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录四十一》[38]

本篇写于1919年，最初发表于《新青年》，后收入《热风》。

文章感叹中国没有改革，而且还有一种人，主张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鲁迅讽刺地说，从前古猴子，不努力变人，所以现在只能变把戏给人看。他希望青年摆脱冷气，不要去听自暴自弃者的话，只是向上走，走自己的路；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待。

鲁迅希望青年走自己的路。他在《无声的中国》演讲中呼吁：“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青年必读书》[39]

本篇写于1925年2月10日，最初发表于同年2月21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1925年1月《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请当时学术界名人开列书单。当时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学界名流开列了一批书单，无非是一些儒家典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民主。所以，鲁迅反对青年读经，他认为儒家经典与实际人生脱离，叫人沉静。他用“少看中国书”来反对当时的读经复古派埋头于国故而不关心社会革新的现象。鲁迅曾经在给徐旭生的信中写道：“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

当然，我们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理解鲁迅“少看中国书”的主张。其实鲁迅自己读过很多古书，他曾说他几乎读过十三经。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一文中曾说：“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们洞知弊端，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用历史的眼光、批判的思维，辩证地对待读古书。鲁迅曾经说过：“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我们读鲁迅的文章，常常发现他用很激烈的语言来批判旧事物，有时甚至感到有点矫枉过正。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一次演讲《无声的中国》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还反对青年导师的说法。有些自认为青年导师的人为青年开了一大堆必读书，未必对青年有用。所以他告诫青年：“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该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鲁迅当时主张“少读中国书”主要是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钻进古书堆里，不关心世事；二是反对一些所谓的导师认为他们误导青年。

《鲁迅译著书目附记》[40]

此文作于1932年4月29日，收入《三闲集》。

台静农于1926年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由未名社出版。但鲁迅认为并不完全，于是自己抄了一张书目，并写了说明。鲁迅在说明中讲述了他对翻译的态度，他是非常认真的，即使校对，也是“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决不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他告诫青年，要“不断（！）努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就以为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要“不断（！）生长起来才好”。在不断后面用了两个惊叹号，可见鲁迅对青年的用心。鲁迅这些话不是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吗？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41]

大约在1928年至1930年，鲁迅好友许寿裳在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以后给鲁迅写信，请他指导许世瑛应该读些什么书。鲁迅即开了这个书单。这个书单摘自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二十三章，1947年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收入《集外集拾遗》。

《“立此存照”（一）》[4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9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晓角，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本文揭露当时大学考试用科举考试策论式的命题来刁难青年，嘲笑青年。

《“立此存照”（七）》[43]

本篇最初发表在1936年10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看《申报》的《儿童专刊》上的一篇文章，竟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非常气愤。严厉地批评该文对孩子的毒害。在当时日本正嚣张地侵略中国的时候，这样教育孩子，真是关乎中国民族的未来。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44]

本篇连同《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文，最初发表在1927年6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后收入《译文序跋集》。

鲁迅在本篇中再一次重申反对青年踱进书斋的主张。并借这篇译文说，书斋生活者应和社会接近，注意“世评”，来改正自己的思想。如果社会是腐败的，就不会同流合污。

《读书杂谈》[45]

本篇是1927年7月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的讲演，最初发表于同年8月18日至20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9期至第181期，后收入《而已集》。

本篇是在知用中学的讲演，谈到对读书的看法。鲁迅认为，读书有两类：一是职业的读书，二是嗜好的读书。他觉得，职业的读书“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为了饭碗。嗜好的读书就不同了，“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只有这种读书，才能有浓厚的兴趣，也才“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因此他认为，在做完应做的功课之后，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与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见鲁迅早就主张通识教育，文理兼容，以提高个人的素养，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提倡的。

鲁迅认为，文学与文章是两回事。文学是研究文章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者是文学家；文章是创作的，做文章的是创作家。

鲁迅认为，读书要自己思索，还要自己观察。看别人的批评文章是可以的，但还要看“本书”（即原著），更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因为“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才能学到真知识。

《读几本书》[4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8日《申报·自由谈》，署名邓当世，后收入《花边文学》。

1934年4月21日《人吉》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了胡雁的《谈读书》一文，搬用叔本华的话“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反对任何一种书，主要反对读外国书。鲁迅此文是批判这种错误的言论。鲁迅认为读死书固然不好，不读书也不好。中国文坛上缺乏好的书，对外国的几本名著也都没有译全，不如日本。但要想批评别人的作品，还是先要读读他的作品，不能盲目地排斥一切外国书。其实，知识是全人类的财富，有头脑、想进步的人一定会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致许寿裳》[47]

本篇写于1919年1月16日。

本篇是鲁迅答老友许寿裳的信，许寿裳来信征求鲁迅意见，他的孩子读什么书为好。鲁迅回答，不必读古书，新书也都不太好，少年可读的书，中国绝少。认为，第一要紧的是“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信中谈到主张白话文，又谈到大学的改革。

