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水平的文化形态，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我认为有下列几点。

第一，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创造性。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虽经多次变迁，但绵延不断，至今仍散发出灿烂的光辉，这与它强大的创新力密不可分。从近些年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富于想象，善于创造。1998年，我参观了徐州汉墓，甬道约百米长，一米宽，两米高，两壁的直线丝毫没有误差，计算之精确，为当代专家所惊叹。2000年，我又参观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青铜面具等打造得十分精美，而且富有想象力。这一切都说明，古代中国人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和精湛的技艺。古代的四大发明，更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中国不仅在物质文化上有许多创造，而且在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上也有许多创造。例如，《易经》主张的简易（执简驭繁）、变易（事物变化）、不易（永恒不变）之义；又如，科举制度开创了文官考试制度的先河。儒家文化也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的，宋明理学发展到儒学的顶点。虽然自清朝以来，由于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中国文化一度走向衰落。但自从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找到了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便再一次焕发了青春，中国文化再一次在创新中复兴和发展。

第二，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中国文化具有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有机地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性。从历史上看，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大都逐步走向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部分。正如梁启超所云：“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青于蓝，冰寒于水。”[12]如前面提到的佛教东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佛教产生于印度，却在中国得到保存、发展和弘扬。佛教的教义原本与中国的宗法观念是矛盾的：佛教主张出世，中国文化主张入世；佛教重视来世，中国文化重视现世。佛教的教义与中国文化的忠孝等宗法观念也是不协调的，但经过几百年的改造与吸收，佛教有一部分变成中国式的宗教（如禅宗），另一部分则被吸纳于宋明理学之中。再如，世界历史上许多文化都因异族入侵而中断或消亡，如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的占领而希腊化，因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因阿拉伯人的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中断上千年。中国文化却把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文化纳入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中来。当然，这与文化发展的水平有关。长期以来，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北方民族文化是游牧文化，他们入主中原以后要使游牧文化转变为农业文化，就要学习汉文化。例如，清政权建立以后，为了统一中国，就竭力推行汉文化，要求所有满族大臣要员都学习汉文经典。康熙皇帝还亲自主持编纂了《康熙字典》，乾隆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满族文化完全融于汉文化之中，满文却因没有人读而逐渐消亡，至今已濒临消失的危机。与此同时，汉文化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吸收了许多优秀的营养，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第三，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统合力。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多元文化体系。这些文化虽然所处的地域不同，文化的内容和特点不同，发展的水平层次也有差异，但它们都有足以融为一体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有共同的大传统。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至今仍体现得十分明显。全世界的华人，无论身处何地，都有着极其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产生这种强大的统合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长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有地区的差异，但都处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之下，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同时，这与中国使用统一的文字有密切关系，各地的方言虽有差异，但全国都使用统一的文字。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都使用汉语言文字，有了统一的文字，儒家文化才得以在全国保存通行。在这里，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华大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但各少数民族也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即使占总人口92%的汉族，由于地域的不同，地域文化也有差别。例如，齐鲁文化与岭南文化就有很大的区别。南方和北方的汉族无论在居住条件（包括建筑艺术）还是风俗习惯上都有许多不同。再如，中国有八大菜系，内容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又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形成中国统一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饮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又有统一的基本精神。世界上很少有这样既丰富多彩又基本统一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包容性、统合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才形成如此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也正因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才需要包容和统合，形成一个整体。

第五，中国文化具有世俗性。与西方神学的遗世独立相比，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入世精神。孔子在《论语》中就有一些关于鬼神的论述，如“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孔子对鬼神虽未否定但也未肯定的思想，对中国后来形成无神论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影响。同时，作为中国文化主导思想的儒家思想提倡一种入世精神，它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与西方浓厚的主张原罪思想的宗教文化不同，与佛教重视来世的文化也迥然不同。

这些基本特征使得中国文化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且得到不断发展和提升。

[1] 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目录3～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1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1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2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128～1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7]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9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8]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29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9]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9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0]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23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7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7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