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制诞生的准备时期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校的目的是传教。洋务派开办洋学堂，目的是培养一批办洋务的人才，并没有想到要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相反，他们害怕西方文明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建立在中国儒家文化“三纲五常”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能变；西学为用，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洋务派希冀的“自强富国”的手段。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中的器物层面，认为中国不如西方，主要是缺少坚船利炮。但是，甲午一役，摧毁了他们的幻梦。一部分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甲午之役的失败主要不是在器物上。当时我国的北洋水师在装备上、在舰船的吨位上都比日本海军要强，但是为什么还吃败仗呢？关键还在于制度上。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于是发生了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是由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认为仅有西方的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梁启超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学习西方政治的目的是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维新派企图依靠光绪皇帝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

为了变法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猛力批判维护封建政体的伦理道德，批判封建主义教育。针对宋明理学的“穷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教育纲领，康有为指出，从来没有什么天理，而人的自然欲望、血气心知倒是天之所赐，这叫作“天欲而人理”[1]。但是，同时他又把一切维新变法的思想归之为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见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修《春秋》，复周礼，就是改革政体，因此，改革政体，古已有之，今天的改制，不仅不违背古训，反而是遵循圣人遗志，革新图强。

维新派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作为推进政治维新、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则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主张。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 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改革，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书中痛陈八股科举之危害、开办新学之必要，说：“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2]又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3]康有为还亲自在广州办起万木学堂，培养维新人才。黄遵宪、谭嗣同等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可惜维新运动很快就被顽固派击败。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新式学制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个时候的清政府已经穷途末路，外有列强的侵略，国内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清朝统治集团感到已经不可能按照旧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不得不实行所谓“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八股，停止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隋朝建立以来，便成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手段、封建教育的核心。学校教育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因此，八股不废，科举不改，新的教育制度难以产生。在维新派的主张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布上谕，废除八股试帖法取士，改试时务策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发布上谕，“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自此，在中国绵延1 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得以废除。

第二，改书院，建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其中，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社学、义学等，也一律兼习中学、西学。另外又筹建各类专门学堂，如设立农务学堂，蚕桑学堂，铁路、矿务、医学、语言等学堂。

新式学堂的创办，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军事人才、翻译和外交人才，来自西方的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同时也为新学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师范教育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维新派很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办学堂首先要有师资。梁启超在分析洋务派所办学堂成效甚微时指出：“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5]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经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院，为其他各院培养师资，是为我国师范教育之始。

第三，创办京师大学堂。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就倡议创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发布上谕，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着手办理，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教育方针仍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谓“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6]。课程也是“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学生入学后，先习普通学，卒业后再习专门学。1898年11月开学时，学生不足百人。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起，学堂停办。1902年复校，张百熙继任管学大臣，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先设预备科（分政、艺两科）和速成科（包括仕学、师范两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1907年又增设博物品实习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陆续开设经、文、法政、格致、农、工、商七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为以后新学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科举制度是我国从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的文武官吏后备选拔制度，历经1 300年。它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明以后，科举制度逐渐腐败，特别是明成化始行八股文以后，官、禄诱使读书人专攻八股，其害无比。随着现代社会文明学校的兴起，废除科举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皇帝颁诏废除科举。图为废除科举的诏书。

第四，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时期派遣留学生主要是赴欧美诸国，人数不多。“新政”时期主要派赴日留学生，而且人数逐年增多。从单一的官费派遣，变成官费、自费等多种形式并举。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赴日留学生起，到1902年，留日学生增加到500余人，1903年1 300余人，1905年至1906年，更是增至近万人。[7]留学生所学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有学自然科学的，有学社会科学的，还有学军事和师范的。特别是鉴于国内开办学堂的需要，学师范的留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批留学生回国以后，其中的很多人从事教育工作，对我国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壬寅一癸卯学制

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清廷在实施上述“新政”、开办学堂的基础上，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正式推行现代学制，但因种种原因，未及施行。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农历称这两年为壬寅年和癸卯年，因而教育史上称这两次颁布的学制为壬寅—癸卯学制。

壬寅学制颁布以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再加上学制自身存在着不足，未能付诸实施。在张之洞主持下，经过修改，癸卯学制于次年颁布了。学制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通儒院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家庭教育法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19项，主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学制。日本学制纵向为直系，分三等六级，自小学至大学为直系；横向分普通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和各种专门学校，后三类为旁系。癸卯学制与日本学制基本相同。纵向也是三等六级，横向分普通、师范、实业三类。所不同的是，癸卯学制特别重视经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必须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以及《礼记》《周礼》《仪礼》节本，因而小学学制长达九年，每周学习的课时要比日本小学多得多。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之一，创立于1898年。图为京师大学堂校牌。

