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各章我们剖析了影响中国教育传统的中外各种文化因素。从这些因素中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是复杂的、多元的。中国教育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文化基础当然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又是引自西方，因此不能说没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而中西两种文化是异质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入侵，对中国来说，开始是被迫的，所以冲突和融合经过了长期的痛苦的过程。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使中国人生活状态变迁，日趋觉悟的是“欧化之输入”，但因为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所以数百年中国扰攘不安的现象，十之八九是由于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他接着说，凡经一次冲突，中国人就受到一次觉悟。直到他作文的“五四”前夕，已经过六个时期：第一期在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人；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后，“西洋武力，震惊中土”，于是出现“洋务西学”之名词，当时争论的是“铁路非铁路问题”“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遂有戊戌之变，新思想有了拓展，由行政制度问题而转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元，“辛亥之役，共和告成”；第六期是“今兹之战役也”，即指民国初期复辟反复辟的斗争。[1]他说：“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2]他怀着疑虑之心说：“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3]他认为，最后之觉悟，“尚难实现”。为什么？因为当时对共和、对立宪，只有少数人觉悟，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他把最后觉悟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并向青年陈述三点：①政治觉悟。要认识到，第一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第二步，“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第三步，“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②伦理的觉悟。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阶级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是誓不两立的，只有废除纲常阶级制才是伦理的觉悟。他把伦理觉悟看作“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这是陈独秀早期的文章，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世界观来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的，而是主张欧化，也即西化，用西方自由、平等、独立的共和政体来取代中国的专制、独裁政体，但他分析中西文化冲突的脉络是很清晰的。中国向西方学习，从态度来讲，经过了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从程度来讲，首先是认识西方的物质文化、火器历法，然后认识西方的制度文化、共和立宪，最后才认识到西方的观念文化——自由、平等、独立。按陈独秀的意见，观念文化是最重要的，即所谓“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但是观念文化的学习是最艰难的，而且不可能像制度文化那样用一种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制度，只能是在冲突中融合。所谓融合，就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创造出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新文化。中国现代新文化走的是这条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走的这条路。

从前面几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当前的教育思想、制度、内容和方法，也即中国现代教育传统，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条件下，继承和改造了历史上的教育传统并在吸收外来教育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大致包含以下一些因素：①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教育的影响，其中包含着优秀的教育思想和封建、陈腐的教育思想；②“五四运动”以来的科学和民主的优秀教育思想；③老解放区的教育传统，包括教育思想和制度，特别是干部教育的思想和制度，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有很大影响；④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西方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的影响；⑤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习苏联教育的影响。当然不能说这些因素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相反，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在冲突中达到融合。这些因素中包含着优秀的教育思想和制度，也包含着陈旧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教育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先进的、优秀的。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教育传统中还残存着不少落后的、陈腐的东西。中国现代教育新传统还不能说已经建立起来，要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新传统，还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不懈努力。

正确对待教育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教育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是它的核心基础，因此，中国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我们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我们不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不如西方文化先进。中国传统文化有落后的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是落后了，但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有优秀的一面，它凝聚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克服天灾人祸、走向胜利的精神。今天，这种民族精神正在鼓舞着13亿人民走向新的时代，走向世界。我们也不赞成民粹主义，我们不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无须向别人学习，不认为一切新鲜事物都是中国“古已有之”，拒绝接受新观念、新经验。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落后即将开始。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就是因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时刻铭记在心。

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专门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第五章第四节论述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宝贵财富。这些优秀的传统都是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宝贵的教育资源，应该大力发扬，做到“古今融合”。但是，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教育中也有消极的、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特别是陈旧的教育价值观、人才观正在阻碍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阻碍着素质教育的推行。人要吐故纳新，文化也要吐故纳新。因此，今天我们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就要实行教育创新，首先要在教育观念上创新，扫除一切阻碍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旧观念。

（一）改变狭隘的教育价值观，树立正确、全面的教育价值观

学校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统治人才，这是古代教育的共同特征。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使教育紧紧依附于它并为它服务，从而形成了狭隘的教育价值观：为等级、专制、集权服务。一句话，为政治服务，或者叫作“学而优则仕”。长期以来，人们把教育简单地视为一种工具。政治家视教育为阶级统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学家视教育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广大家长则把教育视作他们的子女谋取优裕职业的敲门砖。所以有的学者说：“中国教育传统（应为‘传统教育’）中缺乏民主与人权的价值。”[5]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教育都是不能脱离政治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能例外，教育要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但这只是教育的一个社会功能，教育还应该有其他社会职能，例如，教育要为发展社会物质生产服务，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即还有经济的功能和文化的功能。教育更重要的本质特征还在于人的自身发展。也就是说，教育的本体性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因此，要重视教育的本体性，克服教育的工具性。教育具有工具性，但这种工具性是通过育人来实现的，也即教育的工具性是通过教育的本体性来实现的。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人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同时，人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自身得以发展和提高。

