此外，虽然教育的形式现代化了，但内容依然重视经学即学习“四书”“五经”。该学制学习时间长，仅初等教育就需九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此外，当时科举尚存，所以癸卯学制是基于“中体西用”的思想，即以中国传统的学问为根本来使用西欧的科学技术，故有其局限。

[70] 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71] 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72] 松本龟次郎（1866—1945），日语教师、日本语言学家。生于静冈县。在1902年供职于佐贺师范学校时，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方言辞典《佐贺县方言辞典》。第二年，受嘉纳治五郎的邀请，到接收清朝留学生的弘文学院任教。该学院最早的留学生中就有周树人。他在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会上对秋瑾进行过日语的个人指导，秋瑾死后，他曾去中国扫墓。松本热心于日语教育，编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教科书。1908年，松本龟次郎接受邀请成为北京的京师法政学堂（后为北京大学）的教习，于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回国。当时弘文学院曾一度关闭，中华民国成立后又重新开学招收中国留学生，松本又接受邀请到日语讲习会授课。后来学员增加且超过学校容量，于是两国人士于1914年共同投资建立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位于东京神田神保町）。1917年前后，松本还教过十九岁的周恩来，据说松本1918年曾率周恩来等留学生到京都奈良修学旅行，后来还在周恩来回国和到南开上学的问题上提供过参考意见（武田勝彦『松本亀次郎の生涯』早稲田大学出版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中被烧毁，松本投入到救助留学生的工作中，并在一个月后在简易教室中重新开课。1925年，学校并入“日华学会”（后改称“东亚学校”），松本由校长降为教头（后为“名誉教头”），但始终没有离开讲坛。1930年，松本到中国考察教育，对于日本的侵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其著作《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国近現代教育文献資料集』第一卷，佐藤尚子他编，日本図書センタ一）中说，中国的亲日或排日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家的政策与言论影响。他还指出，两国国民不应为一时之政治、经济纷争所惑，而应以广阔之心胸而保持亲近。1935年，他创办了中日两种语言的杂志《日文研究》（刊出六期），由郭沫若题写刊名，鲁迅曾将正冈子规、厨川白村等人的作品译成中文后投稿。

[73] 宫崎寅藏（滔天，1871—1922）生于熊本县。其兄曾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在这些社会活动家的影响下，他决心为遭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亚洲及世界讨回自由与人权。1897年，与孙文结识，为其思想与**所感染，终生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1900年，参加孙文领导的惠州起义但起义失败。后以吟游诗人（“浪曲师”）为业，并出版了自传体《三十三年之梦》。该书描写孙文的部分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民众中广为流传，成为鼓吹革命的有力著述。其穿梭于在日本结识的中国各派革命者之间，为各派合流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也付出了努力。在辛亥革命以前，积极参与筹备同盟会领导的起义并筹措武器。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其去世的前一年也多次访华。此外，他还帮助过菲律宾的独立运动与朝鲜的现代化运动。