为什么癸卯学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这与当时中国的整个形势和舆论有关。周谷平在《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做了五方面的解释，我基本上同意她的观点。结合我自己的理解，现将其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曾经遭受过与中国同样的命运。1853年，美国海军侵入日本浦贺湾，迫使日本幕府开港，以后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他们通过明治维新，推倒幕府，建立了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政权，并大力发展教育，引入西学，开启民智，短短几十年就雄踞东亚，跻身列强。因此，无论是清政府中的新洋务派，还是维新改良派人士，都想效法日本，通过教育培育人才，实行维新变法，以求对内挽救王朝，对外抵御强敌。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8]

第二，日本的学制开始也是学习西方的，参照了法国、德国的教育制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摸索，已经走上了日本化的独特道路。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天皇的《教育敕语》，以忠君爱国、发扬“大和魂”的民族精神为根本宗旨，培养“和魂洋才”。这种教育宗旨与中国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不谋而合。因此，他们认为日本是东方学习西方的榜样。

第三，日本教育在经历了西洋化到日本化的历程后，已经对西方教育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经历了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背景相同，过去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因此，中国教育向日本学习，可以减少摸索，少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日本与中国是近邻，文化相近，文字语言也相近，可以节省时间和经费。清政府1898年8月2日的上谕称：“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

第五，中国接触西学，最早是通过传教士，到19世纪晚期，则主要通过日本翻译以后传过来，正如上谕中所说，“且一切西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所以学习日本的教育，从根本上还是学习西方的教育，日本不过是西方教育的二道贩子罢了。

但是，中国的新学制并没有把日本学制改革的精神学到手。中国和日本在学习西方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走的是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虽然西学在日本也经过了改造，具有日本的特色，但其发展方向是与西方现代化相一致的。中国则不然。中国之学习西方的宗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想利用西学的器物来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它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道路。壬寅学制也好，癸卯学制也好，与日本的新学制相比，只能说形式上相似，其指导思想和具体教学内容上有很大差别。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教育宗旨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9]此教育宗旨的核心是忠孝思想，并以此为制定教育政策、教育内容的依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又进一步厘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此宗旨沿用至民国初期。

癸卯学制中虽然没有科举考试，但是科举制度的封建色彩还是十分浓厚。各级学堂毕业生均奖给科举出身，因此，学生读书也还是存在着求资格、求功名的封建心理。

癸卯学制中规定的教育内容，把读经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小学每周读经达12小时，占总课时的1/3以上；中学7小时。从小学到中学毕业，要读完十经。《学务纲要》特别强调读经为立国之本，指出：“若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而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富强之望乎？”[10]

第六，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

以上各点都说明，新学制只是形壳之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是旧的。当然，在课程内容上也设有自然科学知识，但《学务纲要》规定，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反对袭用外国名词。这就使学习自然科学受到很大限制。

壬子一癸丑学制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王朝，同时结束了2 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壬子—癸丑学制就是民国政府对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学校教育制度。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任命蔡元培为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学贯中西，早先出身翰林，旧学根底很深，后又留学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美学、哲学等，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的影响。他担任教育总长以后，立即着手改革教育制度，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为什么叫壬子—癸丑学制？因为1912年9月3日公布学校系统，是年为旧历壬子年，故称壬子学制。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实业学校令》及各种学校规程等。1913年为旧历癸丑年，故合称壬子—癸丑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关于学制系统的文件。内容包括《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等内容，规定教育年限为小学9年，中学5年，高等学堂及大学6～7年。

此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有以下一些变化。

第一，缩短了整个学制的修业年限。癸卯学制从初等小学堂到大学堂需22年。新学制从儿童7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18年。新学制设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系统。其中，普通教育分三段四级：初等教育7年（初等小学4年，男女同校；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4年，男女分校；高等教育6～7年（大学预科3年，本科3～4年；专门学校预科1年，本科3年，医科为4年）。大学毕业后可入大学院，肄业期限不定。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实业教育分设乙种、甲种实业学校，均3年毕业，程度分别相当于高等小学、中学，分农、工、商、商船四类。

第二，壬子—癸丑学制改变了清末的教育宗旨。蔡元培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新的教育方针应是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以取代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明确指出：“忠君与民主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1]经过讨论，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宗旨体现了资产阶级教育关于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

第三，壬子—癸丑学制中中小学废除读经，大学取消经科，加强实业学科和职业教育，禁止使用清朝学部颁布的教科书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精神。