（二）改变因循守旧的人才观，树立现代社会的人才观

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经济活动只要求受教育者恪守传统的知识和技艺，守住祖宗家业，而不重视启迪受教育者去开辟新的知识领域，鼓励他们的创新精神。这种人才观与狭隘的教育价值观是相联系的。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要求培养的是听话的奴仆，要求他对主人的绝对服从，不需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也只知道教育自己的子女守家立业，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而不要求他们去开辟新的天地。

封建社会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这些传统观念的残余远没有消灭，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教育。那种用一种模式培养学生，要求学生把书本上的死的知识奉为经典，把老师的讲解奉为权威，而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做法，就是这种因循守旧的人才观的反映。这种人才观当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教育要培养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不断创造新知识，开拓新领域，才能使国家繁荣、民族昌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战胜对手。

陈旧的人才观的另一种表现是认为能出人头地的人才是人才。这也是受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但是在今天这个人才结构多样化、职业发展多元化的时代，只要有社会责任心，勤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就是人才。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党政工作者。”这还是一种概括性的分类，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国际标准分类，则社会职业可分为8大类、83小类、284细类及1 506个职业项目，每个职业项目内还有许多种具体职业，多达上万种。缺了哪一种具体职业，社会都难以运转。当然，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份好的、收入高的、所谓体面的职业。但是，每个人的天赋、能力都有差异，兴趣、爱好、特长也有差异，成长中的机遇也不同，职业自然就会有差别。任何职业只要勤奋好学，都能做出成绩，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而且当今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人已经不可能一辈子固定在一个职业上，也没有哪一个学校能够保证教出适应所有职业的人。学校教育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使学生有较高的素质，学生走向社会再不断学习。一个青年只要肯学习，转变职业的机会是很多的。

现代教育的人才观应该有以下一些特点。

（1）人才的广泛性。当教育还处于少数人享受的时代，社会只有少数人才。现代社会，中等教育几近普及，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受过教育、训练的人才日益增多。

（2）人才的多样性。现代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因此，要改变用一种模式培养人才的传统做法，重视因材施教，人尽其才。社会需要有一般人才，又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现代教育要为不同个性的人创造发展的条件，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3）人才的和谐性。现代社会需要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他们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表达能力、交往能力、组织能力等各种能力，更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以及健康的体魄。

（4）人才的超前性。一方面，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另一方面，人才为社会服务的年限也很长。这两个长期性需要我们用面向未来的眼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人才的培养问题。不能只看到社会在现阶段对人才的需求和规格要求，还要看到社会的未来发展阶段对人才的要求，看到人的潜在能力和他在未来的发展。

（三）克服重学术、轻技术的观念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与人才选拔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习是为了做官，要做官就要参加科举考试。学生寒窗苦读，不接触社会，不接触生产，鄙视一切技艺性的职业和劳动。这种观念至今还有广泛影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不发达，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不能说与这种传统观念没有关系。历来的观念是“学而优则仕”，没有说“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学而优则商”，因此，学习好的学生总是追求上普通高中，上名牌大学，不愿意上职业技术学校。这种观念不改变，职业技术教育就很难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职业技术教育就很难得到发展，结果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得不到提高，必然会阻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科举考试制度的思想影响绝不能低估。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相对于世袭制是一种进步。但是，学校教育重学术轻技术，教学围绕着考试转成了我国教育的传统，从而导致人才培养模式的僵化，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严重阻力。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改革考试制度；另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把培养人才放到更广阔的视野进行，跳出“学而优则仕”的狭隘圈子。