《致曹白》[48]

本文是鲁迅于1936年5月8日给青年作家曹白的信，收入《书信集》。

鲁迅在信中说，研究文学，需要懂外文，建议曹白学习外文。而且说，学外文必须坚持，每日不放下，要硬看，第一次看不懂就过几个月再看，慢慢就懂了，像小孩子学话一祥。

《拿来主义》[49]

本篇作于1934年6月4日，最初发表于同年6月7日《中华日报·动向》，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文章论述了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反对“闭关主义”，认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不同于“送来”，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送来”了洋枪大炮。但我们也不要为此而害怕拿来。“送来”是被动的，“拿来”是主动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即使“送来”的也可以要，只要对我们有用。问题在于我们的“挑选”，不必为了保存“国粹”而拒绝外来的事物。为此，“拿来”的主人应该是“新主人”，这人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而且作者还认为，不吸收外来的事物，“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还多处说到，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怕吸收外来事物的，只有不健康的人才害怕外来事物。而且只有吸收各种营养，人才能更加健康。因此，拒绝外来的先进事物是愚蠢的，是会落后的。中国几百年的教训就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等到别人打上门来，又自卑起来。因此中国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自强的精神。所以“拿来主义”的主人应该是新人，而要成为新人，又要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导师》[5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5月15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后收入《华盖集》。

鲁迅一向不喜欢所谓导师，认为青年应该走自己的路。因为当时的所谓导师，不是叫你踱进研究室，就是叫你进入艺术之宫，脱离人生。所以他说，青年何须去找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本文可以和《青年必读书》联系起来理解。

《关于知识阶级》[51]

本篇是鲁迅于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讲演，最初发表于1927年11月上海劳动大学《劳动周刊》第五期，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上海劳动大学是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背景，标榜无政府主义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1927年创办，1933年停办。1927年10月25日，鲁迅应校长易培基的邀请到校讲演。鲁迅在讲演中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大弱点：动摇不定，容易脱离平民；文章四平八稳，面面顾到，胆小怕事；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等。鲁迅认为，“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是要改革，就要与老社会斗争。讲演一再批评中国顽固派的复古、倒退。

《琐记》[5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11月25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后收入《朝花夕拾》。

本文讲述了鲁迅青年时代家乡的人情世故，流言蜚语，决心离开，于是就到南京无需学费的学校去读书。文章详细讲述了他在南京水师学堂的情况，觉得那里“乌烟瘴气”，于是又转学到路矿学堂。在那里他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知道“物竞”“天择”，从此开启了他的思想。进化论一直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

鲁迅在南京学习的两所学堂都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产物，鲁迅描述的学习生活，也可以使读者了解当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的教育的一般情况。

《随便翻翻》[53]

本篇作于1934年11月2日，最初发表于当月《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本篇讲述了鲁迅读书的经验和观点。作者认为，青年不必找什么导师，可以“随便翻翻”。作为消闲的读书，可以广泛一些，虽然“杂”，但可以增加许多知识。好的书、坏的书，都可以翻一翻，多翻了就会有比较，就能比出好坏和真假来。“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和《读书杂谈》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鲁迅主张多读一点书，来丰富自己见识，提升思维辨别能力，提高整体文化素养。

《不应该那么写》[5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6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六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洛，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文章批评当时市场上的一些《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的书，认为看了这样的书是成不了作家的。青年创作时总会想“应该怎样写”，其实应该先知道“不应该那么写”，才会明白“应该怎么写”。要知道“不应该那么写”，最好从知名作家的未成稿或修改稿中去学习。但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本子，鲁迅说，想出一个补救法，就是从“新闻上的记事，拙劣的小说”中去找“不应该那么写”的标本。文章也顺便批评了当时社会上的恶劣的文风。

今天大家都用电脑写作，更看不到大作家是怎么千锤百炼地修改文稿的了。但是确如鲁迅所说的，可以看看报上发表的新闻稿，就能找到“不应该那么写”的标本。有的文章标题文理不通，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生造词语，不知所云。

《致张琴孙》[55]

此文原稿由周作人起草，鲁迅逐句修改、圈断，并批有“致报馆文宜圈断”七字，曾刊于1912年1月19日绍兴《越铎日报》。

张琴孙（1878—1955），名钟源，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县议会议长。

信中建议普及小学教育，认为建设共和要靠公民的文化程度。教育关系到国民前途；讲了绍兴学校的情况，提议组织区学，造福地方。

《致唐弢》[56]