第四，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首先，废除了教育权利上的女性歧视，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除大学不设女校、不招收女生外，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都可以设立女校，反映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思想；其次，取消了清政府为贵族设立的贵胄学堂，废除奖给毕业生科举出身的规定，废除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

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但是革命很不彻底，还遗留着许多旧学制的痕迹。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推翻共和国，复辟封建帝制。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复古教育一直没有停息。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在形式上是消灭了，但其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如果没有彻底的革命，难以消除。

壬戌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施行了10年。1922年11月2日，北洋政府又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是年是旧历壬戌年，故称壬戌学制。为区别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亦称“新学制”。壬戌学制提出改革学制的原则：“一、适应社会进步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规定：初等教育6年，分初、高两级，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中等教育6年，分初、高两级，各3年。初中也可兼设职业科。高中设普通、农业、工业、商业、师范、家事等科。旧制中的甲、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和中学职业科。高等教育4～6年。其中，大学本科4～6年，专门学校3年。大学院为研究之所，年限不定。儿童6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16～18学年。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民国以后颁布的新学制实行了10年又要改革？总结各界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工人和受过职业教育的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但是壬子—癸丑学制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能适应民族工业发展的新形势。如天津南开学校喻鉴曾著文指出：“天津为工商发达之区，实业人才供不应求，今中学分科，或科目太简，或设备不齐，有分科之名，无分科之实者皆是也。南开亦未能脱此弊害……今为多造实业人才计，南开宜采行新制，增设多科者。”[12]顾树森在《对于改革现行学制之意见》中也批评现行学制多正系的学校而少旁系的学校，即都是普通学校，很少职业学校。

第二，学制本身还存在着许多缺陷。例如，学习年限太长，整个学制长达18年，不利于尽快地培养人才；学校阶段之间互不衔接，高小三年级的课程与中学重叠；过分强调中小学的准备性，而丧失其独立性等。早在1915年，就有许多地方学会和学者对现行学制提出尖锐的批评。事实上，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年，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未及广泛讨论，照搬日本学制的痕迹很重。经过几年实践，缺点逐渐暴露，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这次改革。新文化运动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就为教育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个问题尚待我们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第四，欧美的教育思想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的留学生也不再限于日本，因此，参照日本学制的壬子—癸丑学制受到批评，也就不奇怪了。

众所周知，这次学制改革，借鉴、采用的是美国学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六三三”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这个学制一直沿用到1951年的学制改革以前。其实从普通教育系统来讲，“六三三”制至今仍有它的影响。我这里说新学制借鉴、采用了美国学制，是想避免“壬戌学制是否抄袭美国学制”的争论。钱曼倩、金林祥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一书用了一整节来批判“盲目抄袭美国学制”的观点，详细介绍了从1915年各地就开始讨论学制改革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广东省学制系统研究会还认真考察了德、英、美、法、日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制，对每一国家的学制，又分别从组织宗旨、沿革、趋势、社会、科学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其各自的优、缺点。”[13]他们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说盲目抄袭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许多学者都参加了学制改革的讨论，各地提出了许多方案。而且新学制蕴含了我国许多学者的智慧，体现了中国的特点。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也不能否认，经过对各国学制的比较，我们采用了美国的学制。因为壬戌学制的学校系统与美国学制的学校系统是基本相同的，而与德、英、法、日的学校系统大相径庭。其实，20世纪初，美国的学制也正在改革中。因为美国是地方分权制国家，各州的学制都不相同，有“九四”制、“七四”制、“九三”制、“八四”制，多数州为“八四”制，即小学8年、中学4年。1908年，美国教育协会建议小学修业6年，中学修业6年，中学又分初、高中各3年，即“六三三”制。次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城首先实行“六三三”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六三三”制遂和“八四”制成为美国广泛采用的学制。[14]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学制改革借鉴美国的经验，采用他们的学制，也是不奇怪的。

我国的学制建设从模仿日本的学制到借鉴、采用美国的学制，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周谷平在她所著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写道：“中国教育直接以美国为师，这一时期大约从1915年持续到1949年，其中尤以20世纪20年代为**。”[15]她详细分析了中国教育舍弃日本转向学习美国的原因：第一，中国人对日观念的转变。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日益暴露，逼迫中国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了防范和仇视的心态。第二，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后，中国人认为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已不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俨然成了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化身，中国人开始产生崇美的思想。第三，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扩张。美国除继续利用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进行渗透外，还对中国的整个学务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尤其有重大意义的是，美国首先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不仅博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而且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第四，“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当时美国教育界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正是以标榜民主和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并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16]

壬戌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从此开始建立起较为符合国情的现代教育制度，中国教育开始面向现代世界教育，并努力跟上世界教育发展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