重学术轻技术、追求高学历、追求名牌大学，恐怕是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韩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很高，达到了普及化的标准，但考试竞争仍然很激烈，就是为了追求名牌大学。如果一个有身份的家庭的孩子没有考取名牌大学，父母会觉得很丢面子。西方社会就没有这种观念。孩子将来上什么大学，从事何种工作，这是孩子自己的事，自己的选择，与父母无关，父母至多给予某种忠告，最后的决定在于孩子本人。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父母的观念更科学、更民主，也更先进，值得我们借鉴。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改变，那么，即使教育资源再充足，高等教育再发达，考试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创新精神的匮乏、轻视技术、技术人才的短缺等问题仍然不能解决。

（四）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和教学质量观

教学过程是师生双边互动的过程，但是因循守旧的传统教育把教学变成老师单方面的活动。“老师滔滔地讲，学生静静地听”，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讲就是学习过程。学习要靠大脑的积极活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学习如果不动脑筋思考，知识就不易理解，也不易记忆，更不能迁移。启发式教学和注入式教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老师能不能促进学生的积极思维。注入式教学只重视教学的结果，把现存的知识教给学生；不重视教学的过程，不要求学生思索，更不喜欢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这种教学方式显然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要培养学生的能力，就要把学生放到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并给学生留有自主学习的空间。当前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提倡探究性学习。但是，教师的教学观不转变，课程改革也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什么是高的教学质量？是不是知识越多，考试分数越高，教学质量就越高？现代教育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包括继续学习的能力、表达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组织的能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家布鲁纳就在《教育过程》一书中说过：“我们也许可以把培养优异成绩作为教育的最一般的目标；但是，应该弄清楚培养优异成绩这句话指什么意思，它在这里指的，不仅要教育成绩优良的学生，而且也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6]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学校教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类积累的所有知识教给学生，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教学质量的高低要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来衡量。

全面的教育质量观，就是要贯彻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发展。全面发展并不要求学生门门功课都优秀。这是不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因为人是有差异的。要求学生门门功课都优秀，就必然会抑制他的特殊的兴趣和才能。用这样的标准要求学生，就不能培养出卓越的人才。

（五）克服封闭的学校教育观，树立终身学习的大教育观

过去我们对教育的理解仅限于学校教育，认为教育是给一定年龄阶段（六七岁至二十四五岁）的人提供学习机会。他们从学校里获得足够的知识，可以终身受用不尽。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量呈几何式增加，打破了人们的这种美梦。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学校教育已经不仅指职业前的教育，而且担负着继续教育、转业教育、闲暇教育的任务。现代教育已经把学校教育纳入终身教育的体系，为所有年龄阶段的人提供学习机会。

从教育活动的范围来讲，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过去，受教育必须进学校，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获取知识，特别是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便捷的信息，教育的空间扩大了。

从教育的任务来讲，教育不仅给人们以职业训练，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创造条件，而且要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出贡献。所以，教育事业不只是学校教师的事，还应该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只有树立这种终身教育、全民学习、全时空教育的新观念，我们才能摆脱小生产的观念，把教育放到社会发展的总系统中去考察，给予教育基础性、全局性的战略地位。

正确对待外国的教育思想和经验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是从引进西方教育制度而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渗透着许多西方文化思想。一百多年来，我们接受和吸收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流派；近二十多年来，各种教育思潮更是蜂拥而入。如何鉴别、吸纳西方教育思潮，并使之本土化、内化为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结合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实现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现代化。教育也是这样，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经验，只有和我国的教育传统结合起来，才能有实际效果。同时，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主义。在当今时代，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猖獗，引起了一些东方学者极大的反感，于是产生了狭隘的东方主义思潮。实际上，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都是受殖民文化的影响，东方主义只是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消极抵制，是对自我民族文化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并和我国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实现教育传统的本土化。

关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一直是教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长期探讨的问题。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必然会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融，这种冲突和交融本是互相影响的，但是因为近二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列强利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进来，成了单向的影响。这些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有质的不同，于是要不要接受这些文化，怎样接受，就成为中国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这些文化是外国人用大炮送来的，中国人的心里总是不舒服，但又不能拒之门外，总想变个法儿接受它，于是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论调，或者干脆不承认是西方送来的，而是中国“古已有之”。所以说，东方主义也是受殖民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其实，人类自出现以后总是在交往中发展，这种交往包括迁徙、贸易、战争。当然，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交流是单向的，是殖民者用强权推行他们的文化，并企图消灭本土文化的行为，所以受到被殖民国家和民族的抵制。从感情上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理性上思考，因为怕被殖民化而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有害的。就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批评的那样。鲁迅主张“拿来主义”。鲁迅的拿来主义有几个特点：一是主动去拿，不是等人送来，它区别于“送来主义”，当然，既然送来了，也就不必客气；二是要有选择地拿，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拿腐朽、落后的东西，对送来的东西也一样；三是对拿来的东西要改造，改造成有益的东西。所谓国际化，就是要把别国的东西拿来；所谓本土化，就是拿来以后改造成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文化教育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把国际化、本土化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教育也是这样，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密切关注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教育的现代化。

