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识字胡涂始》[64]

本篇作于1935年4月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5月1日《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本文批评文言文的难学难懂。文章写道，孩子们学话是不断地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但等到识字以后，学古文，老师不讲解，只要求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有些能弄懂，但大多数都弄不懂。作者批评有些文人对古文也是似懂非懂，自己是糊涂的，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也糊涂。要把事情说明白，还是要提倡白话文。而白话文也应该“明白如话”。要做到这一点，一是作者要放弃似识非识的字，“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二是要有一部字典。

《“此生或彼生”》[65]

本篇作于1934年6月2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6月30日《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花边文学》。

当时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曾经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并在《申报》上发表文章，举例“此生或彼生”，想说明文言文“明了”“省力”。鲁迅就抓住这句话，说明“此生或彼生”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理解这个学生或那个学生；也可以理解为今生或来世。只有用白话文注解、补足，才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说明文言文反而费力，证明“文言的不中用”。文章巧妙地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奇怪（二）》[6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18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白道，后收入《花边文学》。

尤墨君（1888—1971），江苏吴县（现吴中区）人，当时任杭州师范学校教师。1934年8月5日《新语林》第三期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鲁迅反对这篇文章中禁用“时髦字眼”的提法，认为新名词是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大众语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中学生教育程度比较高，新名词能够给大家拓展知识，他们掌握了新名词，就能够促进大众语的发展。

《门外文谈》[67]

本篇作于1934年8月17日至20日，最初发表于同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本文论述了文字的起源、演变、改革等问题，鲁迅提出了下面一些观点。

第一，字不是一个人创造的，中国的字也不是传说中由仓颉一个人造出来的，是大众创造的。古代结绳而治，原始社会里，大约先有巫，渐渐祭祀、狩猎、战争等事情多起来，就有记住的必要，于是出现了“史”的人物。文字就成了史官的必要工具。

第二，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照《易经》上说，有文字之前是结绳。但结子打多了，就会忘记，所以出现象形图画，中国在甲骨上、铜器上就可以看到“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从这里可以发现和文字相关的线索。鲁迅说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后来逐渐由史官增加，画就多起来。但是，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打开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就离开了关系。形象也逐渐简化，从篆字、隶字到现在的楷书。

第三，古时候言文是不一致的。因为字难写，所以“只好节省些”。文是口语的摘要。

第四，因为言文不一致，文字就成了“特权者的东西”，也就有了“尊严性”“神秘性”，脱离了人民大众。鲁迅认为，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来说，“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

第五，中国有许多“不识字的作家”。如《诗经》就是民间创作而后经文人整理的。民间有许多传说、故事都是不识字的作家创作出来的。

第六，主张文字改革，拉丁化。鲁迅主张要“将文字交给大众”，就要解决难学难写的问题。他主张拉丁化。并论述了拉丁化实施的困难和步骤。

第七，提倡大众语言，提倡白话文。而且提到“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他批评一些读书人看不起大众，认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但也不是说作文越俗就越好，去“迎合大众”。鲁迅认为，不要看不起大众，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

第八，改革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这些智识者“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把自己作为“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点句的难》[6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日5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张沛，后收入《花边文学》。

本文是说明文言文难读难懂。古文都没有标点符号，要想读懂它，先要能断句，但即使主张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人也未必能点得正确，也难以读得懂，说明白话文简明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