[74] 根据外務省『日本と中国「戦略的互恵関係』の構築に向けて』中的数据概括。

[75] 西园寺公一（1906—1993），西园寺公望之孙，战后曾任参议院议员。1985年后客居北京长达十二年。被誉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井上靖（1907—1991），作家，致力于创办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于1980年任会长。1957年以后曾访华二十多次，作品多以中国历史和人物为主题。与巴金等中国文化学者交谊深厚。与创价大学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合作出版了《四季雁书：往复书简》。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学先驱。中日友好协会第一任名誉会长。1914年留学日本，1928年至1937年曾在日本避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1955年，率中国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任校长，该校于2002年授予池田大作“名誉教授”称号。内山完造（1885—1959），1917年曾开办上海内山书店，中日文化界人士常以该书店为场所进行交流。经内山介绍，长谷川如是闲、金子光晴、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武者小路实笃、岩波茂雄、增田涉等人与鲁迅结识。内山还藏匿过受到官宪追查的鲁迅、陶行知和郭沫若等人。1928年曾帮助郭沫若逃亡日本。东京神田的“内山书店”匾额即为郭氏所书。上海内山书店也是鲁迅作品的代理商。内山曾任《鲁迅全集》编辑顾问。战后参加设立日中友好协会（1950年），曾任该协会理事长。1959年访问中国时客死北京，根据其遗嘱葬于上海万国公墓。1981年，上海市民在内山书店旧址建立了纪念碑。许广平（1898—1968），鲁迅的夫人，周海婴之母。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因卷入学校自由化运动而与鲁迅相识。鲁迅去世后，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倾注了心血。日美交战后，于1941年12月15日被抓到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接受了两个多月的审讯。（許広平『暗い夜の記録』安藤彦太郎訳、岩波新書）内山完造曾设法营救许广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并率妇女代表团历访世界各国。1956年，到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1961年，与中国妇女代表团一道访问仙台，参加“鲁迅之碑”（郭沫若题）揭幕仪式。廖承志（1908—1983），中国政治家。生于日本。父亲是孙文的盟友廖仲恺。曾参加长征。为对日外交的重要负责人，自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至其去世，一直担任会长。1954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副团长访日。1962年，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LT贸易备忘录），对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作为“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团长遍访日本各地。1974年，池田大作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曾到北京机场迎接，并结下深厚友谊。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认为“佛教是联结两国人民的桥梁”，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62年，为纪念鉴真入寂一千二百年，决定在与鉴真和尚有因缘关系的大明寺（在江苏省扬州市）建立鉴真纪念堂，于1973年完成。1980年，促使奈良唐招提寺的国宝鉴真像回归故里，实现了在中国的展出。1955年以后，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长期参加在广岛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松村谦三（1883—1971），日本政治家。曾任厚生大臣、农林大臣、文部大臣等。在日本一部分势力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1959年以后先后五次访华。与中国领导层多次举行会谈，并建立了信任，开辟了交流之路。1970年，以八十七岁高龄最后一次访华，是坐着轮椅出发的。高碕达之助（1885—1964），政治家、实业家。电源开发第一任总裁，曾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通产大臣等。1959年，松村谦三曾向周总理举荐高碕达之助，称其为可担当中日友好之人。其实周恩来总理此前曾与高碕达之助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见过面。松村访华归国后力促高碕访华，第二年，高碕率经济界代表团访华。1962年，高碕又作为经济使节团团长访华，与廖承志共同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坊间以两人姓名发音的首字母俗称之为“LT协定”。从此，中日两国开始从事半官半民的大规模贸易，一直持续到邦交正常化。高碕去世五个月前（1963年9月），曾与池田大作会见，说：“我的时间有限。需要新的力量。望你成为日中友好的力量。”“拜托你务必访华。”

[76] 参见第三章第二节。

[77] 横山宏（1921—2001），生于中国辽宁省，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中日战争期间不得已从军，苦于被迫与包括同窗好友在内的所爱的中国人交战，以此为原点毕生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是日本战后社会教育运动的先驱，为创立日本社会教育学会、编辑《社会教育月刊》、成立社会教育推进全国协议会付出了努力，也为公民馆运动、生活记录运动、个人史运动等做出了贡献。1946年从中国回国后曾在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工作，1958年后供职于国立教育研究所。参与编写《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1985年后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受文部省派遣，到中国进行在外研究，此时与顾明远先生相识。1983年至1996年，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友好，多次组织社会教育访华团。曾任1991年成立的“日中教育研究交流会议”代表，该团体在横山先生去世后设立了“纪念横山宏学术鼓励奖”，目前该团体已经发展成为“日中现代教育学会”。横山宏在鲁迅研究方面也很著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持“阅读鲁迅之会”，将顾明远《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译为日文版（『魯迅—その教育思想と実践』同時代社，1983年），并出版了『対訳·魯迅画文選集』（同時代社，二卷）。

[78] 大塚丰，广岛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1951年生，曾在广岛大学、美国乔治·皮博迪教育学院（现并入范德堡大学）研究院等校学习。教育学博士。主要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从事中国等亚洲各国教育与发展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近著有『中国大学入試研究一変貌する国家の人材選抜一』（東信堂，2007年）等，是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日文版的译者，2008年起担任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

[79] 大山定一訳「グーテ格言集」、『グーテ全集11』人文書院、164頁。

[80] 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是2008年5月8日在东京会见的。池田大作先生赞同胡锦涛提倡的“和谐世界”观，并希望为此加强青年交流，池田大作还向胡锦涛表达了祝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的心情。胡锦涛高度评价了池田大作1968年发表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言》及促进两国友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胆识。此前，在198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的胡锦涛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访日时，池田大作在东京《圣教新闻》总社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要为建设两国美好的未来而努力。1998年4月，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不久的胡锦涛与池田在东京会见，共同确认了面向两国的长远友好而进行青年交流的重要性。2007年4月12日，池田大作先生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东京会见，温家宝表示，“创价”思想就是“慈悲”与“创造”，池田大作则表达了为促进民间的真正的心的交流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的决心。胡锦涛和温家宝均属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池田大作与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都曾会见过，与第四代领导集体保持着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