吸收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制度也需要鉴别和改造，也即本土化。近些年来我们引进了许多新理论，如建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各种企业管理理论等，有些是直接来自教育领域的，有些则是借鉴别的学科的。这些理论无疑丰富了我国的教育理论宝库，但也有些理论在引入时缺乏分析，有的甚至生造了许多新名词，并不能为广大教师所掌握。任何一种理论，只有为广大教师所理解、所掌握，才能成为一种教育力量，形成中国教育的新传统。

实行制度创新，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进行教育创新，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7]这要求我们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优化教育结构，扩大教育资源，充分满足学习化社会人民群众终身学习的需要。

今天有哪些制度阻碍着教育发展？怎样排除这些障碍？如何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终身教育制度？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地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实际工作者和专家的意见，提出政策性的建议。我这里只就个人的意见提出几点可供思考的建议。

（一）要在教育投入体制方面有所创新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教育资源的不足与教育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教育资源的不足表现在量上就是高等教育的学额不足，不能满足广大青年求学的需求；表现在质上就是优质教育的严重不足，出现了从小学就开始为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现象，严重干扰了素质教育的推进。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强调国家继续加大教育的投入。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已经有很大增长，但是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而且至今仍未达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要在20世纪末教育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曾出现过认为义务教育未必免费的错误观念，对这种观念要予以克服。综观世界各国，凡宣布实施义务教育的，无一不是免费的。所谓义务教育（有些国家称“强迫义务教育”），就是说家长有义务送子女入学，国家有义务办学，使全体儿童受到法律规定的教育。有些国家为了普及义务教育，还提供免费的校车接送和午餐服务。如果不免费，如何能够强迫家长送子女入学？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曾经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动员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使我国的义务教育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得到较快的普及。但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在不发达地区更是不可取。自从2000年农村实行费改税以后，农村教育就陷入了困境。国家不得不再一次重申，义务教育的投入是国家的责任，同时实行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但是经费投入仍显不足。那么，国家有没有可能再增加教育的投入呢？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算一笔账：1996年中央财政支出占GDP的11.69%；教育经费占GDP的2.46%，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1.06%。2002年中央财政支出占GDP的21.56%；教育经费占GDP的3.41%，占中央财政支出的16.13%。2002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有所增加，绝对数字当然也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减少了。当然，中央财政支出不同的年份会有不同的投入重点，但如果把教育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再加上教育经费尚未达到原定的计划指标，似应增加投入，而且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常常讲，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但在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似乎不应该再永远顶着这个帽子。

其次要节流开源。节流是指提高办学效益。目前一方面教育资金紧张，另一方面浪费现象也很严重。在同一地区，学校重复建设，资源不能共享；有的中小学建筑追求豪华，不求实用，动辄占几百亩地，如有的中学建有四个网球场，平时基本不用，成了参观的摆设；有的学校建一个校门要花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这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影响到地区的均衡发展，更严重地讲，这是思想上的一种腐蚀，许多地方政府、学校互相攀比，影响极坏。开源就是多种渠道集资。要解放思想，有突破性的新思路，才能走出供需矛盾的困境。第一，进一步扩大民办教育的规模，特别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要鼓励民间办学，政府腾出经费把义务教育办好。当前我国民办学校已有一定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公布以后，民办学校的地位已经明确，但政策还未落实，行为不规范，使得民办学校办学十分艰难。有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总有一种对民办学校不放心的感觉，生怕民办学校办成“贵族学校”，怕他们的寻利行为。实际上，关键在于监督和管理，规范办学行为。政府要像管理公办学校那样对民办学校加强管理，对那些不顾质量、唯利是图的学校加以整治。有了正确的政策和规范管理，就不至于各校各自为政。第二，对薄弱的公办学校进行改制。一方面，吸纳民间资金参与办学，改善办学条件；另一方面，运用民营机制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办学，提高工作效率，杜绝资源浪费。第三，进行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彻底的聘任制。现在这种教师“学校所有制”，把教师固定在一个学校中的做法，不利于教师流动。应该实行彻底的聘任制，以目标责任聘任教师，鼓励教师流动。

