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从悠久的历史视角俯瞰中日两国的教育，特别需要提及的事实是，两国的教育通过经常的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发，共同获得了发展。

4世纪至7世纪，很多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来的渡来人住在日本，他们把武器制造、机器织布、农业生产等先进技术教给了日本人。7世纪至9世纪，日本几度向隋和唐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等使节，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将它们带回日本。这种正式的使节访问也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同行，他们也努力地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遣隋使中最有名的是小野妹子，遣唐使中有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

吉备真备带回了大量的书籍，这些书籍在使中国文化扎根日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阿倍仲麻吕科举及第，在唐朝做了官，最后殁于长安。他与李白、王维等人有深厚的友谊，留下了动人的诗歌。[61]留学僧中则有最澄，他学习天台教义，归国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开祖，人称“传教大师”，声名远播。

另一方面，也并非是遣唐使单方面地去中国学成归来，很多外国人也来到了日本，这一“通道”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唐朝的官员来的不多，但中国的僧人以及菩提仙那等印度僧人也来到了日本[62]。鉴真和尚在他的弟子和其他许多人的陪同下来到日本，传来了戒律，带来了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重要的佛教书籍，还向日本传授了雕刻、草药等知识。

在宋代，日中贸易也非常兴盛，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有许多文物传到日本。后来，虽然有过元朝的两度武力侵略（“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但到了明朝以后交流又频繁起来。特别是17世纪，在明末清初的混乱期，明朝的儒学家朱舜水[63]来到日本——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他与柳川藩士儒者安东省庵、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作为培养日本江户时期儒者的大恩人而受尊敬。日本的朱子学、古学、水户学等众多学派的学者都受其影响，其思想更于两个世纪后酝酿成幕末维新原动力之一的“尊皇攘夷”思想。

顾

正如池田先生所说，从日本历史的发展来看，中日交往是很早的。早在两汉三国时期，中国和日本北九州一带就有交通往来。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日本曾遣使向东汉光武帝朝贡，光武帝以金印相赠。大约于5世纪时，中国的儒学传入日本。不久，佛教和佛教经典通过朝鲜也传入日本。7世纪和8世纪是日本集中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那时正是唐朝鼎盛时期。日本曾四次派遣唐使到中国长安，规模宏大，队伍往往多达五六百人，他们带回中国的经学[64]、史学、历学、数学和各种技术。鉴真和尚六次东渡，终于在他六十六岁第六次东渡时到达日本奈良。这些史实早就在中日两国人民中传诵，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我到过京都、奈良多次，特别是京都，就像是中国的古城，那里的建筑与中国的建筑何其相似！当然也有日本建筑的许多特点。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交流密切的痕迹，从今天的建筑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