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感谢您用简明流畅的语言娓娓描绘出了悠久的中国文化史长卷，指出中国通过与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使文化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化，从而有新的创造，其中也谈到了佛教与儒教的交流史。我作为佛教徒，很赞同您对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变迁所做的深入考察，但我还想以佛教史为主做一点补充。

公元元年前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但与当时中国文化差异很大。佛教是在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中不断变化的。印度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风俗习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也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过程中转变为中国佛教并大放异彩。

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宏大对话是在从梵文经典向汉译经典的翻译中开始的，这两大异质的思想体系之间的规模巨大的翻译成为一种思想的哲学的对话，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产生了格义佛教。[46]从401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以后，真正的佛教传入就开始了，中国人开始准确地理解大乘佛教的“空”、中道论、业论等[47]。在庞大的佛典翻译的基础上，宏大的中国佛教也结出硕果。六朝之后，时至隋唐，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中国佛教即宗派佛教开始形成。众所周知，从印度经丝绸之路、西域传来的印度佛教经典被不断译出，于是开始有了中国佛教的“教相判释”[48]，它建立在中国对经典的比较与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

由是，宗派佛教竞相发展，终于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佛教。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中心，三论宗以《三论》为主。唐代以后，有了以《净土三部经》为中心的净土宗，以《华严经》为中心的华严宗，还有现在禅宗的雏形南禅宗、法相宗、俱舍宗，唐代中期以后，还从印度传来了密宗。所有这些宗派几乎都传入朝鲜半岛，并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培育了日本人的精神土壤。在日本，有圣德太子以后的南都（奈良）六宗，有平安时代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特别是在天台宗这一支，出现了以日莲大圣人为首的镰仓佛教的师祖。

在中国的宗派佛教中发挥了先驱性作用的人当推讲述《法华经》的天台大师智顗。智顗讲述了《法华三大部》[49]，通过这些著作整合了各种佛教思想，并以《法华经》为基础论证了“一念三千”[50]的法门，为一切众生可以平等成佛提供了理论根据，论证了在这个充满生死苦恼的现实世界达到理想境界的可能性，即“生死即涅槃”。这就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现世主义，为在家佛教即居士佛教开了方便之门。

才华横溢的研究者刘继生在以《佛教与儒教的两千年对话》为题的论文中对天台宗和法相宗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佛教中有许多宗派，富于多样性。在诸多的宗派之中，既有天台宗这样历经重重苦难而不断发展的宗派，也有法相宗这种短命的宗派，其原因在于是否积极地与中国的思想进行融合。”[51]他认为，天台宗的《摩诃止观》关注到了人性中的恶，要求我们做严格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说，那些难以获救的人通过自己的修行就够成佛。而法相宗却倡导“五种姓说”[52]，否定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之说。他认为，天台宗与儒教的性善论或者人人可为圣人之说是有相通之处的，而法相宗则固守教义，拒绝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因而衰退了。

正如刘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中心融合了佛教思想，同时又尝试与中国传统的儒教和道教思想相融合。方才顾先生在论及佛教东传时，也指出佛教与儒教的共同点有“佛教劝人为善，中国儒学也总是教育百姓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天台大师智顗在《摩诃止观》中把儒教伦理的源泉“五常”与佛教善的基础“五戒”相对比，指出它们都是使人向善的伦理；佛教是与烦恼和恶业斗争的，是锤炼自我的，是向着善心与善业而促进变革的，是用“十善”和“五戒”来阐述自我磨炼的伦理的。[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