这是鲁迅于1934年7月27日给唐弢写的信。

鲁迅在信中提到，日本翻译的作品很多，但单靠日文是不够的。如要研究苏俄文学，总要懂俄文才好。可以先学日文，同时也学一点俄文。鲁迅认为，学外文，自修的方法不太好，因为没有督促，不如进夜校稳当。此文一是说明研究文学需要学外文；二是学外文要有毅力，要坚持。

《藤野先生》[57]

本篇作于1926年10月1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后收入《朝花夕拾》。

这是一篇描写鲁迅初到日本，在仙台医专生活的情况的散文，同时也是怀念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是日本仙台医专解剖学教师，他为人正直、热诚，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当时中国是弱国，中国留学生常常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文章描写了一次日本同学给鲁迅的一封信，怀疑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预先泄露给他的，他才得到了好成绩。他把这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并在熟识的同学一同责问下，才把事情平息。藤野先生却不是这样，而是细心地帮助鲁迅。开始担心鲁迅听不懂，问他：“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鲁迅回答可以抄一点，但是他不放心，让鲁迅每个星期把讲义送给他看一回。解剖学要画图，有一次藤野先生指着鲁迅讲义上画的下肢的血管，对他和蔼地说：“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解剖实习时藤野先生认为“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担心鲁迅不肯解剖尸体，但鲁迅做了，他说：“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这几次对话，充分反映了藤野先生对鲁迅这位中国留学生的关心。

然而，事情有了变化，第二年上细菌学，休息时放时事电影，看到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日本学生都拍掌欢呼。影片中“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个场面使鲁迅受到很大的刺激。鲁迅决意弃医从文了。他在《呐喊·自序》中写到这一段，他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于是他向藤野先生告别，藤野先生送给他一张相片。鲁迅很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把相片挂在北京寓居的东墙上，而且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鲁迅对藤野先生尊敬、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鲁迅这篇文章是爱国主义和超越民族的师生情谊的结合。文章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同胞麻木不仁的悲哀；同时又表达了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批判。但是文章又鲜明地表达了对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日本老师的无比尊敬。文章充分鲜明地表达了鲁迅的爱憎分明。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58]

本篇作于1936年10月9日，是鲁迅在病中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的两篇杂文之一，最初发表于1937年3月10日《工作与学习丛刊》，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本文充分反映了鲁迅“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鲁迅在日本时曾随章太炎读《说文解字》，对章太炎先生非常敬重。文章讲到，之所以对章太炎先生敬重，是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并为此坐了牢。但是章太炎晚年消沉了，尊孔复古了，鲁迅感到十分惋惜，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并且说，在日本去听先生讲解《说文解字》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但是章太炎晚年“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编刻《章氏丛书》也没有收录他早年革命的文章。鲁迅认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文章表明鲁迅时时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革命者时时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59]

本文作于1934年11月29日，最初发表于1935年6月15日《细流》杂志第五、第六期合刊，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本文是鲁迅应曹靖华之请，为他的父亲曹培元写的碑文。碑文用文言文体，优雅明了，歌颂了在农村任教逾40年的曹培元先生教书育人的事迹。赞扬曹先生“秉性宽厚，立行贞明”，在那动乱的年代，能够专心致志地培养青年，而且“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这是对当时农村教师的一曲颂歌。

《我观北大》[60]

本篇是鲁迅应北大学生之邀于1925年12月13日写成，发表于12月17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后收入《华盖集》。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鲁迅在文中盛赞北大精神，认为：第一，北大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北大是活的，是在生长的，所以“有着希望的前途。”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6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3月广州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纪念册》“论述”栏，后经修改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1927年年初从厦门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战争也是从此地开始。但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广州已经变成后方了。所以鲁迅在开学致语中首先提出，革命尚未成功，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书，学习“孙总理革命的精神”。不是读死书，而是“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他说，孙中山先生总是站在前线的，我们现在在后方，也要时时记得前线。

《致许广平》[62]

这些篇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收入《两地书》。

1926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许广平则到广州，于是有了两地书信往来。鲁迅在《两地书》中，与许广平讨论的都是当时的社会和学校的情况，讲到学风与政治状态、社会情况是相关的，称教育界为清高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是一样的；本来认为厦门大学会好一些，但也一样。

鲁迅写道，对于人生，有两种方法：一是遇到“歧路”，就自己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走下去；二是对于社会的战斗，不要挺身而出，而是伏在战壕中向敌人开几枪。这表达了他对旧势力进行战斗的决心和策略。

《卢梭与胃口》[6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8年1月7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后收入《而已集》。

卢梭（1712—177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思想家。著有《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1762）等，在政治、宗教和教育等方面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爱弥儿》也是一部教育著作，提倡“自然教育论”，从人性是善良的观点出发，提出教育须顺应天性，自然教育。

鲁迅本篇文章主要是批判梁实秋曲解卢梭的顺应天性的自然教育，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反对教育的平等。鲁迅说，按照梁实秋的理论，“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的人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