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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就像池田先生说的那样，六年小学换了六所学校，所以对小学老师的印象已经不深了。

上初中的时候已经是战争后期，沦陷区已较平静，我就进入了南菁中学，那时被改为江苏省立第九中学。虽然学校已被日军轰炸，破烂不堪，但我们的老师还是很好的。幸而学校中有几位好老师，我的青少年时光没有虚度。

我记忆最深的几位老师中，有初中一年级教算术课的章臣顺老师。她讲四则算术常常用图解，如讲“两车对开，时速不同，在一定距离内何时相遇”等此类问题，用图在黑板上画出来，就很容易懂了。

另外一位是教初三平面几何的胡静莲老师，她那时才二十多岁，患有肺结核，但给我们上课时总是精神抖擞，看不出是患有疾病的人。讲几何要画图，她图形画得又准又好，极富艺术性。考试时除普通的考题外，她常常出一些附加的难题，同学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不计在一百分内，做对了另外加分，第一个交卷也能加分，她用这些办法来鼓励我们学数学。我非常喜欢数学课，常常把难题做出来了，而且第一个交卷，因此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可以达到一百多分。不幸的是，在抗战胜利那一年，她因肺结核不治去世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她一直带病为我们上课。出殡那天，虽然天下着雨，但同学们都去为她送行。

我在南菁中学的六年生活中还有一点，就是不死读书，而是参加各种活动，生活极为丰富多彩，没有现在这种高考的竞争压力。我们学数学，不仅学数学知识，还把它当作一门艺术。如学立体几何时要画图，画的图还有阴阳面，大家比谁画的图最漂亮，比谁的作业做得最整齐。记得初中二年级时我弄到一本《芥子园画谱》[42]，于是大家就学起画来；班上有的同学喜欢书法，大家就都练起字来。在初中时我们就成立了足球队，还办墙报。刚才说到到了高中我们成立了曙光文艺社，办起了杂志，关心国事。种种活动锻炼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南菁中学的这种传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提倡的教育理念。

我非常赞成池田先生您说的这句话：“儿童时代正是‘人生的早晨’，此时播下的种子和照射的光会决定整个人生。”这说明老师在儿童成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自己深有体会，后来我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决心当教师，与中学老师对我的教育不无关系。我是在老师的爱护下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当一名教师首先要有爱心。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我坚信的教育信条。我认为，老师对学生的爱是超乎血缘亲子的爱，是一种对民族的爱、对人类未来的爱。反过来，学生对老师的爱、对老师培养的恩情要始终铭记在心。中国有一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43]这句话就是说要把老师当作自己的父亲来看待。

我从儿时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教师的重要性。教师不仅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做人。我经常说，办学校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校舍设备、课程教材、校长教师。而其中教师最为重要。孔子讲学，那时没有校舍，也没有教科书，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一生培养了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贤人，凭的是什么？全凭孔子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中国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校舍设备十分简陋，我在20世纪90年代去那里参观过，只有几间破平房，但培养了像杨振宁等这样的人才。[44]靠什么？主要靠高水平的教师。我儿时的南菁中学校舍也是破旧不堪，设备更是谈不上，不也是培养了许多人才？当然时代不同了，现在缺了校舍设备不行，缺了课程教材不行，但这些硬件都需要教师来掌握和运用。在学校中，教师是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资源。

我很想请教池田先生，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教师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学生的？池田先生的青少年时光是在军国主义时期度过的，后来您是如何背弃了那种教育而走向和平教育之路的？您对教育的大彻大悟是经过了怎样的修行而得到的？我想您的经历一定会给大家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