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成书于战国后期，普遍认为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儒家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它比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一书要早整整3个世纪。虽然《学记》是我国2 000多年以前的教育论著，但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2 000多年来的中国教育基本上遵循了书中的思想和原则，而且许多思想今天仍然有很现实的意义。虽然它是对先秦教育经验和理论的总结，许多思想理论前面都已涉及，但还是有必要对这部著作单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学记》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学校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教师、学生和师生关系等。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论教育的作用 《学记》首先提到教育的作用：对国家而言，教育可以兴国安民；对个人而言，教育可以使人成为有德有才的君子。“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它认为统治者要想感化人民，必须通过教育。所以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代君王建设国家首先是依靠教育。这是从统治者维护统治、建设国家的角度来说的。对于个人，《学记》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一块好的玉石，如果不经过雕琢，不会成为好的器皿或艺术品；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即儒家的仁礼之道）。这对教育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

描述古代学校制度 《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说明古时候我国已有完整的教育系统。《学记》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也做了详细说明：“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每年按规定的年龄入学，隔一年考查一次。第一年考查对经书析句的能力和学习的兴趣；第三年考查是否学习勤奋和乐于与同学互相切磋；第五年考查是否做到博学多问并与老师讨论；第七年考查能否论说所学的是非和选择朋友。如果都达到了，就叫作“小成”。第九年就要求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叫作“大成”。这里把教育（主要指国学，即大学）分为两个阶段：小成阶段，一般从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大成阶段，再学习二年。[13]

论教学规律 《学记》认为，教师首先要懂得教学规律。“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对学生要诚心，要因材施教，否则就达不到育人的目的。“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导他们学习。“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教师必须了解学生，学生学习的时候往往有四种失误：或者贪多，或者不求进取，学得太少，或者把学习看得太容易，或者遇到困难即停止。每个学生的心思都不同，只有知道了他们的不同，才能扬其长，避其短，所谓“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记》，《礼记》中的一篇，中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专著，全篇1 229字，写作年代约在战国至汉初。《学记》论证了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学校制度、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问题。图为西安碑林《学记》拓片（宋代）。

对于学生来讲，自己也要善于学习。会学习的学生，老师教起来事半功倍；不会学习的学生，老师教起来事倍功半。善学在于思考，产生疑问、善于提问：“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在教学中，善于提问的学生会像砍硬木那祥，先从容易的地方着手，然后再砍节结坚硬的地方，经过长期的努力，就会迎刃而解。教师也要善于回答：“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也就是说，回答学生的问题有如敲钟，轻轻敲一下，钟声就微小，敲得重一点，钟声就洪亮，等待一击一停，抑扬顿挫，就能听到美妙的钟声。譬喻教学，一问一答，然后尽其义理。

学生学习要课内课外结合，随时随地学习。《学记》写道：“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就是说，上学的时候要学习正式的课程，休息的时候也要做非正式的作业。课外不练习好调弦弄曲，课内就不能学好弦琴；课外不学习声律，课内就不能学好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课内就不能掌握礼的要义；课外不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就不会乐于学习正式的课程。

《学记》讲到的这些教学规律不是今天也需要遵循的吗？

重视及时施教的原则 教育要及时，错过了时间，即使学习很勤奋，也难有大的成就，即所谓“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什么叫及时？就是既不晚也不早。及时施教，又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之谓孙”中，陵，解释为超越；节，即程度；孙，指顺序。就是说，不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而进行教学，就叫作合乎顺序。《学记》还专门强**学要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所谓“学不躐等”。在教学之初就要考虑好教学的顺序。

及时施教，既不能超越学生的能力，又要有远见，要注意防患于未然。“禁于未发之谓豫”，在学生不良行为发生之前加以预防。

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是儒家很重视的教育方法，也可以说是教学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学记》总结了儒家教育的经验，也把启发式教学方法放在重要的位置，并且有很大的发展。《学记》没有直接提到“启发”二字，但在短短一千多字的篇幅中多次提到教学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要诱导，不可强迫。其曰：“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这里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前进的道路，而不是硬拉着学生走，这样就能实现师生和谐；二是严格要求，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不是强迫、压制，这样学生就能乐于学习，学得就轻松；三是开启学生心智，启发学生思考，而不是把最终的结论和盘托出，一目了然，这样就能让学生主动思考。能够做到师生和谐，学生乐于学习，善于思考，教师就算得上善于运用“喻”（启发）了。

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和师生关系 教学相长，既可以说是一个教学原则，又可以说是一种师生关系。教学是教与学同时进行的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活动的过程。在这个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师生要互相切磋，互相讨论。学生固然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取知识，教师也可以从学生的质疑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教学技能。这就是“教学相长”。《学记》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原则，写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条教学原则充分说明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关于师生关系，教育理论界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以谁为中心？是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学记》中早就有了正确的答案。教学过程不存在谁为中心，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学生的使命是学习老师的“道”和“业”。但学习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疑惑，产生了疑惑就会感到自己的不足，就要去请教老师。老师要向学生答疑解惑，在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就会感到自己学问之不足，就要进一步学习提高。许多优秀教师难道不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吗？由此不难说明，这个教学原则是符合教学规律的，这种师生关系是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学相长正是今天现代教育要大力提倡的。

《学记》中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许多中国教育史著作都把它作为专章专节来介绍和评述。本节不是专门研究教育史的，所以只择其要者做简要的介绍，以说明它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宝贵遗产，是中国教育传统的重要文化基础。

《学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我国历代教育都把它“奉为法戒”。尽管它的内容自然不免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但它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它是一部不朽的教育著作，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本章主要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这里还应该说明两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绝不限于上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艺术创作、科技发明无不对中国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中国文化也不限于儒家，还应包括道家、佛教，乃至其他各派思想。但是本书在前面已经声明过，由于工程太大，特别是由于笔者学识浅薄，只能把它局限于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是挂一漏万，未能说得全面。二是中国传统教育也是动态的，是发展的，几千年来其内部也有很多变迁。本书介绍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和理论大多是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的，几千年来有很大变化，有发展，也有倒退，但似乎万变不离其宗，直到现代教育制度输入中国，其基本内容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以本书并未做历史的考察。总之，写完这一章以后，笔者的感觉是意犹未尽，遗憾多多。

[1]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7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2]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1 39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 王炳照、阎国华、徐仲林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1卷，263～26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4]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5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5] 《朝花夕拾》，见《鲁迅全集》第2卷，3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39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7]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49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8] 孟宪承、陈学恂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18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9]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1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0] 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1]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13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12] 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21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13] 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1985年版的《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409页，把“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理解为“以后九年要求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并说“经过九年的深造，一般已经是三十岁的成年人了”。这种理解恐怕有误。根据《学记》这一段话，九年应指第九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