（二）实行办学体制的创新

办学体制在当前教育实践中已有许多创新。除早在20年以前就出现的民办学校外，又出现了公办民助学校、民办公助学校、公办学校、改制学校、股份制学校、利用教育券办校、名校办民校、高等学校二级学院等办学形式。这些办学形式都应该试验研究，并规范管理。但是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对当前这种形势还缺乏认识。有的人还持一种过于僵化的看法，似乎办学校只应有非公即民、非民即公两种形式。有没有第三种、第四种形式？如亦公亦民，“混合经济”联合办学的模式？我想是可以试验的。特别是在当今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多种渠道集资办学，就必然形成办学形式的多样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国教育机构已经进入我国开展联合办学。多样形式、多种体制办学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种办学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国教育传统产生重大影响，值得教育界认真研究。

（三）要进一步改变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能，扩大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的职权都有明确的规定，但不够具体，因此在执行的时候，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往往管得过细，从而削弱了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力。从法律上讲，公立学校的举办者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代表政府对学校进行管理，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学校应该有根据社会的需求和自己的能力设置专业、建设课程和聘任教师的权力。但目前除特许的六所大学外，公立高等院校都没有设置专业的自主权。中国如此之大，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全国统一设置专业是不科学的。同时，只有学校有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才能办出特色。在办学自主权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

可以建立一些中介机构，利用社会资源帮助行政部门管理学校，例如，建立教育评估机构、民办学校认证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就可以腾出手来调查研究，为重要的决策做准备，在宏观上指导学校工作。

（四）建立民主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

学校的民主管理是为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使其主动、热情地参与学校管理。学校应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教授会或者教授评议制度；校务委员会中应该有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参加。目前在我国的学校中，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多少发言权。许多学校都建有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但教职工代表大会更多的是关心职工的福利，而对教学、科研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教师。学生和家长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他们有权了解教育服务的情况和质量。很多国家的学校建有家长委员会，我国仅极少数学校有这种组织。同时，家长是学校很好的社会资源，它可以帮助学校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沟通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的联系。

（五）建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教育目标之一是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习型社会就是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它是和终身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终身教育是现代教育最基本的特征。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引用20世纪60年代富勒、马厄、贝雷代、赫钦斯等人的文章，对学习化社会做了描述：“教育已不再是某些杰出人才的特权或某一种特定年龄的规定活动：教育正在日益向着包括整个社会和个人终身的方向发展。”“未来的教育必须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社会的一切部门都从结构上统一起来。这种教育将是普遍的和继续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社会，每个成员都是学习者，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该是学习型组织。

在未来社会，终身教育已经不只是为了变换职业或谋生的需要，而是将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提出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在个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在促进现代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今后，整个一生都是学习的时间，而每一类知识都能影响和丰富其他知识。”

为了满足终身教育的需要，必须构建学习型社会，也就是将学习社会化，社会学习化，整个教育一体化。在学习型社会，全体公民都是教育对象，同时也都是学习的主体，拥有广泛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做到各级各类学校的沟通和衔接，打破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壁垒，允许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的爱好转换专业，学校之间互相承认学分等。当然，转换专业或互相承认学分等需要有一定的规则，按照规则办事。要打破学历主义的壁垒，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结合起来，而且更重视非学历教育、非正规教育。现代社会是重视能力的社会，应该根据学生的能力给他提供各种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束缚在一类学校或一种专业中。这样才能激发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又不至于在高考时挤向普通高校的独木桥。

第二，需要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联合起来，建成社区教育体系。学校教育既是整个社区教育的一部分，又是社区教育的核心。学校要打破围墙，向社会开放办学。学校的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要为社区服务，把学校的影响辐射到社区；同时吸纳社区的各种资源为学校发展服务，做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第三，社会各种企事业单位都要办成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说，各种社会组织都要把组织成员培训和继续学习纳入组织的发展和管理之中，通过学习促进创新，通过创新促进发展。

学习是人类自我超越的一种手段。学习型社会把教育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人们的素质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第1卷6号，1916。

[2]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第1卷6号，1916。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第1卷6号，1916。

[4]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第1卷6号，1916。

[5] 丁钢：《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1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6] ［美］杰罗姆·S.布鲁纳：《教育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7] 江泽民：《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www.moe.gov.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8/moe_28/tnull_5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