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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先生回顾了日本发展的历史，说明日本是吸收了别国民族的文化，经过选择和改造，创造了独特的日本民族文化。池田先生的论述也支持了我关于文化的传播、选择、发现和创造的理论，我感到十分高兴。日本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胡锦涛同志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讲的“日本人民善于学习、善于创造，勤劳智慧、奋发向上”。我到过贵国二十多次，最长的一次住了四个月，深深体会到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正确。我十分惊叹，贵国能把传统和现代化结合得如此完美。

池田先生讲到日本在历史上受到中国儒学的影响，接受了朱子学等思想，把中国视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向日本学习的呢？中国近代化的许多东西都是向日本学来的。

别的不说，就拿教育来说，中国近代教育发轫于清朝末期传教士办的教会学堂，但第一个新学制却是从贵国引进的，连第一本教育学教材也是由王国维从日本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翻译过来的。[36]清末民初，中国大批留学生涌入贵国，他们带回了许多新思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也得到贵国人民的帮助。日本也可以算作中国近代化的老师。所以，文化总是在交流中、在互相学习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文化因为历史久远，而且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时代就基本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它在东亚的影响比较大。

中国文化也有一个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也是通过多民族文化融合和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史学界对这个过程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期。2006年中国出版了一部由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四位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该书在开篇中就提出：“考察中华文明史，不能脱离世界文明的大格局。”该书认为，中华文明的演进包含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的融合、对外来文明的吸收、雅与俗的互动、以复古为革新等方面。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而且中华文明不仅包括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是多元的，在演进过程中，不是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多元一体的格局最晚在西周[37]就建立起来了。该书指出，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是民族的融合，其次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38]

我在拙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演进做了概括，现在简要地介绍一下。

中国文化的诞生和初始阶段 约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那时在中国大陆上产生了华夏、东夷、南蛮三大文化集团，均属于氏族制度文化。据考古挖掘表明，这个时期的文化在物质方面主要是火的使用和石器、木器、骨器、陶器的制作和使用；在观念方面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那时已经出现了以龙为徽记的图腾画[39]。

周朝宗法制度的确立 许多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由原始的氏族公社制社会逐步转变为贵族奴隶制的宗法制社会。[40]到周代，宗法制度的国家已初步形成，同时产生了一套礼乐制度（后称礼教）。这种礼乐制度后来成了儒学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这是中国从耒耜农业向犁耕农业转化的时期。周朝衰落，诸侯割据，国家未能统一。在经济上，由井田制过渡到名田制。[41]在学术上，诸子蜂起，学派林立，有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家。百家争鸣[42]的时候是互相攻讦，但又互相吸收，其结果是学术思想得到很大的发展。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代，它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儒家主流文化的确立 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始皇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全国实现了文字的统一、货币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所谓“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这对中国文化的建设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灭秦后，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并把儒学改造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从此，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确立下来，绵延了两千多年。

佛教对儒学的冲击 这是中国儒学受到的第一次大的冲击。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43]，魏晋南北朝大动乱时期，因适应当时统治集团的需要，得以广泛传播。本来佛教的思想与儒学不同：佛教主张出世，儒学主张入世；佛教脱离家庭，儒学却以家为根本。[44]但几经冲击，佛教逐渐吸纳儒学的思想，逐渐与中国传统伦理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而佛教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北朝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北方民族纷纷到中原建国，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都提倡“汉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融合。汉民族吸收了许多北方民族的文化，使中国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隋唐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势恢宏的隆盛时代。科举制度确立后，中下层士子可由科举进入仕途，极大地激发了庶族寒士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唐代也是诗歌、绘画创作最活跃的时代。

唐朝通过丝绸之路吸收了许多西方文化的精华。中国的造纸、丝织、火药、冶金技术也传入阿拉伯，然后传入欧洲。隋唐时期中国不仅与西方交往频繁，与东方各国来往也很密切。日本、高丽、安南（越南）都多次派人入唐。可以说，隋唐时期继承魏晋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以更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的恢宏气派，大胆吸收了各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宋明理学的形成 宋明理学是儒释道经过长期斗争后融合的产物。宋朝儒学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革新儒学，创立了理学。理学以“穷理尽性”为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并把汉儒推崇的“三纲五常”等政治伦理道德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但物极必反，宋明理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儒学失去了活力，中国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到东方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技术。它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经过了艰苦曲折的过程，大致经过拒绝、被迫、自觉三个阶段。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遭到了清政府和儒士们的拒绝；鸦片战争中，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直至辛亥革命[45]和“五四运动”，才自觉地要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解体，中国文化走上现代化之路。

中国文化在新旧交替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批判、废除封建旧文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批判旧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保存和弘扬得不够，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破坏严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再一次提出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全社会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现代化建设。

从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是在不断的冲突和融合中发展过来的。每一次冲突和融合，都是文化的选择和创造。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凡是优秀的部分总是要被保留下来，并且通过改造和创新，更加发扬光大；凡是拙劣的部分，就要被抛弃。

我认为，现在中国还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不是恢复到旧的文化，而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一切优秀文化，创造一个新的先进的文化。为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冲破旧的、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和制度；开放就是实行国际化，开展国际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在北京、上海乃至商业发达的小城市都有许多外国人，他们带来了西方文化。这又是一个东西文化大冲突、大交融的时代。我相信，这一定会促进中国文化的再一次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